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民族的教育特色

汤 冰

摘要契丹王朝由辽太祖耶侓阿保机建立,经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及天祚帝共九个皇帝,史称为“辽”,共存在二百一十年。在此期间,它与五代、北宋政权对峙,使我国于唐朝后再次出现南北分裂局面。但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东北地区联为一体,并通过侵略中原及学习其先进经验等,使得该地区原有的经济文化事业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和发展。然而在教育方面上,契丹民族并未完全摒弃了本民族的一切特点,而是充分的把中原文化与其自身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特色的民族教育。

关键词契丹民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1-233-02

契丹族本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用此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契丹民族先后经过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部落联盟时代,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于唐末乘中原之乱统一了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公元947年改国号为大辽。辽王朝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可谓气壮山河。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在其二百多年的统治期间,不但提升了本民族的经济面貌;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得这个原本落后野蛮的民族步入了新文明时代,也为民族的融合及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五京学与地方官学

辽代的教育制度和措施,主要是仿唐宋,但没有全部照本宣科,与自己的特色相结合形成了新型教育模式。辽代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继扩建或增设学校,学校的设置由京城向各地发展,最终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规模。由于辽国历代皇帝继续过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生活,所以皇帝“四时捺钵”之地,便是当时的政治中心。豍因此,辽代没有建立官学体制,而是创立了五京学。辽代五京学具有中央和地方官学的二重性质。辽太祖建国初在都城上京设立国子监,总领教育行政事务。主要职官有祭酒(主管官)、司业(掌管教务)、监承(副职)、主簿(秘书)等。豎上京还设有太学,招收生员传道授业。辽太宗时在南京设太学,又称南京学。辽道宗时相继兴建中京、东京、西京太学,后又诏建中京国子监,并亲临祭祀孔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豏终辽之世,尊孔崇儒,成为辽代文化教育政策的核心,直接影响着辽代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教育设施。崇儒尊教,推动了汉文学术宗教的振兴。辽国初期,地方官学还未普遍设置,以后随着儒学传播逐渐建立起来。辽道宗时下诏设学养士,扩大学校规模,将儒学五经传疏颁赐给地方官学,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并委派博士、助教作为专任职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1)府学,为府所建立的,如黄龙府学、兴中府学,学官设置与国子学相同。(2)州学,为州所设立,名随主办者而加前衔,如三京道团练使州学、东京道防御使州学等,所设学官设置与府学相同。(3)县学,学官设置照前共设府、州、县三级学校。豐这套教育体系是仿照北宋学校模式而建立的。辽国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因此,辽代的学校教育把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学典籍作为主要研习内容。

以五京学取代了中央官学,这对学样教育的普及,对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也起了推动作用。契丹民族本无教育时尚,只是因为自身统治需要而借鉴了唐宋的文化及教育制度,但其并不是简单的生搬硬套,拿来即用。而是针对并结合了其民族自身的特点,创建并发展了五京学,充分的推崇了儒家的文教政策,扩大了文化的普及。契丹民族能够借鉴汉民族教育优点,成功融合创出五京学,不仅满足了统治者对人才的培养需求,也相对的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契丹民族从官学中成功的借鉴,创出五京学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经验。

二、私学

由于在辽代官学的学生来源多数是契丹贵族子弟或是汉族地主阶级子弟,而广大的贫苦人民只能靠自学途径来学习。于是私学便在辽代兴起。私学与官学的区别在于私人办学和私人教学。不属于国家学校体系。私学教学主要形式是家学和私塾。辽代有许多人由于得益家庭教育而声名显赫。例如:《辽史》卷一○七《烈女·邢简妻陈氏传》记载:“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于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后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宰相。”又《辽史》卷八○《邢抱朴传》记载:“初,抱朴与弟抱质受经于母陈氏,皆以儒术显”。豑可见,邢抱朴、邢抱质都是通过私学培养出来的名臣儒士。而私学中的另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是私塾,它广泛设于城镇和乡村。讲学的人一般由民间自学成材的知识分子担任,这样的私塾水平不高,但颇受穷苦百姓欢迎。私学教育和官学一样多以儒家经典为主。而契丹的儿童教育也是通过家学或是蒙馆传授,其课本为唐代李翰编撰的《蒙求》。辽代也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书院,如:邢抱朴在应州创建的“龙首书院”。辽代还存在一种与书院相类似的读书讲学场所,由于至今还没有资料证明它就是书院,所以暂称为“教育中心”。

虽然私学在辽代因民间要求得以兴盛发展,也出现通过私学而入仕之士,但毕竟因没能得到官府的鼎力支持而拓展规模,也未能有效的提高其教育水准。私学讲师多为自学者,也未能经过正式从师指导及培训,这些教师虽对乡村教育进行了普及,不过大部分受学者是从文盲到半文盲之间的转化,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受教民众的整体水平。当然,私塾中也有知名学者从教,但毕竟人数不多,对整体大众文化水平提高起到的影响并不大。对此,契丹的统治者应付主要责任,他们只重视官学的教育,对官员的培养;而忽视了民间的教育普及,这个顾此失彼的例子也为后世敲响了一次警钟。

