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外部性”和普世道德问题

陈彩虹

经济学家喜欢讲的两个故事

经济学家经常讲两个故事。

一个是“污染的故事”。一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排污。由于种种原因，这家企业排污是在人们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企业没有为排污付出任何代价，产品的成本很低，利润很高，企业的社会声誉也很好。

一个是“门灯的事故”。交通要道边，一大户人家在门口安装有亮度很高的门灯，目的是方便家人夜晚的进出。由于灯光很亮，通过这条要道的行人都能够享用到灯光带来的方便。显然，行人虽然得到了便利，却没有为灯光付出一分一毫的代价。

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就是“成本效益分析”。经济学家讲故事，当然要围绕所谓的“成本”和“效益”来进行。经济学家发现，在第一个故事中，企业应当承担的污染成本没有承担，这成本实际上转嫁给了外部社会，企业由此得到了不应当得到，或者说是应当由外部社会得到的收益；在第二个故事中，大户人家支付了门灯的全部成本，却不仅让家人得到便利，还让外面的行人得到了便利，无意中承担了部分本应由行人自己承担的夜行照明成本，给外部社会做了完全没有回报的“光明”贡献。

由这样两个故事，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外部性。

什么是外部性?外部性就是一个经济主体在运行中，本应当承担的成本没有全部承担而转嫁部分给了外部社会，或是本应得到的收益没有全部得到而让外部社会享受了部分收益，对于这个经济主体而言，它就创造出了与外部社会的特殊联系——或者是占了外部社会的便宜，如污染外部环境又不支付代价，或者是对外部社会做了特殊贡献，如门灯照耀行人。这种经济主体与外部社会的特殊联系，就是外部性。

为了分析的方便，经济学将这样的外部性进行了分类。凡是经济主体转移成本负担到外部社会的情况，称为“负的外部性”；凡是由经济主体承担成本而对外部社会产生积极效益的情况，称为“正的外部性”。上面的两个故事，正好一负一正。当然，经济学家也发现，在现实社会里，有的经济主体并不产生外部性，这种经济主体是最纯粹的。从数学上讲，它的外部性为零。

在上面的故事里，我们有这样的假定，第一个故事中的污染是在人们“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里“不知情”的人们，也包括企业内部的人员，他们或许由于污染的知识不够，或许由于技术手段不能测试出来等原因，所有的人都不清楚出现了污染问题；第二个故事中大户人家便利他人的行为，完全属于“无意之举”，并非有给行人提供照明方便的最初考虑。我们的假定概括地讲，就是经济活动主体创造出了外部性，但都不是主观上的设计。

从结果上看，上面故事中出现的外部性，足以让人们评价两个不同主体的社会道德水准，但由于主体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污染外部环境也好，便利外部社会也罢，就都说不到道德层面上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德问题不仅涉及“主体性”，更重要在于依附于主体之上的主观“自觉性”。如果说，世界上所有的外部性，都是在“不知情”和“无意安排”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经济学研究外部性，就是研究外部性存在与否的问题，或者说是发现外部性的问题。若存在，相应的就研究外部性的数量计算问题，即研究污染造成了多少成本转移，门灯带来了多少社会效益等，并由此来讨论外部性的处理方案。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研究方向，即数量型或技术型的研究方向。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经济学舍弃了主体的特性，特别是舍弃了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它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

世界当然不是如上面假定那么简单。在现实世界里，大量的外部性就是在经济活动主体主观自觉的设计之下产生的，这就出现了道德问题。从我们身边大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自觉不要回报地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到少数企业以邻为壑，故意转移部分成本由外部社会来承担，无不是经济活动主体主观上设计并操作的结果，上面故事里谈到的“污染外部”和“光明照人”，在现实生活里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企业等主体故意所为或至少清楚外部性的存在。由此，经济学得到了另外一个研究方向，这就是道德的研究方向。在这个方向，经济学从主体到主体的道德自觉性来看待外部性问题，道德问题上升到了核心的地位，外部性只是用来讨论道德问题的一个基础或工具而已。

道德层面上看外部性和处理途径

经济学外部性研究分析的两个方向之间，是存在密切关系的。简单地讲，技术型的研究是道德研究的基础，因为只有发现和计量了外部性，谈道德问题才有前提，若不清楚存在污染和污染的程度，也不清楚是否灯光给予行人方便和多大的方便，谈论企业和大户人家的道德与否只能是猜想和臆测；同时，道德的研究给予技术型的研究增加了道德的价值判断，也就给予现实生活中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实际处理的道德标准和处理途径。

