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彦布答姜红伟

2009-08-06 10:03
诗林 2009年4期
关键词:哈尔滨诗人诗歌

姜红伟(以下简称姜):请您谈谈您的个人工作、创作简历。

巴彦布(以下简称巴):我在岗四十一年(1960—2001年),先后做过的是:十三年中学语文教员。十七年的编辑工作(1973年—1990年),即从《哈尔滨文艺》月刊诗歌编辑到《诗林》的主编、哈尔滨文艺杂志社副总编辑。从1990年初至2001年(哈市文联党组又把我留任一年至2002年完全退下),是在哈尔滨文学创作所——从创建到任所长,又十余年。即:语文教员——文学编辑——文学创作所的一半行政、一半业内外创作,贯穿了我的“职场生涯”。

正是这四十余年经历,形成了我的诗观和个人追求:

为寻求人生的清新与刚健,我读诗,写诗,编诗,办刊,只求“童心”与“诗心”同在;为追索人间的真诚和光明,我学牛,赞马,更爱骆驼的跋涉,只因人生苦短,而大野无边……

——《北方文学》1996年8期封二:巴彦布

我的“创作”简历,可谓之曰:既长又短,既简又繁。

所谓“长”是说,我十三岁(1954年)小学五年级所写的儿童诗《种向日葵》(组诗《草原上的小鼓声》之一)先后登场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星星火炬”栏目(1954年5月2日播出)和《诗刊》1962年第一期(因该期有元帅诗人陈毅的组诗《冬夜杂咏》,其名句“大雪压青松/松高挺且直”、“有草名含羞/人岂能无耻”即出自该组诗;本期作者跟着“借光”,所以难忘)。言其短,是指纯粹的“专业”创作可以说没有。来到文创所之前不必说,就是到了“所里”也是在干“业余”,因为我还有个“所长”头衔:主业是随时随地为作家提供服务。至于创办和主持《诗林》期间,连来稿都看不完,哪有心(甚至说:不忍心!)占着位置先去忙活自己的。因此,退休前的五部诗集:《鲜奶与花朵》、《爱的倾吐》、《飞驰的色块》、《东方的节奏》、《跋涉波尔卡》,连同小说、散文等全部是业余“习作”吧。我对文学编辑的敬重,同你一样,对那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如我所怀念和感激的已故陶耶老师和健在的李清泉、陈昊先生等,始终视做良师和楷模之列,原因也就在此了。

姜:《诗林》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办的?

巴:简单点儿说,是在无版面、无园地、无法生存状况下出生的。这也是一种“绝处逢生”或曰“死而后生”吧!

具体到我单位,原《哈尔滨文艺》于1981年10月正式改刊为《小说林》后,就没有诗歌版面了。实践与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办刊改革,而不是当时外传的要以“扼杀诗版面为快”;倘若《哈尔滨文艺》继续与各地市的综合性文学期刊一样,没有特色,“地名+文艺”,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老四样”,各类文学品种平均使用力量,百刊一面,就是“死路一条”!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全国的诗歌从《天安门诗抄》的沸沸扬扬,一下子沉寂变冷。当各种报刊以压缩或取消诗版面当做出路时,确实触痛了我的“神经”。小说应繁荣。报告文学该发展!诗之国的诗歌呢?诗,当务之急就是“图存救亡”、突出重围,因为人间要好诗,“国歌”就是诗啊!这是毫无疑义的,一个最能表达民族情怀、意志、精神和公民心灵……的文学品种,就这样萧条下去吗?当然不能。就这样,我一方面很卖力地当起《小说林》“中篇组”编辑,如在北京查病时也不忘为《小说林》约稿——从钱锺书大师到北京作家群新涌现出的“黑马”……同时,也暗暗鼓起劲来:诗歌,同样可以杀出一条血路来!就这样,我从1981年到1984年10月《诗林》正式创刊前,前后差不多用了四年时间,我不间断地为申办《诗林》而奔走、游说、求助……从主管官员到全省第二次作代会作家签名(本人至今保留着一份黑龙江省81名作家签名的原件;如今,相当多的签名人走了,如关沫南、林予、潘青、李北开、韩统良、梁南、陶耶……留下大名的程树臻、张抗抗……也远登京华)。这是我在本地的活动,用省委宣传部原老领导陈凤翚先生后来回忆起来的话说:“……那时候,我在(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工作,正好分工联系文艺界。为这个诗刊问世,写报告,找人批,反反复复,很是忙了一阵。大量的实际工作,都由他去做。他有那么一股劲,总算办成了。《诗林》,终于在北方破土而出。哈尔滨市,从此结束了没有诗刊的历史。这当然是省委、市委、宣传部、文联集体行为。可没有巴彦布的热心,用那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也许不一定办成。在我们这里,应该办成而没有办成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每当我看到《诗林》,我就会想起,当年巴彦布办刊的情景。”他又写道:“在办《诗林》的那些日子里,遇到的困难出乎想象。那时的诗风急剧变化,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各有所好,各展所长,办一个为所有诗人和诗的读者都满意的诗刊,实在不易。更为难堪的是,经费捉襟见肘。为了这个刚出土的幼苗不至于夭折,巴彦布真是殚思竭虑,费尽心血。他探索和企业办刊的道路,最早和哈尔滨啤酒厂联系……与此同时,他又办诗歌“沙龙”,又办“中国首届冰雪节诗会”,无一不是求《诗林》的生存与发展。……”(陈凤翚:《巴彦布印象》载于《哈尔滨日报》1995年3月15日。)