三、科举制度

辽初因是靠武力建国,各机构中,大多数是“善骑射,好谈兵。”后“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重体制确立以后,随各级政权机构和各项典章制度完善后,与文官的需求增加,懂治国之道的知识分子严重不足。辽代建国以后积极推行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一方面积极兴办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学习隋唐,实行开科取士。辽代自辽太宗会同初年开始在汉人聚居区实行科举选士,其科举专为选取汉官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辽太宗时期,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地区,急需选用汉官,始举行科举考试,内容则是汉人平时所学的儒学。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初无定期,只是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权宜之法。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萧太后摄政时,下召“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正式实行了开科补偿费士。此后大抵每年举行一次。名额较少,不超过二三人,至统和二十年(1002年)来时增加进士名额, 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取进士七十二人,到道宗时进士及第者多至百余人。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年),借鉴宋朝科举制度,三年一试基本成为定制。豓终辽之世,科举考试科目重词赋,轻经律。辽圣宗时“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此后则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辽道宗时对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逐渐放宽,西辽帝国的开创者耶律大石即于辽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年)考中进士。

辽代科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在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比较少见的,虽然规模与水平都不及唐、宋,但是它为辽代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巩固其统治,也促进了当时辽代学校教育发展。不过科举不在本民族中取士,打击了大部分契丹人的向学精神,如乌衍突厥部节度使耶律庶箴之子律蒲鲁,本不需参加科考即可晋身,但“重熙中,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豔契丹文人希望通过科举来展现自己的才能和学识。因为为汉族人所设的科举已为他们所认同,他们不想只凭单单的世袭或是习武骑射取得官位,而是靠科举的结果使自己得到认可,耶律蒲鲁的行为代表了这一部分契丹青年的愿望。尽管在辽末科举对契丹人开放,但终不能弥补对本民族人才的制约,也严重影响了契丹青年的向学积极性。

四、佛教及手工业

辽代契丹原来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后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逐渐放弃此教而改信佛教。在神册三年(918年)下令修建孔子庙的同时,辽太祖下令并修建佛寺与道观,实行儒佛教育双管齐下。辽太宗也曾在木叶山建庙并多次举行佛事。圣宗和兴宗时佛事则更重,道宗本人不但亲自讲解佛经,并为皇太子书写佛经,而到了道宗大康四年,曾饭僧人三十六万人。豖手工业中的辽瓷在古瓷中胎釉烧制很出色,它是辽代在继承唐朝的传统技术,吸收五代和北宋中原地区的新工艺的基础上又发展创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陶瓷。可见有白釉黑花葫芦形倒流壶,白釉绿彩纽带装饰鸡冠壶等。辽金时期的金银器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域特点。其金银器制作工艺多继承唐代的工艺技法,并有所创新,与反映本民族游牧生活习俗的各种器型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家特色。可见有鎏金银錾荷花扦腰带,鎏金花鸟镂空银冠等等。这些手工业还有像冶炼及制盐这样的技术也是通过父子师徒的帮传带得到延续和创新的。

佛教在契丹的传播束缚了人民的思想,从而在侧面也稳定了统治者的政权,并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如:木塔、壁画、佛经手迹等。但是更多的则是其消极的作用,如此大规模兴办佛事,严重的损害了人力、财力,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手工业在契丹得以延续,也正是有父子及师徒的手把手的技术传承。即使是现代社会,还存有一些这样的传承,才使得我国精美的手工制品能留传至今,为海内外所敬仰称赞。

五、贵族教育

辽代在大帐内设立侍读、侍讲学士,为皇帝进读书史,解释经义。此外,辽代朝廷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诸王文学馆,保证了皇室成员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皇室中不乏饱学之士,如耶律倍、耶律隆先、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萧柳、萧观音、萧瑟瑟等,或为皇亲国戚,或为帝王后妃,都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其文学艺术成就在契丹文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辽代也是出类拔萃。辽道宗耶律洪基可谓是儒佛之大家,在历代帝王中,其成就已然达到最高。道宗耶律洪基提出“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又于道宗咸雍十年下令颁布推行《史记》、《汉书》,并在道宗大安二年召翰林学士赵孝严和知制诰王师儒等人开讲儒家经书《五经》大义。豘可惜其后来却昏庸无道,竟以掷骰子的方式来授官,置科举取士于不顾,并听取馋言成为杀妻害子的终极罪人。

孔子曾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豙诗,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教学生诵诗,不单纯是为了诵诗,而为了把诗的思想运用到指导政治活动之中。儒学并不主张死背硬记,而是要学以致用,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而诸多的辽代贵族之受教只是注重文字理论,并不注重实践应用。他们只粉饰自己才华,却不用诸于实际,只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

契丹民族虽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政策,由于其统治者从狭隘的统治阶级出发,再加上从奴隶过渡封建中思想上的制约,也制定了不少妨碍文化教育发展的政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契丹民族在民族融合和南北文化交融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留给后世宝贵的教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