具体到上面的故事来说，在发现了污染和光照行人的外部性之后，道德层面上就看主体是否存在主观上的自觉或故意了。如果说，这些外部性都是主观自觉或故意的结果，那么，污染就是“不道德”或“缺德”的，而光照行人则是“道德的”或“美德”的。在这里，外部性的正或负性质问题，就有了道德判断的一般意义，即正外部性是“道德的”，负外部性是“不道德的”。有了这样的道德价值判断，经济学毫无疑问地提倡正的外部性，反对负的外部性。

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可观察性，而恰恰属于主体的主观性东西，并不具有直接的可观察性，它为道德层面上研究外部性问题带来了困难。如何得到经济运行主体污染或光照他人主观自觉或故意与否的信息呢?

通常的解决途径，一是在对主体进行分类中获得不同类别的信息，在主体分为自然主体个人和社会集合组织主体后，一般而言，个人主观故意所为的信息获得相对困难，而组织主体相关信息的获得就相对容易得多，因为后者的信息分布到许多个人身上，保密相对困难，传播途径众多，如上面故事里污染是否主观故意，相对容易判断，因在企业组织里许多人参与了排污与否的决策或执行过程；二是进行常识分析判断，大户人家光照行人是属于常识范围的事情，这户人家就在很大的可能性上存在着道德的自觉性；三是科学研究成果的判断，如果科学研究出来某个企业排出的水、渣、气是会污染环境的，企业明知故犯，这一定存在主观故意性；四是决策过程信息判断，对于组织主体，决策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等提出的不同决策意见或支持意见，一定会显示出自觉与否的信息来，如控制污染部门的意见或建议，通常是最后决策有无故意污染的重大判别依据；五是后果判断，如牛奶生产厂家在牛奶中过多添加三聚氰氨带来严重后果，可以基本判定生产者存在着主观上的故意，因为牛奶产品的最本原成分是牛奶自身带来的而不是添加成分，既然添加成分多又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主观上不知道或不清楚是说不过去的。

道德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外部性的问题进行现

实的处理。当我们发现了外部性问题，并且认定了关联主体的主观自觉或故意后，如何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呢?

仅仅从技术型的研究角度来看，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或社会活动中出现了外部性，不论是正还是负，都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主体应当承担的成本没有承担，应当得到的收益没有得到。这种无偿地占有他人和社会财富的行为，或无偿地贡献给他人和社会财富的行为，不论在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流派里，一般的都认为是不合理的。至于这种不合理，究竟是主体遵守道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还是有明确道德意识之下故意制造出来的，从这个研究角度看，并不重要。按照最简单的逻辑，在不合理的外部性出现之后，经济学所要做的就是确定其性质是正还是负，再进行相对精确的计量，最后就是提出解决办法——消除外部性：谁的成本谁承担，谁的好处谁享有。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让具体的消除外部性的方法同样具有复杂性。一般而言，解决外部性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内化”办法，即要求经济或社会活动主体将外部化的成本或效益吸纳进来，如企业在内部通过加大治理成本消除污染，排出无污染的水，大户人家通过技术处理，让灯光只照亮自家门口；一个是所谓的“交易”办法，即由经济或社会活动的主体与外部性的真正承担者，将外部性作为产品进行买卖，以达到成本和效益承受合理的目的，如企业事先花钱从外部受害者那里购买污染的权力，或是事后花钱补偿污染带给受害者的损失等，又如大户人家在门口大道上设立收费点收费，行人必须“留下买光钱”(理论上讲可行，实际上则不一定这样做得了)等。所有这些方法，我们统称为“内在化”的方法，它们都是让成本和效益回归到经济或社会活动主体内部来的做法。

很清楚，将外部性“内在化”的两种处理方法，为我们到道德的层面上来讨论和处理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实用的基础。基于道德层面上对外部性问题的判断为“道德”和“不道德”，它们又关联到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那么，要求经济或社会运行主体对负外部性进行“内在化”处理，企业自行承担污染的成本，使其成为“有道德”的主体，就是自然而然的处理选择。与此同时，对正外部性则不要求其“内在化”，不提倡和鼓励大户人家控制门灯仅方便自家人，以维护主体已经“有道德”或“美德”的状况。可见，与技术型的研究不同的是，道德层面上的研究，最后对外部性的处理，是以达到整体社会所有主体都“有道德”为目的的，而不是仅为达到技术型研究角度上的合理性，不分道德价值地将所有的外部性都“内在化”。

