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诗文研究

范武军

【摘要】魏晋之际文学风貌发生了变化。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在诗文创作上上承建安文风,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开创了正始文坛的新局面。“竹林七贤”中有文集传世的有五人。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完成了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完成了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情趣和文学风格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竹林诸贤的文学创作中。

【关键词】竹林七贤;阮籍;嵇康;玄言诗风

魏晋之际,司马氏排除异己,罗织各种罪名压制士人的反抗,在士人心理引起巨大恐慌,文学风貌也发生了变化。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论及魏文学之变迁时,说:“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两派:……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总采骋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1]刘师培指出嵇康、阮籍论文的艺术风格以壮丽为主,上承建安文风,骨力刚健。本论文主要分析嵇、阮等竹林文士在诗歌创作方面的特点。

一、七贤诗文创作的版本考订

“竹林七贤”中有文集传世的有五人。阮咸、王戎未见有著述的记载。其中阮籍、嵇康是七贤中最负盛名的文学家。《晋书•阮籍传》说:“籍能属文,初不留思,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文多不录。”《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录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注梁有十三卷,录一卷。”两唐《志》仅存五卷,宋代又有十卷出现,是否为唐初旧本已不得而知。今传各本皆为后人所辑,通行明刻以嘉靖范钦、陈德文刻二卷本最早。汪士贤、薛应旂刻本为三卷,张燮本为六卷,张溥本为一卷。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志均等点校本二卷,即以范、陈刻本为底本,校以别刻、总集、类书,就版本而言,堪称较为完备。最早为阮籍诗文集作注的是南朝颜延之、沈约,均散见在李善《文选》注中。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最早为阮籍全部诗歌作注。黄节注诗能够结合历史事实来阐明诗意,有重要参考价值。陈伯君《阮籍集校注》对阮籍著作进行了全面整理,亦分二卷,上卷分赋、笺、奏记、书、论、传、赞、诔帖、文等凡二十一篇;下卷收《咏怀诗》四言三首、五言八十二首、采薪者歌、大人先生歌。附录四种。

嵇康也是一位“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晋书•嵇康传》)的文学家。《隋书•经籍志》卷十五录有:“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隋书•经籍志》三十二卷录有:“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春秋左氏传音》三卷。”两唐《志》均录有十五卷。宋代目录十卷。明张溥辑本一卷。鲁迅辑《嵇康集》十卷,系从明吴宽丛书堂本抄出,用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等刻本相校,以《文选》、《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参校,颇称精善。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在注释及汇总资料方面堪称完备,亦分十卷。

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较大的,除阮籍、嵇康外,要数向秀。《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录有:“《庄子》二十卷,注晋散骑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阙。又郭象撰《庄子音》三卷下注‘梁有向秀《庄子音》一卷。又梁有《向秀集》二卷,录一卷。”清人严可均所辑的《全晋文》收有其文赋,编入卷七十二。他的名作《思旧赋》表达了对友人嵇康的悼念,欲言又止,含有无限哀伤,是文学史上的名篇,《文选》收入哀伤类。在魏晋玄学形成过程中,向秀起了重要作用。

山涛亦有文集传世。《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录有:“晋少傅《山涛集》九卷,注梁有五卷,录一卷,又一本十卷。齐奉朝请裴津注。”两唐《志》还录有五卷本的《山涛集》。山涛一生著述颇丰,可惜大部散佚,现仅存少量的启事、奏议残句。清人严可均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通典》等古籍中勾沉出山涛的一些启事、奏议,列于《全晋文》卷三十四中。

刘伶也是一位能文之士。清人何焯称他“真逸才也”。《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措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艺文类聚》卷七收录的《北芒客舍诗》是他唯一传世的诗作。

二、七贤诗文评析

玄学的普及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完成了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完成了对魏晋文人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情趣和文学风格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竹林诸贤的文学创作中。从文体题材上看,嵇康、阮籍等人的诗文深受玄学影响。