而在省外,最早如在“东北地区诗歌工作者座谈会”(丹东,1980年8月)、“绿风诗会”(新疆石河子,1982年9月)等这些跨地区的全国诗歌会议,都被我所“利用”——宣传造势有之,结交学习有之;更多的是为了《诗林》一旦问世,在一无办刊经费,二无人员编制,即无钱无人情况下怎么活下去而作着准备。因此,当看到由你主编的《中国八十年代著名诗歌编辑家访谈录》中,有在下的名字忝居其上时,不无苦涩,也自觉相差多多;唯在苦求《诗林》诞生、保其生存和为省内外诗之爱者倾以真心全力上(如中断精力最好时期的文学创作,过劳带来的眼疾腿病等等),实话实说是:扪心无愧。

在这里,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我要郑重强调两点,一是在《哈尔滨文艺》基础上改刊成《小说林》;为弥补诗歌空白而诞生了《诗林》。没有《哈尔滨文艺》母刊,也就没有“二林”,同样没有《小说林》先来,也就没有《诗林》后到。其二,《诗林》的诞生,是我龙江文学界大团结的产儿,促其问世的不止是诗界(如上面对签名者所述);而哈尔滨市文联对全省诗歌界的付出与开拓,既是对共和国诗歌刊物建设上的献礼,也是一笔精神财富,在地方文学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殚精竭力下的如牛负重、如履薄冰,而不敢懈怠。

姜:请您谈谈《诗林》在80年代的辉煌及影响情况。

巴:“辉煌”,不敢当。影响却可从本省、全国和国际三条线来概述一二。

1984年10月(国庆三十五周年)问世的《诗林》双月刊,正式结束了哈尔滨乃至黑龙江省有史以来无诗歌专刊的历史,或曰填补了诗歌刊物的空白。它在爱诗的青少年、工青妇、党政军、各民族、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是我这个参与创办又主持《诗林》最初岁月的人,所始料不及也预想不到的。各界反响无法一一历数(比较具体的事例,可见我的《喷绿六载流韵八方》一文——载于《哈尔滨市文联文艺志·文学卷》1990,8月),仅就诗歌的主体与未来——青年诗爱者而言,看看《诗林》和由《诗林》创办的“诗人沙龙活动中心”、《沙龙诗报》、《沙龙诗选》及至“中国·首届冰雪节诗会”吧,那狭小简陋而又漏雨的《诗林》编辑部确乎成了当年诗之“鸟巢”、集散地。《诗林》的二十余个栏目(轮换推出)几乎无一不是为各族各界青年所开设(除“旧体诗词”栏青年作者少了点儿);而“大学生诗选”、“中专生诗坛”、“诗社作品集萃”、“兄弟民族青年诗人”、“苗圃青青”以及专门推出本地的“红松与白桦”和重在探索现代派的“五花山”等等栏目(栏目题字系我向美术家范曾先生讨要来的),成为各类学校(中学、中专、大专院校)校园和厂矿企业诗歌社团、诗社报刊、诗歌朗诵会所关注的目标,又常常有投稿者直指其栏目名要来亮相。因此,在那些岁月中,我的一项长年任务是:除了张罗办刊经费外,就是参加到社会各界诗歌活动里;审稿是下班后熬夜干,而无星期节假日。这样,省城的全部大专院校,从哈工大、黑大、师大……到各中专(特别是与“全国中专语文教研会”合作,已扩展到全国所有有中专学校的所在城市;因为《中专生诗坛》系《诗林》独家开办)。而在全省各地,从南部双城(当年松花江地区最南边一个县级市)的“龙·虎·雪同题诗会”(龙·虎·雪三字是钱钟书先生应邀所题,是钱公晚年留给《诗林》的一份墨宝吧?)到北部黑河、漠河风情篇;从西部“大兴安岭地区诗人作品展”到东部“牡丹江地区诗页”,《诗林》以赤子之心,对龙江家乡父老和缪斯子孙做了真心回报与反哺;黑土诗魂与诗的种子和林木,壮大而丰富了北疆诗的森林啊!

