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文明视角解读国际金融危机

姜奇平

美国栽了，中国火了。这是人们的普遍印象。进一步的解读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栽了，东方的政府主导火了。这种视野的局限在于，仅在工业文明内部思考问题，把国际金融危机理解为第二次浪潮内部的一次东风与西风谁压倒谁的戏剧。

被这种选择性记忆忽视的，是危机反映出的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之间矛盾这一层面上的动向。比如奥巴马团队在研究下一代经济，被有选择地无视了；日本在比中国更高文明层面上实施下一代的战略，也被有选择地无视了。

历史经验证明，有一种文明竞争是在浪潮的不同层面之间发生的。落后一方不能识别先进一方的套路，有选择地无视先进文明信号，往往对结局起到不可逆转的决定作用。清朝是在GDP达到世界第一时被灭掉的，只因没有识别出当时的下一代文明——工业文明——的本质。我们现在离GDP达到世界第一，还差至少十年以上。但对下一代文明——信息文明——本质的理解，真的比上一代差距有所缩小吗?

所以我建议在工业文明内部之争——市场与政府——外面，我们还要引入工业文明本身与信息文明本身的矛盾这个视角。从信息文明视角解读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看待东西方的所长所短。

第一个解读：国际金融危机是工业化基本矛盾的集中暴发，这一矛盾不可能在工业化内部解决，需要信息化帮助转化矛盾，经过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进而向信息文明方向质变来从根本上解决。

尽管《资本论》在德国卖得很火，但从《资本论》的视角解读国际金融危机，只是在工业化内部进行分析；而换个视角，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角度进行解读，反而有助于超越工业化视野。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词是“异化”。对应国际金融危机，在雷曼兄弟公司的案例中，是代理人对于委托人的异化；对美国华尔街而言，是美国的代理人阶层对于整个委托人阶层的异化。用马克思的术语，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相当于委托化)的资本人格化代表，对于人的存在(相当于委托人)本身的异化。从这个特殊角度看，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在反映工业化基本矛盾方面，具有同构性，其性质是否相同，主要看尺度是什么。中国远没到乐观的时候，也需要深刻反思为什么没有以人为本进行生产而造成大量过剩生产这种工业病。

马克思当然没有谈到过信息化，但信息化的本质，恰恰在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利益不对称，达到人的本质向人的存在的复归。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对称就是广义的异化。因为一旦消除了不对称，如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有时反映在生产过剩，有时反映在消费过剩——之间的不对称，异化也就不存在了。当然，这是理想状态，不是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完成的中国马上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十年的历史证明，无视这种理想状态是未来取向，一定会无视信息文明；而且还一定无视美国和日本这方面明显的时代信号。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工业化谈工业化，对于回应国际金融危机来说，既有务实的一面，也有误国的一面。

第二个解读，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存在两种虚拟经济。选择信息对称化、还是信息不对称化的治理，将对一国的文明定位产生深远影响。

一般说的两种虚拟经济，是指金融经济与信息经济。这也算两种虚拟经济，但不是我说的两种虚拟经济。我主要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特征区分：一种是扩大信息不对称的虚拟经济(工业文明的虚拟经济)，一种是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虚拟经济(信息文明的虚拟经济)。在前一种情况下，信息技术的作用，就是让信息更不对称、更不透明，用信息化为工具理性服务。在后一种情况下，信息技术的作用，是让信息趋向更加对称。更加透明，以人为本。在透明化这个问题上，技术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的意愿，是推动还是阻碍这件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监管虽然十分必要，但仍是一种体制内治理，还是应该向信息文明上走，敢于尝试以人为本的体制创新。当前这方面最薄弱的一环，就是用信息化推进经济社会和企业的透明化过程，让社会本质的人格化代表对全社会更加负责任。这样中国才能在文明制高点上，而不是仅仅在操作层，建立体制优势。

信息文明对信息化的引导作用在于，用比现有传统代理人集团更低的成本、更透明的方式，把他们现在承担的工业化任务完成得更好。中国和美国现在都面临代理人坐大带来的工业病的挑战。如果屈从于利益集团，任他们为做的那一点工业化的工作而漫天要价，吃垮一个文明也是很容易的。谁不能着眼信息文明向以人为本的信息、利益对称方向调整结构，谁就会先被工业化拖垮。

第三个解释，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应区分东方文明的普世价值与特殊经验。在工业化文明内部谈东方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如在更高的信息化文明上认识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种倾向，好象中国没有闹金融危机，所以西方要倒过来学中国。学什么呢?从媒体列举的来看，有些误导成学习中国的工业文明模式了。

东方国家在建设工业文明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模式。我认为这种总结主要是对自己有意义，可以坚持对自己适合的东西；而不是对西方人有意义，因为东方集中模式到西方未必行得通，它只是一种适合东方的特殊经验。

但东方文明还有值得让西方认同的普世价值，这就是从农业文明螺旋式上升到信息文明，经过再造的东方文明基本价值观。比如天人合一，可以再造、转化为绿色环保价值；人与人的和谐，可以再造、转化为有特定含义的以人为本——复归日常生活中的委托人，等等。

举例来说，中国的信息化中一直坚持美国没有的一种顶层价值“资源共享”。这将来就有潜力构成某种文明基因，从东方文明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仁”字中化出来，用到智慧价值的外部性和网络效应上。西方人说说“价值网络”容易，真要成为一种文明和活法，他就知道东方文明比西方原子论对这件事更贴谱。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东西方文明融合的新契机，着眼于信息文明，比仅仅在工业文明中谈东西方差异和互补，更具有建设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