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说车赠杨诲之》看枊宗元的个性设计

赵新国

摘要：柳宗元从小资质聪明过人，特殊的家庭环境造就了他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被贬后。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张扬的个性开始转为内化。由当年的血气之勇走向了智慧成熟。走向了恭宽谦退。但由于他刚健心性的根深蒂固。仍然没能实现他自己所设计的“方中圆外”的理想个性，所以仍然写出了大量揭露现实、抨击政敌的诗文。

关键词：柳宗元；个性发展；方中圆外；纯钢纯强

中图分类号：1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143-03

柳宗元的祖先——河东柳氏家族，是我国北方一支实力很强的门阀士族。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楷的兄弟柳亨累受驾部郎中，受到李渊的爱重，娶李渊的外孙女为妻，三迁至左卫中郎将，后拜太常卿，检校歧州刺史。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贲曾做高宗李治朝的宰相。一直到柳宗元的父亲柳镇，虽然没在朝廷封侯拜相。但他凭自己的军功授任正七品京衔。柳氏家族往昔的荣耀给柳宗元带来了一些显得虚幻的自豪感，今昔对比却更使他滋生出对现实中的“卑微”地位的自觉以及对社会遭遇不平的感触。柳宗元一出生，柳家就把光耀柳氏家族的重任寄希望于他的身上。柳宗元积极求举人仕就是想在他这一代恢复柳氏家族过去的荣耀。并为朝廷建功立业。柳氏家族从显赫到衰落的历史似乎就决定了柳宗元的个性及其发展变化。

一、锐意直行、势不可挡的个性

柳宗元资质聪明过人，受其母亲卢氏的教育与影响，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甚至经济学、医学，他都作过研究，经、史、子、集无不通晓，特别是儒学思想对他影响最大，少年时代就已在文坛暂露头角。从他的骨子里就已透露出一种锐意直行、势不可挡的自傲气势。

青年柳宗元心性激切、峻直，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先讲柳父“不能媚权贵”的性格特点，后介绍柳宗元：“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这里说的都是表扬子厚的话，但“精锐”、“隽杰廉悍”、“踔厉风发”等词语已透露出一股锐意直行、势不可挡的气势，而“率常屈其座人”，更隐然含有某种露才扬己、得理不让人的自傲成分。

这是一种内外皆方，棱角分明，见事风生，敢作敢为的性格。也是一种剑走偏锋，不能摧折，极易得罪人而疏于自我保护的个性。

如果柳宗元只是一位学者或诗人，那么，其性格刚直激切些并无大碍，有时还可能会赢得朴拙古直的美名；但柳宗元却并不安于做学者或诗人，他要以这样的性格去从政，而且从的是一般老辣政治家都望而生畏的革弊图新之政，这就不能不出问题了。从另一方面看。年仅三十出头，得到提拔，并能在权力中心运筹帷幄，发号施令，这不能不使其原已激切的性格越发激切，并极易由此滑向简单、轻率一途。“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日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性格过于张扬，易流于浮躁、轻率、鲁莽，常将事情简单化，自身又疏于防范。一面是自己的简单轻率，一面是对手的阴险狡诈，两种因素舍在一起，“名益恶。势益险”，被贬永州、再贬柳州并病死于任上也就势所必然了。

二、“方中圆外”的性格转变设计

与贬谪之前刚直激烈、元所避忌而又显得严谨不足、孟浪有余的性格相比，柳宗元被贬之后。性格明显发生了内向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他对“革新运动失败的沉重反思和教训总结中，意识到这种性格不适宜在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足，开始自觉抑志敛性”。其《佩韦赋》、《解祟赋》、《送从弟谋归江陵序》、《答问》等作品，可以找到这一答案。在《佩韦赋》中，柳宗元以柔软的韦(皮绳)作为约束自己刚烈心性的标志，声言：“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去其“纯刚纯强”。以求“刚以柔通”。在《解祟赋》中，他更借卜筮之言告诫自己“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表示要“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这是柳宗元久经生命沉沦之后对人生的全部解悟，也是残酷现实给予他带着嘲弄的赐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打击下，柳宗元不得不在主观上慎重考虑自我性格与社会现实的适应问题。