嵇康、阮籍诗中出现了表现玄思玄理的创作倾向。就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想而言,玄言诗的产生应当说具有某种必然性。正始时期,哲学的追求和文学的追求在嵇、阮等人的创作中形成合力,使其诗歌在继承建安的慷慨抒情之余,更加入了对人生、对社会的哲理思辩。“阮、嵇诗又有会合道家之言者,实为东晋玄言诗先导。”[2]阮籍、嵇康等人玄言诗中有以玄言议政的,如嵇康在《六言诗》中说:“法令滋章寇生,纷然相招不停。大人玄寂无声,镇之以静自正”,即是以诗的形式提出无为之治的主张。有以玄言感叹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如阮籍在《咏怀诗》四十中所写:“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嗷日布炎精,素月垂景晖。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便化用《老子》中的句子来阐发贫富贱贵死生都是自然规律的道理。有纯粹的思考玄学问题的诗篇,如嵇康的《秋胡行七首》等,这些诗篇与其论辩文形成互补,表现了竹林名士的玄学观点。但主要的还是以玄言抒情。玄言玄理在阮、嵇诗中作为抒情的手段出现,玄言融入抒情之中,这是竹林文士的玄言诗的独特之处。

嵇康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云:“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纭,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在肆志,纵心无悔!”[3]这是一首抒情诗,是为送兄嵇喜从军而作的组诗中的一首。全诗共十九章,有写景、比喻、烘托,有直接抒情。这是第十九章,用玄理抒情。他从庄子齐物思想到老子名贱身贵思想,一层一层推导下来,而玄理背后是深沉的感慨。作者自认无悔于他的生活追求。虽然单为一章,但和前面十几章在抒情这一点上是融为一体的。他把玄理作为抒情的手段,玄理是为抒情服务的。以玄理抒情的还有他的《与阮德如一首》等诗。

阮籍也有这样的诗。他的《咏怀诗》四十六云:“鴬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焉追随!”[4]《庄子•逍遥游》写鲲化为鹏,海运徙于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九万里,而蜩与鴬鸠、斥鹑翔于蓬蒿之间,腾越而上,不过数仞而下。该诗正用此典。诗中“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正透露他壮志难伸的忧愤。壮志难伸,也就消弥了壮心,淡薄了功名。诗中抒发的就是这样的情思,写的是切身感受,而这种切身感受和玄理结合起来,使这种情思显得更深沉。

嵇康、阮籍等人诗文创作的另一个倾向是在诗文中表现老庄式的人生理想。“正始明道,诗杂仙心”,真正把老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人格追求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借鉴庄子、屈骚中非现实性情境,创造出新型的游仙诗,实始于正始时期。

阮籍身处魏晋换代的政治夹缝中,他的《咏怀诗》便是这个时代的悲音。庄子式的逍遥世界是他对现实处境的反观。在他的玄学名篇《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篇中,阮籍反复地描写着一个与道冥一的逍遥境界;在他的诗中也多次写到这种逍遥游的境界。《咏怀诗》二十三便描写了这种道与神冥的精神境界,阮籍把庄子的纯哲理的理想人生境界搬到文学创作中来。

嵇康也主张任自然,追求返归自然、心与道冥。他在《四言酒会诗》中便表达了这种人生情趣。“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櫂投竿,优游卒岁。”这些诗所反映的诗人向往的生活,是闲适、任由情之所之,不受世俗的羁束,没有俗务缠身,是在优游容与中追求精神的满足。

刘伶在《酒德颂》一文中也表现了老庄式的人生理想。他塑造了一个“大人先生”的形象:“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里所写的“大人先生”与阮籍笔下的大人先生有相似之处,所表达的人生理想与其诗歌中的游仙思想相近。

竹林诸贤中,文学成就较大的除了阮籍、嵇康外,恐怕就要数向秀了。向秀的文学创作以《文选》和《晋书》本传所录的《思旧赋》为最有名。此文为怀念嵇康、吕安而作。这是他在嵇、吕被害后应征到洛阳,返家路过山阳嵇康旧居时所作。赋中作者以悲凉清凄的笔调,描写了重睹故人旧庐时的感受,表现了对友人深挚的怀念之情。向秀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使他显然只能强调自己过去和嵇康、吕安的友谊,而很难对他们的死因作进一步评论。但“意远而疏”、“心旷而放”显然不应该构成被处死的理由。赋中“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二句,曲折地表现了嵇康、吕安之死与政治有关。

竹林七贤生活在魏晋换代之际,由于时代使然,他们的诗文充满了浓郁的悲观色彩。这些士人们经常生活在既富贵安乐又满怀忧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中。残酷的政治环境和自身命运的无常,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着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无论是顺应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总藏存着这种人生的忧惧和痛苦。而他们与命运时代的抗争,表现动荡时期文人生存状态的诗文,正是正始文坛最为厚重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刘师培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32.

[2]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

[3]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7.(1).42.

[4]阮籍著,黄节注.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