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国家行为与国际形象

尹占文　邓淑华

[摘要]国际形象就是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国家自身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对一国构成性或表现性要素相对稳定的认识和评价，是主客体作用的统一体。客体的变化、主体的不同以及主客体的历史发展都会导致对国际形象认知的重新定位。本文建立一种“战略文化一国家行为——国际形象”的逻辑假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形象的变迁作了分析，分析认为战略文化和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国际形象的塑造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

[关键词]中国；国际形象；战略文化；国家行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70-04

国际形象就是在国际社会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国家自身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对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民族、政府行为以及发展模式等相关构成性或表现性要素的相对稳定的认识和评价，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世界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以硬实力增长为基本内容的物质性成长和以软实力增长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性成长的统一。国际形象就是一个国家实现社会性成长的重要考量指标之一。国际形象不但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和“信任效度”，它更主要是体现了一国自身对国际社会自我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行动诉求。

国际形象是主客体作用的统一体。主体的不同、客体的变化以及主客体的历史发展都会导致对国际形象认知的重新定位。本文以一种“战略文化一国家行为——国际形象”的逻辑假设，从中国自我认知角度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形象的塑造过程、机制以及预期结果作分析，以求阐明中国战略文化的调整、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国际形象塑造的内在逻辑。

在国际关系领域，战略文化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系统，这套系统的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选择取向。它是建立在稳定的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偏好模式的综合表现，其载体是战略决策人或国家领导人，其变化源于领导人的信念和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外化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或战略决策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反映出来。

根据一个国家与国际主导秩序和力量之间的关系，战略文化可以分为冲突型战略文化和合作型战略文化。如果根据一个民族国家发生发展的自然逻辑，战略文化可以分为生存型战略文化和发展型战略文化。我们的分析框架将其定义为三种认识：时代主题的认识、国家安全的认识和解决问题手段的认识。时代主题的认识主要指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国家安全的认识主要指对自我生存压力的认识。将每一种认识分为两种对立的观念：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战争与革命”抑或“和平与发展”；对自我生存压力的认识指生存压力较大和存在安全隐患或者是生存压力不大且需要提升发展空间；对解决问题手段的认识涉及偏向于主要运用阶级斗争和战争等对抗性方式解决争端还是偏向于利用政治谈判和其他非对抗性方式解决问题。如果认为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自我生存压力较大和存在安全隐患以及偏向于运用阶级斗争、军事和战争等对抗性方式解决问题，那么行为体的战略文化就属于生存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发展型战略文化。在行为层面上，战略文化则影响到一定时期内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战略的实施和外交行为，而国家行为塑造国际形象。

本文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战略文化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战略文化是一种带有冲突性质的生存型战略文化，而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一种带有合作性质的发展型战略文化。

一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战争与革命”。毛泽东于1940年指出：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969年4月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以及1970年著名的5.20声明中都提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1973年8月，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说：“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76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说：“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显然，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中国认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时代的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

在这一时期，中国认为自身安全受到来自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的严重威胁，生存的压力比较大，自我生长的战略空间有限。朝鲜战争爆发、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都使中国认为“美苏两家是新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这段时间中国的国家安全存在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压力。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政治生存的压力稍有减轻，但军事压力仍然很大。中国认为面临苏联入侵的危险，面对苏联的包围式军事行动，中国甚至准备打一场全面抵抗的自卫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和维护政治生存安全。鉴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更倾向于运用阶级斗争、军事和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为了保卫祖国安全采取的被动应急或主动积极的方式，达到以斗争求生存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宣布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人”三大政策，与帝国主义作最彻底的斗争与决裂；为了巩固和加强战略安全，不惜与美国直接较量，军事援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尊严与苏联展开大论战，1956年4月到1964年7月期间在《人民日报》等一共发表了17篇文章来反击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直到1969年珍宝岛事件中短兵相戈；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既反帝，又反修”；尤其是针对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中央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于是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三五计划”中指出“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写入报告。全国进入了以对付苏联入侵为主要目标的临战状态，战备规模更加扩大。

这段时间中国的国家行为所塑造的国际形象主要表现为是一个维护祖国的生存与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自主处理国家事务的国际形象，也就是打出来的东方大国形象。