在全国,由于《诗林》于1985年与哈尔滨轴承厂组建了“诗人沙龙活动中心”(《诗林》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就在“哈轴”举行的),继而与哈尔滨啤酒厂、白酒厂等企业联姻建成了“《诗林》文化经济联合体”(市委、市政府领导出席签字仪式),而面向全国开展的“诗与酒”诗歌大赛,也就又一次将全国诗作者聚拢到《诗林》这里来(上一次聚拢为“龙·虎·雪同题诗全国大展”)!波及所至,四川泸州酒厂创办《诗酒报》,本人被聘为“顾问”之一。

更直接、更大量又常态化地为全国诗作者服务的是:“诗歌沙龙活动中心”,其函授成员已覆盖全国各省市;每天的函授信件,每月一期的《沙龙诗报》(由黑龙江名诗人、资深编辑家轮流主编);出席1988年1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中国·首届冰雪节诗会”的名诗人除外,光是获奖的沙龙成员就来自全国21个省市;当他们手捧有自己获奖的作品被收入的《沙龙诗选》,那明眸,那笑容,真是绽放在冰雪节的诗之花啊!且不说,发自港澳台的贺诗、贺信;还有叶文福那富有燃烧与穿透力的朗诵……冰雪节诗会不仅是一次诗的大检阅,更展示了《诗林》已得到全中国包括港澳台诗人的信赖、帮助与厚望。说到这儿,我一要感谢全省老中青三代诗人、业余诗歌爱好者的大力鼎助;二为《诗林》能有市委宣传部全方位的扶持和全力以赴而幸运自豪——从陈凤翚部长亲自帮助与企业家共商诗歌大业,到文艺处同志全员出动,以至同中直、省直单位联系,竟常常由宣传部出面帮助(包括出介绍信),这样的领导部门所言的“领导就是服务”,本人信然而肃然。说到我个人,我无法忘记,亡妻当年为我承担的这份工作所做的全部付出,身为高三毕业班教师(又当班主任、又做教研组长),她的英年早逝,是与常年不得休息有直接关系啊……

姜:《诗林》在80年代发现和培养了哪些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发表了哪些有影响的作品?

巴: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青年诗人,现在都已四十多、近五十岁了吧?25年了,四分之一世纪!就黑龙江讲,当时有才华的青年诗人,无一不在《诗林》上以整组、整版的诗作一次次被推出,甚至“处女作”都如此(如依晓峰、何抒秀、戴立然等);“同期加评”(即在整组作品发表的同时,有诗评赏析、推介),更是司空见惯,成为经常项目。对本地诗社涌现的新秀、诗星,如“马蹄莲”的陈丹妮、潘红莉,黑大“冰帆”的杨川庆、陆少平、沙碧红,“岛畔”的罗凯、吴马克,以及在全省已有影响的李琦、马合省、庞壮国、雪村、邢海珍、张曙光、任永恒、文乾义、冯晏、潘洗尘、马永波等都曾以组诗(“集束手榴弹”!)大篇幅地展示。对外省的新秀亦然(如梁南先生对河北青年作者杨如雪诗作的评析)。毋宁说,现在仍活跃于黑龙江诗坛的中年诗人、评论家、编辑家……无不是当年《诗林》的骨干、中坚力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刊物面临的问题如诗的多元化、轰动效应的丧失,诗作者的转产或改行等等,又无不同全国一样。同样,当时受到好评、有影响的作品和诗论,在《诗选刊》、《诗刊》、《文艺报》等报刊频频转载,当时的《诗林》每年不止一次地统计公布。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每年度编辑出版的《全国诗歌报刊作品集萃》、各种诗选集、个人专集,都有刊载于《诗林》的篇什。获得读者喜爱即有影响的作品,我能记起的有:公刘、牛汉、梁南、叶延滨、叶文福、刘畅园、李琦、陈景文等。当年部队在哈作者白连春(发表在《诗林》上的处女作署名“李当然”)可说是《诗林》第一发现、又很有成就的青年实力诗人之一),90年代他就被《诗刊》社列入《21世纪诗歌之星》,出版诗集多种。其他如至今创作实力雄厚的吉狄马加(现青海省副省长),《大凉山变奏曲》(《诗林》1985年,一期);著名影视编剧邹静之(《乾隆微服私访》作者,业内同行誉其为“天下第一编”),组诗牛河梁(《诗林》1988年,第6期)等……实在不胜枚举啊!

