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茅盾在《蚀》和《子夜》中的“性话语”书写

曹青山

阅读茅盾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子夜》，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便是文本中涌现出的大量的“性话语”。在这里，有必要先对这种“性话语”的概念做出界定。在《蚀》和《子夜》中，“性话语”是指对女性身体和人物性行为的着重描写，以及人物欲望中与“性”有关的部分。这一描写对象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以“时代新女性”最为突出，另外还包括其他群体，如民族资本家、工人阶级等等。那么，这种“性话语”的书写与当时的时代特征和人性之间有着哪些复杂微妙的联系？这种书写的意义和功能何在？这是本文所要集中探讨的问题。

茅盾自言，《蚀》三部曲“都是企图反映1927革命形势”，但小说主要描写的还是上世纪二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以这个时段的中国现代史而论，发生的重大事件主要有：“五卅”惨案；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工农运动高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武汉政府的北伐誓师；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等等。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进步和保守交织，光明和黑暗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相互角力，社会前景玄黄未定。革命（反革命）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矛盾是这个时代的主要思想特征。正如《动摇》里的方太太所言：“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茅盾自称：“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 反映在一种精神或情绪状态层面上，矛盾的思想特征又表现为焦虑。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焦虑的。在《动摇》的结尾，“废墟”和“小东西”之间的关系无疑清楚地象征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洪流中的一种惶恐感，急切地投身革命又无力把握革命的方向，只能为革命所吞噬。另一方面，追求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的结果，只能是生命力的耗尽，这也是令《追求》中章秋柳们害怕的。她们既“没有向善的勇气，也没有堕落的胆量”。因此，似乎“革命”（一切向上的挣扎和努力，包括王仲昭、张曼青的理想和追求）和“性”两者都不能予人以安慰，结果导致了焦虑的产生。这种焦虑感又表现为两种状态：或流于苦闷颓废，或上升为暴躁凌厉。“苦闷的成分是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用《追求》中人物张曼青的说法，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世纪末的苦闷”，是一种“时代病”。民族资本家是焦虑的。《子夜》的主人公吴荪甫的心态充满着狂飙突进、暴躁凌厉，还有颓废的一面。小说的结尾处“斗法”的结果已经明朗，吴荪甫一败涂地，他立刻想到去牯岭避暑。这个潇洒果敢的决定正是掩饰了人物的颓废和落寞，正是缓解人物焦虑状的一种表现。土豪劣绅是焦虑的，革命革的就是他们的命。工人也是焦虑的。《子夜》中，相对资本家吴荪甫及其精明的手下屠维岳的强大手腕，工人冲厂的努力和组织暴动的方法显得捉襟见肘，力量幼稚弱小。工人领袖在开会商讨时还经常思想开小差，想入非非，情绪的焦虑可以想见。

因此，我们未尝不可将反映在《蚀》和《子夜》中的时代情绪或精神概括为一种焦虑。

焦虑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在人格的发展和人格活动作用的动力状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情感状态，指人体内部器官受到内部或外部刺激而产生的一种痛苦的情绪体验。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既可能是恐惧自己内心中的危险，也可能是恐惧外部世界里的危险。它可分为三类：即现实性或客观性焦虑、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它们的性质都相同，即为不快，但产生的根源却不同。自我对它们的体验是：对外界事物的恐惧，对本我和超我的恐惧。一种焦虑状态的来源可能有几种，既可能是神经性焦虑和客观性焦虑的混合，也可能是道德性焦虑和客观性焦虑的混合，也可能是神经性焦虑和道德性焦虑的混合，还可能是所有三种焦虑的混合。具体到《蚀》和《子夜》中，人物的焦虑情绪应该是三类焦虑兼而有之，既有面对外部世界危险的现实性焦虑（如吴荪甫的公债交易、胡国光被革命等），也有面对内心危险的神经性焦虑（如方罗兰的性冲动等）和道德性焦虑（如孙舞阳和章秋柳）。

如何缓解这种焦虑？第一，由于自我尚处于萌芽阶段，力量孱弱，不能应对来自本我、超我和外界环境等几方面的压力，于是采取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包括否认危险的存在（“压抑”），譬如方罗兰对孙舞阳，掩饰危险（“反向作用”），譬如吴荪甫的避暑；第二，人体的本能发生“移置”现象，能量发泄找到新的替代物，比如革命，性和革命奇妙地发生关系；第三，本我的能量发泄。本能是“保守”的，它的活动路线总是由紧张状态过渡到松弛状态)。于是，人体本能顽强地突破超我的封锁，冲决而出，暂时获得满足，缓解了焦虑状态。