进一步看，道德层面上来看外部性，它将道德问题提升到了最高的价值层次之上。因此，大力提倡道德(正外部性)和抵制缺德(负外部性)便要求超越技术型研究的一般“内在化”处理要求，它直接导致了道德层面上处理外部性的主要手段出现。这就是对外部性的褒贬及奖惩的处理选择。具体来说就是，在对负外部性进行一般的“内在化”处理，而对正外部性给予维护的基础上，通过对主体的附加褒贬和奖惩，让污染的主体承担超过“内在化”的更多成本。让光照行人的主体得到社会的赞颂或奖励，强化整个社会的道德张扬力度，激励整个社会的道德自觉，最后达到一个社会正的外部性越来越多和负的外部性越来越少的境地。

经济学显然不是也不应等同于伦理学或道德学说。经济学的理论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成本效益分析”。从道德的层面上来研究外部性，经济学还能用得到“成本效益分析”吗?若用得到，又会得出什么样的“成本效益分析”结论呢?

道德是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它虽然是非成文制度化的东西，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却在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遵循之下，能够很好地调理人际关系，温润社会交往，形成确定性的预期，大大减少社会生活的交易成本，获得整个社会共同或共享的交往效益。如企业若能够自觉主动地对污染的负外部性进行“内在化”处理，企业就不会由于污染问题与外部关联者之间发生更多次数和更大规模的对立冲突，也就不必花费更多的交易成本，外部的关联者也不必增加过多的时间来进行谈判，从而加大生活成本的耗费等；而且，不论是企业还是外部关联者，企业在长期讲道德的情况下，外部关联者会获得积极的预期，相信企业行为的道德性，不必对企业的排出物进行观察、监测和控制，节省关联的成本支出，企业也不必担心关联者的投诉等带来附加成本增加的问题。又如，一个人人都讲道德而不偷盗的社会，“夜不闭户”就将大大地减少人们用于安全保卫的成本。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里，道德的规范也是作为某种制度来看待的，由于良好的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带来整个社会的共同或共享效益，道德提倡和鼓励就与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效益”关联起来。容易看出，在外部性问题上，经济学通过道德价值的提升，道德诉求的保障，道德行为的激励，以及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等，最终希望获得的，是整个社会讲道德带来的巨大社会公共效益或共享效益。

美国金融危机引出来的普世道德问题

当我们从一般的讨论转向全球范围时，外部性问题就涉及到普世道德。当今世界是以民族国家形式存在着的，全球视野下外部性问题，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权力、资源、风险、危机、灾难等分配中的相互关系问题。通常而言，全球视野下的外部性，不排除有某些“正值的”，但更多的是“负值的”，其中相当大部分的负外部性，存在主观故意。其基本原因就是，民族国家的利益驱动着各国之间通过博弈来实现利益等的配置，且没有起居于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评价是非曲直和进行奖惩。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谈全球范围内的普世道德，并不具有基本的环境。然而，当全球化从规模到范围都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产生了大量需要合作和协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里，全球化涉及到人类共同的生存利益或共享利益，呼吁在某些领域里培植普世道德，并要求参与全球化的各国用其进行自我约束，并非没有可能。

现在让我们将眼光转到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上。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外部性的研究视角看，美国人制造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凡是购买有美国的金融产品，或是保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甚至于只是持有一定数量美元的其他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承受了巨大的本应由美国人自己承受的危机成本。大量研究这次危机的著作和文章，充分地揭示了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几近众口一词地认定这种外部性的性质，是美国人多年来大得其益而转移成本负担到外部世界的“负值”外部性，不少的作品还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计量，尽管这些计量不一定使用了“外部性”概念。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整个世界已经达到了认识上的高度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这巨大的负外部性，是美国人主观故意的结果，还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

生的。这个问题导致了整个世界在认识上的分裂。一种判断认定，美国人在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他们对危机有切肤之痛，不会故意地去制造金融危机。支持这一判断的依据是，这次危机虽然波及全球，但美国自身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人即使是最彻底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不论从逻辑上讲，还是从实际生活来说，都不会主观上自己损害自己的。这种判断的潜台词就是，美国人在无意之中，引出了这样的全球性危机，他们不应当负有道德方面的责任，当然更不应当承担道德性的指责和处罚。

另一种判断认为，美国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确是有某种主观故意的。起源于美国“住房梦”而走向极端化的“次级抵押贷款”，脱离了一般信贷的基本规则，完全依托在住房价格的上涨趋势之上。当美国的货币资金不足以支持住房价格的持续上升之时，“次级抵押贷款”便聚集起了巨大的风险，这时，以投资银行等为中介的美国金融机构介入了进来，依托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发行了大量的“次级债券”等金融产品，并将其销售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这实际上就是将“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和后来衍生出来所有金融产品的风险，“创新地”转移给了全世界，这里的主观故意是太清晰不过的了。这种判断一出，就被称为“美国阴谋论”，引发了大范围热烈的争论。