姜:您认为《诗林》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哪些方面的贡献?

巴:这道题,我以为由文学史家或专门对我省、全国诗歌作过较全面研究的行家来谈更好,通过纵向、横向比较研究分析,会得出更切近实际亦即实事求是的评估。好在黑龙江省第三次作代会工作报告中,(记得)专有一章节论述了自《诗林》创办后,全省诗歌创作、评论所出现的新局面,那当然是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而不是“一家言”。本人作为曾参与创办、又主持了80年代《诗林》的一名老林工,我既亲历了创办之初的艰难、坎坷与乐在其中的快慰,也能体味到“诗歌热”与“黄金时代”过后的种种不易;贵在坚持和“创业难,守业更难”也同样适用于诗歌报刊吧。仅就此而言,我对90年代接过《诗林》担子的几位诗编同行,始终心存感激和敬意,是他们帮我卸下重担(本人已感“透支”了!),不仅“留得青山在”、保住了诗的“火种”,并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智慧,以至今天的《诗林》以其特有的英姿神韵挺拔于黑土沃野之上,远播着黑土诗魂……

如要我作一粗浅概括,恐怕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黑龙江本地文学生态来讲,地处“诗国”的北陲“从无到有”开辟出一处“诗垦地”,为文学多门类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地——这也是当年决意创办《诗林》的初衷和根由吧。

其二,从诗歌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来看,《诗林》自诞生之日起就集聚起一个有地域特色的诗歌队伍群落;一代代“关东诗人”发展壮大和艺术上的精进,已为建设和发展有黑土地域特色的诗歌提供了“平台”。而《诗林》,就是这些“诗星”的发射场!

其三,从《诗林》所在地的自然、地缘、人文优势出发,扩大开放交流,与周边国家作诗的交流借鉴,让中国新诗成果更快地走出去。如90年代初以来,诗友潘红莉对台湾诗刊、诗人所作的那样富有成果;此前80年代末《诗林》已与前苏联远东地区诗人建立了联系与沟通。这就是说,《诗林》曾经并将继续为我国诗坛发挥独特作用,作出贡献;而关键是《诗林》的质量与特色及其影响面。

姜:请您谈谈当年和朦胧诗人、大学生诗人及其他青年诗作者交往的故事和趣闻。现在您和他们还有来往吗?您现在对他们还很关注吗?

巴:正如前面所述,《诗林》开设的“五花山”专栏名曰探索,实际就是专门为朦胧诗人举办;仍觉不足,又开“八方云”加以增大。在那五年间,出现在《诗林》上的朦胧诗人的作品有顾城、江河、杨炼、芒克、海子……北岛则译介国外芬兰诗人作品(《索德格朗诗选(十首)》——《诗林》1986,第4期),是他应邀出席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云南厅举办的“《诗林》《小说林》《外国小说》与在京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座谈会”上,将译作交给与我同行的韩非子、刘大平);而女诗人舒婷则于1987年7月,应邀专程来到哈尔滨,同省城诗人与各界诗友会面并做了讲学,受到热烈欢迎。

