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多域操作

提 要：Panther & Thornburg的场境理论认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解中存在转喻思维，Ruiz de Mendoza & Díez提出“Whats X doing Y?”存在双转喻。本文集中讨论间接言语行为中转喻的多域操作问题，认为Ruiz de Mendoza所讨论的矩阵域是一种多域操作的情况，还有其它两种形式的多域操作，即多个源域一个目的域和一个源域多个目的域。本文分析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操作作更为深入的研究，还在于将转喻操作过程中，认知背景、现时语境和个人语用因素的影响作用也考虑其中。

关键词：转喻多域操作；间接言语行为；语力矩阵域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09)03-0040-4

Matrix Domain of Metonymy in Indirect Speech Acts

Chen Xiang-la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 China）

According to Scenario Theory (Panther & Thornburg 1998), metonymic thinking exists in the meaning attaining of indirect speech acts.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argue that there exists metonymic thinking in“Whats X doing Y?” construction. In this paper focus is laid on indirect speech act and its matrix domain operation. We argue that there are other two kinds of matrix domain operations in indirect speech act besides the one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mentioned: One kind is about multiple source domains with one target domain, the other kind is about one source domain with multiple target domains. In this paper it is believed that cognitive background knowledge, immediate situation and individual pragmatic factors influence the metonymic operation.

Key words：multi-domain metonymic operations; Indirect Speech Act; Illocutionary Force Matrix Domain (IFMD)

1 引言

场境理论（ScenarioTheory）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Thornburg & Panther （1997）和Panther & Thornburg （1998）为代表。该理论的出现标志着转喻研究从概念指称范围扩展到言语行为领域，场境理论的核心是用转喻思维来解释间接言语行为的意义获得。对转喻、转喻思维和汉语中的借代之间的关系需要理清一下。认知领域中的转喻实际上指的是转喻思维。

对转喻思维的操作域问题，目前大多数认知语言学家坚持两域的观点（Barcelona 2000， Dirven & P塺ings 2002， Lakoff 1987， Langacker 2000， Panther & Radden 1999，Panther & Thornburg 1998，1999，2003，2004； Radden & K塿ecses 1999， Ruiz de Mendoza 2005, 2006)。但有些转喻问题两域观难以给予解释。Ruiz de Mendoza & Otal (2002)认为转喻有时一次映射不能完成，存在两次映射现象，并用矩阵域（matrix domain）给予解释。在Ruiz de Mendoza & Otal (2002)矩阵域观和 Panther & Thornburg（1998）场境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集中探讨间接言语行为转喻多域操作的问题。

2 Ruiz de Mendoza 转喻两次映射观

Ruiz de Mendoza & Otal（2002）对双转喻的分析如下。

① a.I want to buy an apartment in Wall Street (= the place).

b.Wall Street (= the institution) will never lose its well-deserved prestige.

c.Wall Street (= the people in the institution) is in panic.

在例①a中，“华尔街”指代的是处于纽约曼哈顿南部的一条街道，属非比喻性用法。在例①b中，“华尔街”转喻地表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这是“地点代机构”转喻（place for institution），Ruiz de Mendoza 称其为目的域在源域中的转喻（target-in-source），因为金融机构坐落在华尔街，这是我们对于这条街知识域中非常显著的子域。在例①c中，出现了二次转喻映射。第一次映射的目的域是机构，第二次转喻映射的目的域为那里工作的人，形成“地点代机构代人”转喻。

② His sister heads (= carries out the action of leading) the policy unit.

在例②中，“head”转喻地指管理或统治行为。Ruiz de Mendoza & Otal 认为作为身体一部分的“head”与其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相反，它需要通过两个转喻映射充分展示。

(Ruiz de Mendoza & Otal 2002)

如上图第一个转喻的目的域是第二个转喻的源域。通过认知域扩展的双重过程，第一个转喻head的角色以及第二个转喻中行为的施事者leader都被突显出来， Ruiz de Mendoza称最大的域为矩阵域。

3 汉语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多域操作

汉语中转喻映射也有不止一次的情况（陈香兰2008），转喻多域操作在间接言语行为中最为突出。

① 甲: 小王快要答辩了吧?