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战略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发展型战略文化。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开辟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认识的新阶段。70年代末，邓小平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争取实现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是有希望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1992年南巡讲话时讲到“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表述说明中国的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70年代以来，中国加入联合国、相继完成了同西方主要大国的建交。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方面的压力逐步减轻，开始将经济安全提升到比较突出的战略位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强调“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对经济建设和保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这段时间，中国主要解决的问题在于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行体制转轨和经济建设，解决这样的问题集中于从自身人手，对内加强改革、对外实行开放。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以及随后全方位开放的对外战略的确立，为加快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进一步明确中国融入现存世界秩序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中国于1993年11月14日召开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2001年加入WTO的实践，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进行的循序渐进的改革实践表明，中国正在逐步树立和建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形象。

在国际交往方面，中国逐步淡化革命性特征和意识形态色彩，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邓小平曾经讲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我们要“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国际地位、维护了民族尊严，还实质性地改善了同苏联、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祖国统一和“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解决领土纠纷的构想，为以后顺利解决香港回归和边境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还提出要“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30年来，在邓小平等三代的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的国际形象经历了第二次深刻的变革，从政治独立到经济发展，从自力更生到改革开放，从以民族国家重建、争取国际承认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为主要内容的一次国际社会化，到以顺应全球化浪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为主要内容的二次国际社会化的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国家行为不仅塑造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和平大国形象、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国形象、安定团结的发展中大国形象，而且为今后中国塑造更加良好的国际形象奠定了基础。

三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发展型战略文化不断丰富、深化和发展。仍然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政策基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目标的制定、时代主题和国家安全的认识方面也更加趋于客观和科学，发展领域逐步拓宽，合作意识在逐步加强。

党的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都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即便就是在发生我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和“九·一一”事件之后，中国仍然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总体和平、缓和、稳定，局部战乱、紧张、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态势”。这段时间，中国不仅深化了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认识，而且将实现和平发展的方式——合作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政治安全感一度下降，经济安全压力增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出现，为此，中国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特别注重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来维护和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近年来，面对美国的现代化、立体化、信息化作战系统和部署TMD、NMD所引发的世界军事技术的新一轮革命浪潮，中国军费开支仍然保持弥补国防基础薄弱的补偿性、预防性、低水平增长，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联合国五个常务理事国之中最低的。即便就是在“中国威胁论”不时泛滥之时，中国仍然保持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先后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连续几年的《国防白皮书》和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都深刻阐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决心以及政策方略。在涉及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中，中国政府仍坚守“一个中国”的底线，没有以武力的方式强力促进祖国统一，而是把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法理的角度颁布《反分裂国家法》来约束其行为，给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思考和发展的广大空间。

其次是合作发展。从十四大以来，中国就旗帜鲜明地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争端等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磋商并参与外交斡旋争取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地区热点问题。目前，中国已积极参与到联合国维和、发展、人权、军控与防扩散、反恐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中去，与各类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积极倡导和加入了APEC、10+1、10+3、SCO、ARF、亚洲合作对话机制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建设作用。

再次是共同发展。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提出了与各类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建议、主张，其核心就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互利合作、求同存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勇于承担自己利益受损的风险，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在毫无附加条件的情况下，对有关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使亚洲各国度过了金融难关。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首次将反对霸权主义排除在外，足以体现中国合作发展和共同发展的诚意。2005年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又提出了5项具体举措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困难，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此后，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促进发展，实现共赢的政策宣誓。在最近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积极应对，与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合作、共度难关。这些都表明了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略。

总之，近年来中国的国家行为昭示了中国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建设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地区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政治决心，也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一直致力于塑造乐于增信释疑、加强合作共赢、发挥包容并蓄、维护联合国尊严、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和平大国、发展大国、文明大国的国际形象。

结语

战略文化决定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塑造国际形象。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般性结论：合作型战略文化越向更高层次发展，国家行为越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国际形象也就越具有正面和积极的意义。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程度不断加深和拓宽，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就会有更多的重叠部分，那么，战略文化会得到优化，国家行为会得到认可和国际形象也会得到提升。

(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