细读柳集之书信，特别是写给其妻弟杨诲之的几封书信可以发现：柳宗元被贬之后的自我性格的转变。

元和四年，杨凭自京兆伊贬临贺尉，诲之随行，道经永州与柳宗元相见。次年，柳宗元作《说车赠杨诲之》，以“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故能“任重而行于世”的车为喻，谆谆劝勉诲之应像车箱那样恢弘气量，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地。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其后又作《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再三重申“方中圆外”之旨。“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吾故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车说》，可详观之。车之说，其有益乎行于世也。”从柳子给杨诲之写信的初衷看，是以一个经受过重大变故、有着颇多教训的过来人的身份，对自己这位年轻有才但性格倔强与世异立的内弟说几句家庭内部的劝勉话、贴己话，希望他能够既方其中亦圆其外。以避免自己当年的失误。然而，杨诲之对柳宗元的意见却大不以为然，将其“方中圆外”之旨视为“柔外刚中”。声言：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罗、终军为榜样，欲为阮成、嵇康之所为。要言之，杨诲之既将柳宗元“方其中圆其外”的主张视为混世和俗，又认为这一主张有违圣教。于是，柳子与他这位年青的妻弟间的这场论争也就自然地展开了。

柳宗元事先未曾料到对妻弟的劝勉超出家庭范围，对这种劝勉，诲之可听可不听，他也未必强人所难。但年未二十的诲之却偏偏较起真来，写信加以反驳，并给宗元安上了一个教人学佞、有违圣教的罪名。从两人往来的书信可以看出：其一，今日的柳宗元，固然早已超越了昔日的自我，但今日的杨诲之，在性格上却酷类昔日的柳宗元，其激切程度似还过之，欲使二者跨越时间、阅历的鸿沟而进行相互理解的交流，是困难的。其二，杨诲之的心性与多数唐人以进取为主的心态是相通的。柳宗元则不同，从“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到“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咽，其间经历了何等大的落差!这种落差，不能不导致其心性上迥异于一般唐人的巨大变化——自觉压抑性格中的刚、方因此而向柔、圆一面过渡：其三，柳宗元以“说车”喻为人

处世，用心可谓良苦。这正好就是柳宗元被贬后个性的大改变，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说妻弟，免得妻弟重蹈他的覆辙。

对于杨诲之的误解和发难，柳宗元给予了非常的重视，因为他知道：这场争论，已超出了亲属的范围，而带有了道德人品之辩的意味。一方面如果不予认真回答，不仅会贻误杨诲之，而且会导致结果与初衷的背离，使自己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柳宗元再三给杨诲之书信陈述理由，同样可以看出柳子个性的收敛，一改过去的“锐意直行，急切俊直”而为“外圆中方”，时势所然，有何奈何?

细考《说车赠杨诲之》，柳子之所以提出“方中圆外”的观点，乃在于社会混浊，人生多艰。而且在以“车”形象地比喻了人之心性后，他特别强调了“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若轴”一点，也就是说，心性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可以根据情况来变化的。但心性的内在实质、对理想信念的持守却是不能改变的。这一点乃是柳宗元《说车》的核心，所以，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他反复强调说：“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成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宁，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

柳子骨子里的个性还是“方”的，作为“山囚”的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只领薪水不管事的他。在为人处事上又怎能“方”得起来?不“圆”能行吗?“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则固，固则信。”先秦时期关于圆、方的解说甚多，“圆”几乎都被赋予了一种周流通达、循环无穷的内蕴，成为人们在言行德智各方面取法的对象。柳宗元所取法的，不是那种损方正而为佞的“圆”。而是一种富于辩证哲理而又界线分明的人生观、处世观——“不圆滑以趋利，不苟合以取容；要勇于前进，锐而不滞；必要时也可后退，安而不挫。只要守乎内者不变，则其应于外者即可随环境之变而变，以正大刚健之特质，达循环无穷之极致”。这种人生观和处世观，当源于他遭受打击、生命沉沦之后对整个人生世事的透彻解悟，其中饱含着由自己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了的生存智慧。柳子曾深深地感触：“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问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