我相信，美国人没有直接制造金融危机的主观故意，但确实存在将美国自身的金融风险转嫁给全世界的主观考虑和具体设计，那些美国人出售给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就是明明白白的证明物件。实际上，美国人最清楚那些“金融衍生产品”的基础极为脆弱，却为了避免美国的金融危机，用所谓的“金融创新”向全世界推销这些产品，充分地利用美元国际化地位和许多国家大量储备美元外汇的现实，一下子将全世界都拖入到了美国金融混乱和经济衰退的泥坑里，让外部世界承担了美国金融危机的风险，如果这里说不存在主观故意，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换言之，美国人就是要通过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销售，让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进入到美国的市场里来，帮助美国分散和承担他们已经发现了的巨大风险，进而避免美国的金融危机。至于这些“金融衍生产品”是不是会让全世界的投资者血本无归，美国人是根本没有去考虑过的。

不幸的是，美国转移风险的做法，不仅没有拯救得了美国的金融和经济，还导致出了这次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如果说，没有美国人故意设计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没有外部世界承担了由此而来的巨大损失，美国时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将当量惊人，足以彻底摧毁美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就将一去不复返。在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这次巨大的负外部性的故意制造，虽然没有避免得了危机，却至少让美国没有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出现灭顶之灾，整个外部世界都为美国“买了单”。就此而论，美国人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即使没有主观故意直接制造金融危机的道德责任，也有刻意转移美国巨大的金融风险来损害全世界投资者利益的道德责任，有带给许多国家和地区金融及经济灾难的道德责任，有最终造成了全球金融大危机的道德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了大量指责美国华尔街进而指责美国社会对外部世界道德缺失的声音。在这些声音里，我们分辨出了当今人类社会再次对于普世道德的呼吁之声。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若是美国没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没有他国大量地积累美元作为外汇储备，没有美国之外的世界为美国人的“金融创新产品”提供风险转移的场所，美国人就很难有在世界范围内制造这类“负的”外部性的可能。然而，即使是有这样的可能，如果美国人是“讲道德”的，不以邻为壑地故意去损害外部世界的利益或是转移给外部世界风险，他们也不会主观上故意地去设计和操作这些产品来制造负的外部性。

但是，在人类社会以民族国家形式存在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利益应当说是高于一切的。在强大的利益面前，普世性的道德，要么面世非常地困难，要么短暂地出现后迅速夭折。美国人引致出来的这次全球金融大危机，就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当今世界普世道德的孱弱性。或许，在现在的历史阶段里，谈那种完全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普世道德。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理想。

然而，不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来看，普世道德毕竟是一种有益于整个世界的行为规范，它会潜在、长久地带给世界各国共同性的利益或共享利益。特别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之下，普世道德的存在，哪怕是质地孱弱的、内容残缺不全的，仅仅是有益于某个领域或某些方面，也将起到改善国际关系的作用，引导出各国对于他国行为相对确定的预期来，减少全球化中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因此，对于普世道德的关注和培植，是当今全球化中所有参与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

世界性缺德的“内在化”不可能性和现实选择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负外部性或说缺德恶果，经济学的一般处理方法就是“内在化”，即要求美国承担那些“金融衍生产品”带给外部世界的财富损失。在此基础上，呼吁一种全球化格局下普世道德的构建，用如此的道德准则对美国这次转移金融风险的做法给予评价，并提出道德评价之下的处罚办法。然而，这样的理想设计在当今世界里有实现的可能吗?换言之，美国会承担这次制造巨大负外部性的责任，并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道德指责和处罚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此，我们遇到了难以逾越的“三座大山”。一是普世道德构建主体缺失的大山，二是民族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大山，三是市场经济规则遮盖道德判断的大山。

说到普世道德的构建，第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谁是构建的主体?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历史阶段里，一般来说，所有的国家都是构建这一道德的主体。然而，为什么要构建普世道德?构建普世道德的动力在何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至今形成的不同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制度体系和运行规则，以及不同的价值理念，现阶段并没有一个高居于民族国家之上的统一的人类生存和发展要求，不同民族国家当然不可能聚集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共同地推进这个目标之下的道德价值培植——世界缺失普世道德构建的主体。我们说，美国也许会去构建某种道德价值观，但由于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发展目标不同，与欧洲国家的发展目标也不相同，美国式的道德只能在美国的范围，或者在某些发达国家的范围内起作用，根本不可能具有普世价值；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会有自己的道德构建考虑，却难以走出自身发展目标的限制而成为世界认同的普世准则。在普世道德构建主体缺失的前提下，我们来讨论普世道德的构建，以及这种道德之下对于某个民族国家行为的评价及处罚，更多的是一种理想，有价值却在近期难以实现。