乙: 他在北图查资料。

按照场境理论，间接言语行为“他在北图查资料”转喻地激活整体写论文认知域，可能间接地表示“他正在写论文”，也可能间接地表示“他准备写论文”或“他还没有完成”等。 “他在北图查资料”为整个事件域的前部分，在此用间接言语行为的前部分转喻地表达潜在的多个含义，典型地用部分来指代整体。

说话者为何选择事件域的前部分“他在北图查资料”来激活整个事件域，而不用直接表达呢？我们认为这是由说话者的语用意图来决定的，这一点在场境理论中并没有给予讨论。说话者出于礼貌或面子，不好意思说“他还没写完论文”，或者不好意思说“他刚准备写”，所以采用一种间接表达方式，这说明语用因素在话语选择中起作用。语用因素在推理中的作用，在语用学领域已有大量研究，但在认知领域一直没被重视。

本文认为转喻思维作为人类普遍的认知方式，是思维的一部分，并且受认知背景、现时语境和个人语用因素的引导和控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着转喻思维过程。认知背景指存储在长期记忆中已概念化的知识结构，认知背景与现时语境相结合形成认知语境。认知背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知背景虽然已概念化，但它随着现时语境的认知化而改变，现时语境如果和认知背景相一致，那么已概念化的认知背景就得到加强，但现时语境也有与认知背景相反或部分不相一致的情况，认知背景会随之发生变化。现时语境指话语进行时的客观情景。但并不是所有的客观情景与推理有关系，只有那些引起人注意并进入认知领域的现时语境才对推理产生作用。个人语用因素指人的心理、个性和意图等方面的因素。话语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其心理、个性和意图无疑影响着思维推理。

观察上例中转喻映射涉及的目的域，从源域“他在北图查资料”到目的域涉及并非一个认知域，而是多个认知域。每一个间接表达就是场境事件域的一个次域。这些次域组成矩阵域。目的域的不确定应该是说话者的策略所致。而整个间接言语行为的操作在矩阵域中进行。

4 转喻矩阵域操作的另外两种情况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谈到的矩阵域为一次转喻映射不能完成，而又需要继续映射一次的矩阵域操作。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矩阵域情况。第一种，由于语言策略，映射方向的不确定使得转域映射涉及多个认知域。例如：

① Washington has started negotiating with Moscow.

例①中Washington和Moscow在句中为转喻用法，我们以Washington为例，Washington可能转喻地指“国家”、“政府”，属于“源域在目的域”中的转喻；Washington也可能转喻地指“发言人”或“总统本人”，属于“目的域在源域”中的转喻。这两种情况的激活方向相反。在这个转喻中，转喻的目的域有不止一个的选择，而且这些可选目的域“国家”、 “政府”、“总统”或“发言人”和源域Washington处于同一个矩阵域中，构成一个矩阵域。这是一个源域多个目的域的矩阵域操作。另一种情况属于多个源域指向同一个目的域。在同一间接言语行为事件域中，用不同的次域指向同一个目的域，但间接言语行为的不同次域在代替整个行为矩阵域时的力度是有差异的，有的部分代替整个行为矩阵域的力度较大，有的较小。我们把能体现言语行为次域语力的矩阵域称为言语行为语力矩阵域。

例如曹禺《雷雨》中周萍与丫鬟四凤决定离家出走，准备一起生活，遭到四凤母亲强烈反对，因为周萍也是四凤母亲所生，但周萍和四凤并不知道两人是兄妹关系这一实情。而四凤此时已经怀孕，开始她不想对她母亲说这件事。四凤在请求她母亲同意他们离家一起生活的决定时，采用间接言语方式。

② 四凤：（低头，不得已紧握着鲁妈的手）妈，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鲁妈：（忍不住） 你们不能在一块！ （站起） 不，不成！

四凤：（死命地退缩） 妈，您不能这样做。

鲁妈：不，不成！（呆滞地，单调地） 走，走。

四凤：（哀求）妈，您愿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你的面前么？

鲁妈：（不得已，严厉地） 走！（向四凤）凤儿， 你听着，我情愿没有你，我不能叫你跟他在一块儿。 ——走吧（立刻拉住四凤，向门口走）

四凤：啊，妈妈！ （晕倒在母亲怀里）

鲁妈：（抱着四凤）我苦命的孩子， 你——

周萍：（急）她晕过去了。

鲁妈：（拿凉水灌四凤）凤儿，好孩子，你回来，你回来。——我的苦命的孩子。

四凤：（口渐张，眼睁开，喘出一口气）啊，妈！

鲁妈：（安慰她）孩子，你不要怪妈心狠，妈的苦说不出。

四凤：（叹出一口气）妈！

鲁妈：什么？凤儿。

四凤：（向周萍）我，我不能不告诉你，萍！

周萍：凤，你好点了没有？

四凤：萍，我，总是瞒着你，（乞怜地望着鲁妈）也不肯告诉您。妈，您——

鲁妈：什么，孩子，快说。

四凤：（抽咽）我，我——（放胆）我跟他现在已经有……（大哭）

四凤开始一直用间接表达。在具体语境下，每一个间接请求都可转喻地激活整体认知域。所有这些请求组成一个请求事件矩阵域。次域与矩阵域核心思想的距离关系因间接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在转喻事件矩阵域中， 目的域为“（我已经怀孕）请您一定让我们离家一起生活”，次域如下：