这段话是回应杨诲之的，其直接目的在于“不欲足下如吾更讪辱，被称号，已不信于世，而后知慕中道，费力而多害”：但它同时也是柳宗元发自内心的检讨和反省，是一位政治家、诗人至为真切的人生感受：在现实社会中，传统和习俗的力量大得惊人，任何稍有异于常人的言行作为都会招来非议，任何一位志士要想追求理想，达到目标，都必须先自我摧抑，和光同尘，否则。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还会在重重阻力和压抑下，将自己的一生葬送掉。柳子的人生就是这样!为了保存自己，也为了更好地接近理想之地，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性格的刚性和强度，增加性格的柔性和张力，达到外圆内方、纯绵裹铁的境界，才能“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他的《佩韦赋》，便是根据这一人生体验写成的代表作品，其中所谓“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还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他给许孟容、李夷筒等官僚投书求援，似可看做他“方中圆外”论的最好注脚。

三、本性难移的执拗

从元和五年《说车赠杨诲之》始，至六年《与杨诲之第二书》终，宗元与诲之围绕士人心性品格等问题反复辩论，历时二年，大致画了一个句号。柳杨的这场论争中提出的“方中圆外”主张具有怎样的个体意义和文化内涵?它对柳宗元的心理性格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通过这场争论，柳宗元最大的收益便是深化了对士人文化人格内涵的整体认识。并从理论层面间接完成了以“方中圆外”为标准的对自我心性的主观设计。他的读佛书。游山水，力除剐燥之气，乃至在部分诗歌创作上效法陶渊明风格，追求句雅淡而味深长的境界，都说明他在有意识地使自己接近这一标准。像《田家》的“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饮酒》中的“今夕少愉乐，起坐开清樽”；《读书》中的“幽沈谢世事，俯默窥唐虞”，几乎就是陶渊明山水田园诗的翻版。这样一种设计和变化，一方面固然说明在人的自我防御机能导引下，“柳宗元越来超学会了保存自己的生存技巧，由当年的血气之勇走向了智慧成熟，走向了恭宽谦退”：但从另一方面看，“伴随这智慧成熟、恭宽谦退而来的，也不无一份敢怒敢骂、自由洒脱之真性情的失落，不无一种对生活之不合理做出的认肯和退让”。

透过一层看，在此种设计和变化的背后，似还深隐着连柳宗元本人都未必明确察知的自我压抑的痛苦，凝聚着因专制政治和混浊世风无情摧残而导致的心理萎缩和性格变异。徐复观先生《两汉思想史?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中颇为深刻感触：“各种不合理的东西，随时间之经过，因人性中对外来压力所发生的自我保存与适应的作用，及生活中因惯性而对现实任何存在容易与以惰性承认的情形，也渐渐忘记那些事物是不合理的。”这段论述正适合柳宗元被贬后的个性性变化。

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柳宗元的心理性格却表现为一种主客观的矛盾形态：在主观上，他虽然意识到了性格过刚过强的弊端，希望能像河中的鹅卵石一样去其棱角，转向圆融。但在客观上，由于其刚健心性的根深蒂固。很难根据其主观愿望扭转过来。这只要看看他在谪居期间诸多杂文的正话反说、嘻笑怒骂，看看他大量作品在不经意间所流露出的怨悱情怀、冷峭风格，便可明其大概了。一句“熟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他不用更多例证。唐代的柳宗元是这样，那个朝代的官员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心理个性?否则他也会有柳宗元一样的遭遇!也不会有像柳宗元这样的文学家!

柳宗元对“方中圆外”性格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他心理个性在遭贬后的内向化改变，但无罪遭贬的政治悲剧、长久被弃郁积的个体忧怨和源于反抗、复仇心理的执著意识，却决定了他既缺少转化的机遇。也不具备转化的必要机制。“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偷以自好。陈诚以定命兮，侔贞臣与为友!比干之以仁义兮，缅辽绝以不群。伯夷殉洁以莫怨兮。孰克轨其遗尘?苟端诚之内亏兮，虽耆老其谁珍。”支撑他的，原本是一颗充满真诚自信万劫不悔的灵魂。正是这样一颗灵魂，使得柳宗元置身逆境中，虽已清楚意识到刚烈心性将会惹祸损身，并在主管上对此心性予以自觉抑制，但一遇事端，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并写出大量揭露现实、抨击政敌的诗文。就此而论，柳宗元实在还是保持了文人士大夫那种看似愚拙实则可贵的品质，他写信规劝妻弟“方中圆外”，可他自己距其“方中圆外”的理想性格始终存有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