这里重点说说与顾城、江河的一段往事吧。大约是1985年8月末,江河和顾城二位结伴,自费从北京来到哈尔滨,之前没有打电话,下车就摸到《诗林》编辑部找我:“巴老大叔,请帮助我俩到大兴安岭看看,走走……”顾城的“老大叔”之称,盖源于其父顾工先生。我视诗人顾工为师辈,起码是我的兄长,因为60年代初,在《解放军文艺》上,斐声军内外的诗人顾工的诗同我的习作发在同一期诗版面;我担任《哈尔滨文艺》诗歌编辑的70年代,曾向他约过稿,彼此多有信往……可能顾城看我长得苍老,在编辑部又成疲倦相,故以抬爱之语作了个调侃,也足见诗友间的不外……我陪他俩走到哈尔滨防洪纪念塔,聊到大兴安岭,我问:为什么不早点来,提前打招呼?通过省市作协能安排得更周到……顾城的黑眼睛盯着我:“我相信《诗林》,你有办法!”此话确实让我受宠若惊,难得老少诗友间的信任和互助啊!谈到《诗林》的艰难,初次见面的江河问我怎样评价自己的现实处境,我答:一是老儿童的天真在冒傻气,二是唐·吉诃德式的与商品经济的风车斗……江河说:能为诗歌作出付出,值!就这样,《诗林》在全省的“诗歌网”,迅速地成全了他俩的大兴安岭之旅!我当天就打长途给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长、诗人陈士果(一位值得怀念的英年早逝的诗人啊!),经陈热心安排,在大兴安岭诗友群诚挚而周到的帮助下,此二人完成了大兴安岭深秋之行。

大学生诗人,说说贵州的唐亚平吧。大约1986年冬,正在贵州电视台毕业实习的她,趁哈尔滨冰雪节开幕前,只身赶到长春,约了另一女诗友搭慢车(为了省钱吧),找到《诗林》时早已天黑。隆冬时节,唐亚平一身秋装,脚上是不保暖的球鞋。当她俩由哈尔滨诗友陪同来到我家时,我老伴的疼爱感动之语,不绝于口……这些敢闯、敢吃苦的爱诗的人啊!

现在还保持来往的原黑龙江大学《冰帆》诗社社长沙碧红(曾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讲述》节目任编导)常常同我在北京回忆起,她和诗社同学参加《诗林》和“沙龙活动中心”的工作情景……她曾提起:为帮助《诗林》举办的“沙龙中心”学员审稿,当时我推出了这么一项,曾在《诗林》多次发表过作品、基础好的本地作者,编辑部请来负责审稿和写信给“沙龙”成员,每封信经编辑部审阅合格的付给“五角钱”通勤费。她认为,这样一来,锻炼了本地作者,加强了与外地作者沟通,又了解、体察了编辑部工作……她说:“巴老师,你可能记不得了,你那时真是声情并茂地说:‘大家都是为了诗联系在一起,写诗的甘苦你们都有体会,你们的作品发出来了,而他们呢?不认真看稿,提不出有思考价值的意见,字又潦草……干脆,让《诗林》关门!诗心的上帝就是真善美,不真心实意对待共同追求者,还谈什么爱?”——沙碧红这几句话,自然勾起我对当年自己一些做法和说法的反思与反省……怎么能这样讲话呢?伤人啊!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起两个人,一个是陈丹妮,一个是韩非子(渐锐)。陈丹妮腿有残疾,《诗林》一开张,她就从杂志社办公室过来帮助我,即《诗林》正式编制就我二人。丹妮自幼酷爱文学,诗与散文并茂,时有新作发表于报刊。到了《诗林》后,一头扑在编辑部日常工作上,家虽近,却常常不能正常吃上午、晚二餐,同我一样无星期假日……也因此,有丹妮在编辑部“坐阵”,我就大放宽心。也可以说,没有丹妮这个搭档,也就没有我广泛“杀”向社会的后方,至少要事倍功半……正因如此,我老伴在世时,曾多次向她的教师同行们提起陈丹妮,又不无深情地说:“老巴身边就有个‘张海迪!”诚哉斯言啊!

另一个“车轴汉子”韩非子,爱诗热烈,双城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擅长组织与经营,沙龙活动中心大量事务性工作由他承担……几次累病住院,足见《诗林》的工作是地地道道的苦差事,同“吟诗作赋”绝然两个情景。

拉回正题——“现在对他们还很关注吗?”我至今仍关注《诗刊》上青年作者的诗(更多的诗报刊,看不过来了,特别是自1994年眼疾过后的视力消退);当下青年诗人的诗,是我读诗的首选;当然我也一直在寻找那些富有情感和精神力量的诗篇:深刻、厚重,又有汉语言文字魅力的!

