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心系民族文化的思考者

詹福瑞

7月11日4时30分，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教育家任继愈先生走完他93年的人生历程，安然长逝。

任先生今年3月住进北京医院是因为肺部感染。输了几天液，烧也就退了。但医院检查他的身体，发现肾部位的癌长得很快，已经转移到两肺，而且时有低烧，也就住了下来。那时他状态还好，能吃饭，能在房间里散散步。他仍然似往时那样乐观，还在医院里接待来访的客人，处理他主编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等工作，谈笑风生，时露幽默。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很兴奋，谈图书馆，谈治学，谈文化，谈教育。开始医院还不管，但是到了后来，他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差了，低烧，而且老打嗝，护士就进房间劝任先生少说话。任先生也就笑笑说。好，好，养精神。进入6月中旬，医生说，任先生两肺的癌已经长满，报了病危，我们也就有了心理准备。尽管如此，11日任先生停止了呼吸，我赶到医院和他告别，见到静静躺在病床上的先生，我还是感到，他走得太匆忙，太突然。他有那么多的事要做，那么多的问题在思考。摸着他那尚有余温的手，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离去。

作为哲学家和宗教学家，任先生在上个世纪早就著名。他的宗教研究有领袖的“凤毛麟角”之誉，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是影响了一代学人。晚年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方面，主持编写《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重新点校《二十四史》。他的一生，都是淡泊为学，淡泊处事。尤其到了晚年，更是清茶淡饭，黄卷青灯，早就到了毁誉宠辱淡然处之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