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背书

刘　阳

转眼间，《这个世界会好吗》已经成了3年前的旧版书。常常，只有在谈论一本旧书的时候，人才有从容不迫的享受感，好像对着老友边泡茶边闲聊几句，语颇散漫，却无应酬。

作为访谈录，这书其实并不像封面老人的表情那样严肃，它很活泼，比梁老的那些个代表作好读得多。梁对一干风云人物的点评：晏阳初缺乏哲学头脑、看得浅；胡适很聪明，但头脑也是粗浅的；老蒋自私、不守信，坏得很，最大的贡献就是造成了共产党的成功；康有为写文章造假、贪便宜，借别人的名画欣赏完了却不还；段祺瑞人很正；冯友兰好像是儒家，其实有点随风转舵、玩世不恭，还写诗词送给江青；最伟大的中国人是毛泽东等等。如果当事人都还健在，任选上述一段话，都可以爆炒成年度热门话题；即便是当作名人八卦放在博客上，也能赚个几万点击。

梁自觉对孔子懂得比朱熹还多一些，归身于陆王门下，对王阳明极其推崇，但不知为何对陆象山却未置一语。阳明引佛，多做批驳，因为年轻时曾淫浸其中，出佛入儒，所以才要格外点出可批处。而梁漱溟一直沉浸佛学之中，自言受益甚多，认为熊十力批佛是在“胡闹”。

“就阳明的生命来说，他已经不是普通人了……我现在还是一个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我实际的生活，是希望跟王阳明走”，按梁对自己一生成绩的总结，一是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一是对近几十年政治的影响，也的确是王阳明的路子——既著书立说，又事功封侯。

谈到政治，梁漱溟给出了两个预言。一、苏联出现共产党、共产主义是一个变态，因为它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变态往下走，“会要起变化，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来的时候”。二、“恐怕台湾会要归回中国的，可是中国绝不会伸手改造，恐怕会尽量尊重台湾民情”。梁是在1980年说这番话的，苏联解体已经应验一而邓小平1981年8月提出了“一国两制”。

梁漱溟自认是个“乐天派”，1980年的现实的确让他看到了些许希望：“中国当局也还虚心……华主席啊，邓小平啊，都从国务院退出去，退到党内的政治局，国务院的事情给个新人来担任总理，姓赵的，赵紫阳……他们党内大家很合作，很实事求是，没有争权夺利，这都是很好”。“现在不是有两个口号，一个叫民主，一个叫法制……在工厂里头车间主任可以公推民选，从前都是党兼啊……农民方面也在往这个方向走了口这个民主就不是完全空话了，不完全是个口号了”。

梁深感佩服的还有如下人选：章士钊、章太炎、梁启超、马一浮、林宰平、伍庸伯。梁的背书想必可信，毕竟，这些推崇的话不是眼下时髦的明星代言。

然而以上桥段，机智也好睿智也好，大抵不是什么新的兴趣点。我觉得格外有意思的倒是很不经意的这一段——本来想出家做和尚的梁，被蔡元培拉进了北大，和知识分子在一起之后，好胜心起来了，“这个好胜的心是从身体来的……就容易有两性的问题……身体问题来了，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呵呵。

观点并不如何深奥，却很坦率，不别开只眼是看不到这一层的：知识上、智力上的好胜心来自肉体的情欲。中国的知识人。彼此好胜倾轧不可谓少，以卫道士自居的假道学也就甚多。既然同在欲中，情欲是排他的，所以自信满满、骄傲地证明自己正确的同时，屡屡踩低旁人也就并不令人意外了。由此深思，历史中泥沙俱下的污浊岂不透亮许多?梁认为，“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至于办法，他相信只有依靠孟子的“人性善”，因为除了人之外，还有什么可信?如果此时梁提到佛教，倒比相信孟子更可靠些。由此或可见，佛教对中国知识人其实是佛学，而非信仰。

圣保罗说，“我是功克己身，叫身服我”，又说，“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对人性认识的深刻与警醒，令人动容。靠着彼岸之光，才能照亮此世的撕扯与沉溺，脱离分裂的状态，而绝不是信靠人自身的东西。

梁毕竟有见识。他坦陈，他原本对罗素的三分法不理解，认为用二分法分析人就足够了——一个理智、一个本能，“我对他这个灵性不太懂”，后来才体会到“宗教单用理智来说，说不了用本能也说不了，宗教道德高于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灵性”。

中西的差异，就此深入下去，或许能出现有价值的交流，梁在门口一晃悠，却转而同意怪才辜鸿铭的观点：“你们外国人……以前离不开教会，宗教教训你们，管束你们，后来呢……国家的军队镇压、统治。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就是他自己喜欢和平、安静的老百姓。”

其实今天，许多中国人的自我想象和外向视角，都还没跳出这个圈圈。辜鸿铭用“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论证一夫多妻颇可解颐，拿这个套路作中西文化的比较，戏言终究难有真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