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构成了普世道德构建中的又一大难题。不论是何种民族国家主体，在

现阶段，其自身的利益都是高于一切的。这一点，导致了凡是不符合民族国家利益的规则或道德价值，就无法得到认可。它引致出来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之间只有通过博弈来形成某种世界交往的规则，其中包括道德准则。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民族国家之间的博弈，都是基于自身利益要求，并以实力来说话的，最后形成的国际交往中的规则，无一例外地带有明显不过的实力痕迹，都不是以整个世界不同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或普遍利益为基础的规则，更不存在、也不必要有相应的体现共同利益的道德价值诉求。因此，试图构建一种完全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之上的普世道德价值，在现阶段根本就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就这一点说，想让美国承受这次金融危机带给外部世界的财富损失，并用所谓的普世道德来评价和处罚，似乎有点痴人说梦的味道。

在当今市场经济制度之下，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交易来实现的，其中“买卖公平”已经成为了世界交易的共同规则或说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要求。在这里，似乎我们有了某种普世的道德准则，即在市场交易里，只有交易双方的自觉和自愿，不存在任何的外力强制，普天之下已经为人们共同遵守是也。然而，当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买卖公平”。中国人出售大量各种各样的产品到美国，但中国人就是买不到想要买的美国货，技术不可买、资源不可买、企业不可买，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债等“金融产品”，结果是长久地负重支持美国经济，承受美元贬值风险，并带来国内需求不平衡、以至于发展不平衡的压力。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历史里，市场经济制度的表面公平性，将普世道德的诉求完全地遮盖了起来。就在这次金融危机里，美国人认为，扩展到外部世界的危机，完全是外部世界自己在市场上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带来的，市场交易本身是公平的，美国人并没有强迫外部世界购买它的这些产品，美国人当然不可能去承担这种交易之后出现的危机损失。在美国人看来，在公平交易的情况下，市场风险自担，乃是交易的基本要求，外部世界能够诅咒的，只是自身的失误或是贪婪，美国人对此没有道德上的过错。这又何谈对美国人提出普世道德的要求及提议相应的处罚呢?

可见，在当今世界里，完全超越民族国家利益的普世道德的构建是个巨大的难题。尽管我们分析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应当承担缺德的责任，但实际上美国人根本不可能承担这样的责任，以道德的要求来处罚美国人就更不具有操作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现在讲普世道德问题，除了具有理想的价值和意义，又有什么样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呢?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趋势中，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产生了更多的看得见的共同利益要求。在某种角度上讲，这些共同的利益要求，不只是要求一般性的合作和交易，更需要一些公认的普世性道德准则，协调彼此关系，减少合作和交易成本，形成确定性预期。举例说，在全球性环境污染问题上，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各民族国家之间就已经达成了不少公认的行动准则，这些行动准则不仅包括相当量成分的道德要求，且一些行动准则的实施就是以各国信守承诺为前提的，这里就有某些普世道德成分的存在，即守约的普遍道德要求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人虽然不会为此承担任何的道德责任，但世界他国已经在向美国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道德要求，如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就希望美国遵守信用，不以任何方式损害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和资产。这样的希望，一方面代表了美国之外所有投资到美国的国家的共同意愿，另一方面，也是约束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共同的道德诉求，即世界范围内大家都应普遍地遵守信用。这就具有普世的价值了。如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没有这样的公认的道德准则并各自认真地进行自我约束，你污染我也污染，你贸易保护我也贸易保护，你货币贬值我也货币贬值，全球化就会出现巨大的冲突而让整个世界陷入某种困境之中，各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就将受到严重损害，各民族国家各自的根本利益也无法保障。更严重的在于，它将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失去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人类自己造恶于自己的进步和发展。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建立一般性的普世道德，在民族国家存在的现实阶段里具有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多，在共同利益诉求之上，在具体的合作发展领域构建某些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准则，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就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各民族国家又一次找到了一个共同利益所在的区域，这就是只有所有的国家充分合作，才能够保证损失相对小地渡过这次金融危机，它提出了共同的道德要求。或许人类的历史就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迫使人类社会一个一个具体区域地构建出普世道德或称局部的普世道德来，最后形成整体性的既超越各民族国家利益，又充分表达各民族国家利益的普世道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