姜:大家都认为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

能否回忆描述一下您印象中的80年代诗坛盛况?

巴:为节省时间,请允许我把这两个问题合到一起谈吧。

80年代诗坛盛况,完全可以概括为:“诗报刊崛起”和“诗社遍地”。——仅东北三省公开发行的诗报刊就有6家,即“五刊一报”,从南往北是:辽宁省的《当代诗歌》(阿红主编)、沈阳市的《诗潮》(刘文玉和罗继仁相继主编)、抚顺市的《琥珀诗报》(关键主编);吉林省的《诗人》(芦萍、黄淮、梁谢成分任正副主编);长春市的《青年诗人》(何鹰、滕励前后主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诗林》(陈昊、巴彦布共同主编)。说到诗社,仅以哈尔滨一个城市为例,若说哪所大专院校没有“诗社”,倒是新奇!连相当多的中学都利用校园文化节开展诗歌活动,本人就参加过哈尔滨市五中、九中、十五中的诗歌小组、诗社活动。工厂企业呢,哈尔滨轴承厂的“蓓蕾诗社”、哈尔滨啤酒厂每年一次的全厂大型“三八节诗会”、东安厂的“银燕诗社”和汽轮机厂的“红叶轮”诗社都有定期的大型诗报……朝鲜族小学的诗歌朗诵艺术团、蒙古族“纳达慕”大会上诗与歌舞的同台表演……都曾在《诗林》上作过报道展示。而《诗林》每天收到我省各市县诗社寄来的铅印、油印的诗刊、诗报、诗集……大信封装不完,进入塑料编织袋,再码进书柜——这还不算来自京津沪、西藏、海南、四川、江浙、宁夏、内蒙古等外省区的。也不算“汪国珍热”在名牌大学风起的当时。

怎样评价上述诗歌景观、文学现象?特别是它的发生和由来表明了什么?本人能力不够,却愿将自己的实感和直觉提供给理论家们。中国新诗,这个“西风东渐”的产物,它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品格就是:神权崩塌后,以人为本的心灵诉求与变革,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与表达(表现)。在追求民主与科学,歌咏人性、青春与活力,呼唤公平与正义,向往与憧憬美好理想上,新诗或狂飙突进,或深切入微,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阳光、氧气和清流。埋葬了文化专制主义,中国的春天是最好的歌唱季节。“人望幸福树望春”,社会充满期盼,人人都有要表达美好的心境与热情,不是外界外力所能影响得了的了,因而诗歌这个主情(梦想、激情)的文学品种,一旦受到挤压、冷落,社会提供不了或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时,“物极必反”效应便随之产生;爱诗的追求者们人人参与,就再自然不过了。因为“文化沙漠”和“穷得只剩下钱”的空间,决不是人人追求的目标、目的;而在心灵和精神文明的追求上,诗歌的精练优美沟通与感染的群众性、便捷性又一次展示了它的优势。因此,我相信,诗的再次崛起——在新的起点上以更高品位的发展繁荣,只是时间问题。君不见,京城《诗国》的创刊(由丁国成、朱先树主编)、承德《国风》的复刊,《诗林》有史以来成为月刊,这是我当年的一个梦想,而今由陈明、潘红莉、安海茵等三位女将“梦想成真”,我怎能不欣然感动而自豪!连黑龙江省纳河市的《星光诗刊》也开始了又一个春天……这还是我这个退休后孤陋寡闻者所知。我感到又一个诗的“黄金时代”或曰“钻石时代”正在到来……

姜:80年代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诗歌社团和民间诗歌报刊都有哪些?

巴:现在还能记得起的,大约是这么几个:南京的《他们》,四川的《非非》、《汉诗:20世纪编年史》、《巴蜀现代诗群》,北京的《幸存者》,上海的《倾向》,杭州的《北回归线》,美国的《一行》,贵州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等。有诗评家给它们命名为“八十年代全国性民刊运动”,真是叹为观止啊!

为了防止“挂一漏万”,这一项,我还想求助你——你曾主编的中国首部校园诗歌史专著《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20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备忘录》,听到诗友们的好评是:收藏丰富完备,很有史料价值;可惜我至今未能读到。《诗林》收到的毕竟不是全部,又过了二十余年,为了准确起见,待我拜读了您这部书后,专门对校园诗歌社团的民间诗报刊做一下回忆,再同你交流,如何?