1）“妈，我只好先离开您了。”

2）“（死命地退缩） 妈，您不能这样做。”

3）“（哀求）妈，您愿您的女儿急得要死在你的面前么？”

4）“啊，妈妈！ （晕倒在母亲怀里）”

5）“（口渐张，眼睁开，喘出一口气）啊，妈！”

6）“（叹出一口气）妈！”

7）“（抽咽）我，我——（放胆）我跟他现在已经有……（大哭）”

可以看出，四凤由于难以向她母亲说出她和周萍的私情，采用间接表达，开始使用概念上离矩阵域核心较远的语句，但由于听话人无法理解说话人选择的转喻连接力度较弱的指向语句，这就迫使说话人改用概念上距核心较近的语句，使听话人能正确推出交际意图。矩阵域中次域离矩阵域核心越近，理解越省力。这些次域之间虽无直接的转喻关系，但次域之间在整个事件推理中存在递进关系，形成一个递进转喻推理链，这个转喻链与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的双转喻有所不同。Ruiz de Mendoza的双转喻的结构特点是一个转喻目的域为另一个转喻的源域，而我们观察到该例中的矩阵域特点是：在同一事件中用不同的间接言语行为次域激活相同的目的域，这样，整体事件形成多域操作。在该请求言语行为矩阵域中，次域1，2，3，4，5，6，7都属于矩阵域的前部分，但这些次域与矩阵域核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随着话语展开， 次域和矩阵域核心的距离越来越近，次域之间的语力不同，我们称为语力矩阵域，如图6（图中用1，2，3象征性地代替次域语力顺序）。

在请求言语行为矩阵域中，每个次域与整体的关系体现着部分—整体的转喻关系。选择多大间接程度的表达是由认知背景、现时语境和个人因素决定的。四凤自己是丫鬟身份，居然和少爷发生关系而怀孕，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接受，即使对自己的母亲，她也难说得出口，这是话语选择的认知背景，这样的认知背景决定了四凤选用间接表达方式。现时语境的作用表现在，此对话的现时语境为四风已怀孕，她想离家出去和周萍一起生活，而母亲死活不从。个人因素表现为四凤决意要和周萍一起出走。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四凤采用一个比一个请求程度高的间接言语行为，最后，在无法达到交际目的情况下，只好把怀孕的事实说出。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次域选择的不同间接度，形成从间接到直接一步步逼近的转喻链。

5 结论

Ruiz de Mendoza & Díez（2001）提出有些转喻有两次映射现象，但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多域操作并没有很多的关注。本文首次对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思维操作的多样性作了探讨。通过许多实例分析（陈香兰2008），观察到矩阵域其操作空间更为合理，而且发现间接言语行为转喻多域操作有不同的类型，称为转喻操作的多样性或变体形式。本文的研究只是个开头，许多问题比如言语行为转换是否可以找到转喻思维，其规律是什么，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陈香兰. 转喻矩阵域观［J］.外国语,2008（2）.

Barcelona, A.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C］.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Dirven, R. & P塺ings, R.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C］.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2.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Langacker, R. A Dynamic Usage-basked Model［A］. In M. Barlow and S. Kemmer(eds.).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C］.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2000.

Panther, K-U. & Radden, G.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anther, K-U & Thornburg, L.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Inferencing in Convers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 1998（2）.

Panther, K-U. & Thornburg, L. The Potentiality for Actuality Metonymy in English and Hungarian［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

Panther, K-U & Thornburg, L.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Panther, K-U. & Thornburg, L. The Role of Conceptual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A］. http://www.metaphorik.de/Journal/, 2004.

Radden, G. & K塿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 In K-U.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rght［C］.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jamins, 1999.

Ruiz de Mendoza Ibá媏z, Francisco J. Construing Meaning Through Conceptual Mappings［A］. In P. Fuertes (ed.). Lenguay Sociedad: Aportaciones Recientes en Lingüística Cognitiva, Lingüística del Corpus, Lenguajes de Especialidad y Lenguas en Contacto［C］. Valladolid: University of Valladolid Press, 2005.

Ruiz de Mendoza Ibá媏z, Francisco J. High-level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Meaning Construction［A］. In Radden et al. (eds.). Constructing Meaning［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6.

Ruiz de Mendoza Ibá媏z, Francisco J. & Díez Velasco, O. High-level Metonymy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J］. Atlantis, 2001.

Ruiz de Mendoza Francisco Francisco J. & Otal, J. L.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M］. Albolote, Granada: Comares, 2002.

Thornburg,L. & Panther,K-U. Speech Act Metonymies［A］. In Liebert, Wolf-Andreas. Redeker,Gisela. &Waugh;, Linda. (eds.).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7.

收稿日期：2008-09-29

【责任编辑 王松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