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精揽

“首席销售官”

达拉斯牛仔队的老板杰瑞·琼斯与微软的CEO史蒂夫·鲍尔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们不仅都是精明的商人，事实上他们都是首席销售官(chief sales officer)。卓有成就的推销员和领导者往往会让人们向往取得更大成就，而两人成功的销售技巧，可以在组织内部用来激发人们的热情。

从交易的角度看，员工与顾客一样，喜欢保持现状，因为现状即便有问题，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你没办法忽视负面的东西，必须正视它们，并且用有效的论据降低负面东西的影响。

当员工们看到他们的领导者亲自向顾客销售，或者在整个公司内推动某项举措的时候，大家会看到传来的信息：没有什么人会因为级别太高或者身份太重要而可以不去做推销的工作。但是要注意，推销太多会让人觉得你太过花言巧语。有效的推销术不应该和领导力混为一谈，推销靠的是说服，而领导力靠的是好榜样。

摘自《哈佛商业评论》

美国重蹈英国覆辙?

美元过去几周里的大幅下挫令人对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的地位倍感焦虑。与这种恐慌密切相关的是对中国崛起及中美两国关系日益复杂的担忧。许多人都认识到，中国是债台高筑的美国政府最大债权人，持有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并向美国私营企业投资了数千亿美元。

1946年当时资金短缺的英国向美国寻求贷款遭拒。在30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一直被德国崛起的威胁所消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西方的代言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支持英国，贷款上的要求提供了一个借口，但当时实力的天平已经倾斜，英国已经无力扭转这种趋势了。

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会在2030年能超过美国，但人均基础上依然会是一个更为贫穷的国家。轨迹可能会改变，但美国金融系统最近的危机只会加快中国的崛起。鉴于大英帝国消亡的教训，将目前的政策建立在中国将在取代美国前遭遇重大困难的假设上是愚蠢的做法。尽管美国目前的债务水平仍在可控范围内，事实上把中国与美国经济以一种在有些人看来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式联系到了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利益永远是同步的。美国要想避免重蹈英国覆辙、迎接中国挑战的唯一办法是重振经济活力。它必须把重点放在新产品的发明和新思想的建立上，而不是捍卫以前的陈旧的产业。

摘自《华尔街日报》

诺贝尔和平奖会害了奥巴马

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也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领奖台，因为登上这个领奖台的人，从此以后就可以获得全球的关注，并且可以和想会见的政府领导人见面。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是一个太大的意外了。身为白宫的主人，奥巴马根本不需要所谓的“获奖光环”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他只要说，所有人都会听着。

诺贝尔评审会认为，“奥巴马为国际政治带来了新气象。多边外交重新赢得青睐，联合国及其它国际机构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重视，他呼吁削减核武库，并致力于重启陷入僵局的中东和平进程。很少有人能像奥巴马这样引起全世界关注，让人们期望更美好的未来。奥巴马的外交理念，是基于让世界绝大多数人和谐共处于这个世界。我们很看重奥巴马的眼光，工作，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评审会说的都没错，但是请别忘了，奥巴马入住白宫只有八个月，一切的工作仅仅是刚开始。虽然评审会看中了奥巴马的这些工作计划，但是奖项同样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他上台以来的一些“政绩”也说明了这种对未来的期望是多么可笑。

摘自《时代周刊》

但求平衡

尽管有万般无奈,但中国经济要摆脱自己游 离于国际经济传统与现代秩序的乡俗乡习,就必 须克服这些无奈,从起步的时候就规范自己的一 言一行,才能逐渐与世界对话。

这种自我修炼式的约束是痛苦的,可必须有人 承担和垂范。赵群说,“当时FESCO给我的教育 是,要注意平衡,既要维护外商的利益,也要维护 国家的基本利益。不要为了区区几美金的报价差, 就因小失大,要站在两者的宏观利益上看问题。” 怀念起当年,赵群感叹,“看着国家蒙受损 失,我心疼,但是作为长远来看,这点小痛必须 要忍耐。外国人来中国是做生意的,而中国就是 要通过这种生意往来,来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 素质,提高贸易往来中对问题的控制能力。作为 FESCO的成员,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不应该没 有原则地追求贸易平衡。纯粹的贸易平衡,在还 没有加入WTO的情况下,无疑是实现不了的。”

事实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外国商社的 中方雇员恰恰是在不断克服自己习惯、行为、观念 上的诸多不适应,才恰如其分地扮演了中外贸易合 作的桥梁与纽带的角色,为改革开放出了一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中方雇员又应该感到 满足,因为进入商社的这几十年来,他们为外国 老板提供服务,有付出、也有牺牲,但更有获得 和进取。每一个商社都像是一所“免费大学”, 每一个雇员都是不交学费的学员。赵群告诉记 者:“当时,FESCO让我们去学习,鼓励我们去 学习。每周六的例会,除了谈感想之外,我们谈 的最多的就是今后的贸易走向。”

30年前,中国很少有人懂得什么是国际贸 易,什么是国际惯例。不到20年的时间,仅在 北京,在这些外国商社老板的手上,经过严格甚 至残酷的训练,就已经有成千上万人做了首席代 表。“这批人才在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外 贸公司的里面,中方的中层领导中就有一大批是 从FESCO出来的。直到现在也是如此,处处能看 到FESCO的人才活跃在各个商务领域中。”赵群 深有感触地说。

1998年,赵群正式脱离了明和产业。

在明和产业的这十几年里,他帮助运行北京 市场,协调各个科室,拓展重庆市场,使贸易额 有了相当可观的提升,又因在药品的合成方式上 贡献突出,两次获得一等功,这也是当时FESCO 里面唯一一个被记两次一等功的员工。

对于这段经历,赵群谦虚地说,“改革开放 以后的那个时期,需要人们将自己的生存本能和 社会的要求结合起来,从中抓住机会。而FESCO 就像是我的‘摇篮,培养我用一种思想来看社 会,包括对待事物基本的洞察力、行动力和思想 力。没有FSECO的培养,没有经过外企生活的磨 练,我对机会的捕捉也就没那么精准。”

对于赵群这些“老外企”们来说,他们是特 殊的一个社会层面,是随着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 一支特殊的先头部队,在当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的条件下,这些人去了外国商社,就等于“深入 敌营”,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对于当时中国走向 市场的作用非常大。这个与国家利益与共的特殊 群体的经历,不单与FESCO的命运相连,同时也 印记着中国对外开放这段历史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