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上，作为第二种缓解焦虑途径的“革命”与“性”的关系问题已有论者提及。革命的狂欢与性的狂欢具有某种气势上的美学对称。这导致了两者的相互象征。性和革命一起浮沉，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性成为革命的代言，“性话语”和革命话语已达到了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

第三种缓解焦虑的途径在《蚀》和《子夜》中表现最为突出，主要体现为“性话语”的书写。众所周知，茅盾是长篇小说的巨匠。他的小说一贯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发展尽量地同步，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评论家黄子平认为，茅盾高举“浓郁的社会性”的革命大纛，旨在揭示社会全景，这为写“性”说“欲”的合法性建立了基础。在“先进的”社会科学的指导下，给性行为的异常作阶级定性（“土豪劣绅”、“大资本家”）或路线划分（工人中的“取消派”），在“客观的”自然科学指导下，注重“客观描写”，这两者的双重掩护为茅盾写“性”说“欲”建立起了一个叙事安全区。当年瞿秋白用阶级分析法为《子夜》中的性爱描写保驾护航，甚至直接影响了《子夜》的创作就是一个明证。）笔者却以为，茅盾这样赤裸裸地谈论性，这么直白的“性话语”描写，或许有意无意地切中了这样一个关键的精神分析学命题：涉及摆脱焦虑精神状态中本能的能量发泄。茅盾聪明地用“性话语”书写的捷径代言了一个时代。

在《追求》中，茅盾用极其悲观的心情宣告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破产。巧合而令人纳闷的是，这些青年的思想破产大多与“性话语”相关联。追求及时行乐和刺激的章秋柳怀疑自己中了梅毒，在医院接受治疗；自杀未遂，被章秋柳“拯救”过来的史循，在郊外野餐狂欢，弥留之际，仍想拥抱章秋柳的白腿和“撩人的足踝”；实行实际主义和半步政策的王仲昭就在即将与陆女士订婚，“追求的憧憬”实现时，却接到了一份突然的电报，宣告未婚妻“遇险伤颊”，首先是“一个血肉模糊的面孔在他眼前浮出来”。越是焦虑，越是感觉无事可为，越是容易陷入最简单最原始的性冲动中，寻求宣泄。茅盾的一支笔经常深入到人性的潜流和漩涡之中。

其实，何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工人等社会阶层也不例外。在《子夜》里，吴公馆吴老太爷入殓的那一天，一个原本肃穆的场合，朱吟秋等人却聚在弹子房里观赏交际花徐曼丽跳舞；另外，吴荪甫强奸王妈；双桥镇农民暴动，曾沧海横尸街头，儿子曾家驹逃脱后趁火打劫，对一个垂涎已久的洋货店女老板动了邪念，猥亵不成，将其打死；吴荪甫的缫丝厂女工举行暴动，就在冲厂的努力即将失败时，作为领导者的蔡真居然还试图跟陈月娥、玛金等人调情，苏伦忍不住想与玛金发生性关系。真是“性话语”无孔不入。

这是一个飘摇不定的时代，在时代风潮的风口浪尖上，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个人的努力既然注定遭受失败，一切付出总归流失和徒劳，于是，一种焦虑的心境便自然而生，最终，人性的天平滑退到人的自然本能——性需求上寻求宣泄。欲望蠢蠢欲动，并在瞬间失去控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爆发出来，摧毁着人们的理性建构，展示出人性脆弱的一面。《蚀》和《子夜》中诸多的“性话语”便可以看作这种焦虑情绪和寻求缓解焦虑情绪的症候。这些话语或者通过作者的全知叙事表达，或者通过限知叙事表述（即人物的内心独白，“半直接引语”）。《蚀》在1930年5月由开明书店初版时，题词中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而自励。”茅盾本人彼时的焦虑——颓废心境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由“性话语”的书写可以窥见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性与时代的关系犹如一场戏剧中台前与幕后的关系，“性话语”最终成为检验一个时代和社会主潮的试金石和风向标，性代言了整个时代。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上世纪初传入我国后，便对心理学界、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许多现代作家都接触过精神分析学说并不同程度地创作性地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典型的代表包括鲁迅、“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叶灵凤等）、“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茅盾也不例外。比如他写于1928年的短篇《创造》中的这句话：“梦，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可以直接证明茅盾是接触过弗洛伊德理论的，尽管这并不说明茅盾是在使用精神分析学说有意识地表现人物的性本能及潜意识，但其作品中的“性话语”书写却存在可以用弗洛伊德主义阐释的可能性。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实质上体现了一种新的身体观感和身体的认知模式，并被整合进一种关于体现时代焦虑情绪，并代言时代话语的叙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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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