姜:大家对您的近况都非常关注,请您谈谈您退休后的工作、创作及生活情况。

巴:在我的慢性疾病中,视网膜病把我搞得最苦!不论读或写,我不得不受制于“管束”,每坐于桌案前只能在35~40分钟间,再长一点儿视力就不管用了;在此我提示诗友们,宁可有其他病(虽然那也是一种痛苦!),也不能把“爱护眼珠”掉以轻心啊!在对时间的“零打碎敲”中,我以“应对”报刊约稿为主(当过编辑,也就深知被约中的信任、期待与抬举,不敢怠慢!),我所在的党派(九三学社,退休前我曾忝居过该学社哈尔滨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政协(前后任过哈市政协三届常委、科教文委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及其文史委成员;2006年在定居北京通州三年后,被人“举报”又被该区聘为“政协特邀文史委员”)所给予的撰写、创作任务,或被授奖,或被收入纪念文集中。前者如散文《“新通州人”的福祉与恋情》;后者如回忆录《落花时节读华章——忆刘绍棠先生复出后首次在哈尔滨讲学二、三事》,网上点击率不低,于是又成为“刘绍棠文集编纂委员会”成员之一;我之所以把当年的社会兼职部门看得如此之重,绝非有其他企图(眼看七十岁人了!),只为“报恩”——在主持《诗林》的当年,是这些部门或摇旗助威,或频开绿灯……我怎敢当“负心人”!在“作家不能缺席”的2008年,抒情诗《生命之光》发于《北京文学》,被《文史选刊》转载,又收入《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版);组诗《思语于鸟巢与水立方之间》、《奥运三唱》在“第三届北京西山诗歌节”(八大处公园二处广场)被首都青年朗诵艺术团“铿锵”出节奏与旋律时,我谢绝授奖的理由是“把奖状、奖金奖给本地青年作者更有意义,我这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后“妥协”成与中国作协、北京市作协领导与首都诗人食指等一道上台给我的年轻诗友们颁奖。此事发生在2007年10月21日上午,被《北京晚报》和《参考消息·北京地区版》等各传媒同时报道过。2008年第6期《民族文学》所发的《把酒杯举向南方——我的2008祝酒词》曾被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大学附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领导争相朗诵,又一次涌起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文学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内蒙古厅出席文集首发式时的心绪,体味到的不仅是:诗与人同样有苦尽甘来,有耕耘,才有可能收获;更强烈地感受到:只要有人的感情在,诗就不会衰亡;而小说家的诗与诗人的诗是不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诗歌老祖李白的话在逼退着我曾信服过的——“鸡叫三遍了,骑手还能睡多久?人过六十了,号手有心气却不够”(蒙古族谚语),因此,我封笔前的诗作集《京东诗草》(暂定名)想在中国现代新诗的民族化上再作一次“老儿童”的努力,也许是又一次地“与风车斗”?但愿能像《诗林》一样,照预期、成正果。

啰唆了以上这些,意在告诉同爱同行们,我这个“准盲人”活得很充实,有忧更有喜,因而也很滋润!

姜:很多《诗林》的老作者,在不同场合都曾表达过对您的敬重和感恩之情,您对他们想说点什么?

巴:首先谢谢您给我带来的这一珍贵信息!能有往昔诗友的记忆(不论是美好的,还是遗憾的)就是最大褒赏。这是因为,我们都曾以真情,对诗爱过、付出过,有诗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甚至是一生——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

对《诗林》的老作者们,我想说的就是:假如能将自己的一生与诗携手到“白头偕老”,则不能满足于不当“败家子”(在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丰厚积累上),也不能停留于作个恪尽职守的“保管员”,要发展,要突破,要精进,要创新,就得学习、借鉴、引进、开放……而新老诗友间的互相学习与互相欣赏,就是最聪明、直接、可靠的办法。这里有“包容”、“和谐”的元素。恰恰是“和谐的中国”绝然离不开、也少不了“诗意的中国”——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爱诗人都能有所作为,至少在心灵、精神和文化上,而不管收获有多大。

在此,我还要向你——姜红伟诗友,表达我的钦佩、赞赏与祝贺!这个“访谈录”本身就是所有诗歌工作者心中的一团火,其燃烧的内核是“爱”——对诗心的珍视与呵护,是精神高地上的一棵樟子松,在喷绿、滴翠……

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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