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徐婷婷

一

1891年10月18日，皖南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新生命诞生。在他出世以前，家中已夭折了两个女儿。父亲为使孩子不受尘世劫难，为他取一个乳名：“和尚”。这似乎是一个谶语，陶先生的一生，正是如苦行僧般的一生——化缘，普度，求自己的心。

陶先生自幼聪明好学，邻村的一位塾师认定这孩子长大后必然能成就大事，就让他免费入塾读书。有一天下大雪，当他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1906年，他进入本县的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在这里学习英文、数学、理化等课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但由于他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所以从童年时代起就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因此，在崇一学堂读书时，他在墙上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

1914年，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准备赴美留学。留学是为了上哥伦比亚大学，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但因囊中羞涩只得转入可申请奖学金的伊利诺大学攻市政专业，他只用一年时间修完学位所需的课程，获得政治学文科硕士学位，同年九月，人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在那里师从孟禄、杜威。他虽受西方文化深厚影响，但绝不欧化自己。他说：“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1917年，完成学业后，他拒绝了美国方面的挽留，毅然回国，在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代理教务主任。在辛亥革命那年，受学校老师的影响，开始醉心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名“陶知行”，这个名字一直沿用20多年，在后来的实践中又悟得“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更名“陶行知”。

1919年起，陶行知初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并主张“教授法”改为“教学法”。1923年，与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委员会，推行平民教育，编辑《平民千字课》，编辑出版《平民周刊》，推行中国乡村教育改造。1927年，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晓庄原叫“小庄”，是个小荒村，“晓庄”取意为“在劳力上劳心”、“日出而作”，又寓意学校的创办意义——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如日出破晓。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诙谐地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这所学校比我们今天的任何一所学校都更为前卫，理念更为先进，不但毫无应试的痕迹，甚至不发文凭。学校礼堂被命名为“犁宫”，并题对日：“与马牛羊犬豕做朋友。向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图书馆叫“书呆子莫来馆”，招生广告上明确地提出：“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招生考试还要加试开荒等体力劳动。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由于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灵柩运回南京劳山脚下，晓庄的土地上，与家人埋在一起。他也将一直凝视自己钟爱的这块土地。

二

在晓庄公葬陶行知典礼上，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发表讲话，这段评价对于先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不同意把陶先生比作孔子，陶先生禀然有儒家风度，但陶先生却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做统治阶级的奴仆。陶先生是为人民服务，他是人民的先生。我也不同意把陶先生和墨子混为一谈。墨子是泛爱的，泛爱就是人人都爱，不管他是好人或是坏人。而陶先生爱人也憎人，同时也教人憎人。我也不同意以宗教家来比拟陶先生。陶先生就教于教会学校，他的思想、做人，具有宗教家博爱的精神，但是，陶先生却不叫人民忍受、等待。相反的，他要人民反抗，站起来，那么正确地来衡量陶先生的尺度是什么呢?他有儒家的风度，墨家的慈爱，基督耶稣的精神，法家的严肃。他是自古以来哲人的全体。”(原载1946年12月4日《新华日报》)

儒家之风

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人世的，要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儒家的‘用不同于西方的‘实用，而是通过内在人格提升来发挥作用，这就是内圣外王思想，即通过人格的道德修炼达到治世济用之目的”(缪葵慈、莫先武《论陶行知的天才教育观》)。除了“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先生更是从1932年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劳工幼儿团”、“重庆育才学校”，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先生曾立下宏愿，要排除各种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先生说：“我本来是中国的一个农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把我向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一样，向那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先生为的是民众，为的是国家。所以他才会辞去薪水不菲的职务，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帽，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乡村晓庄。

他亲自设计了晓庄的校旗，寓意深刻：旗的中心是一个圆圈，里面有个“活”字，代表所要培养的生活力；圆圈外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代表教学做三合一：三角形上边有一个“心”字，放在当中，表示关心农民甘苦之意；左边有一支笔，右边是一把锄头；三角形外接一个大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面有一百个金色星星布满，代表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明，合起来造成全中国的伟大光明。看到那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着实让人心中一震，这是怎样的一种决心与信心?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主张。他曾写信给友人解释说：“从定义上讲，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这种立足于乡村的生活教育理论，早已包含了现在所提倡的终身教育的理念。用陶先生的话来说：“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因此，晓庄师范的学生，一方面要参加学术演讲与专题讨论；另一方面要下田干活，甚至必须与农民交朋友，田间就是教育，民间就是大课堂。而所谓社会即学校，是强调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一方面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让教育回归社会，回归生活。“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

与古之仲尼相比，先生更向往平民，更愿兼济天下，这番气魄恐怕连孔子也自叹不如。

墨家之爱

墨家讲求天下“兼爱”，先生更是“爱满天下”。

1939年12月31日，陶行知与吴树琴在重庆结婚，他在结婚证书上题了一首诗：“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

也欢喜。欢喜我遇到了你，你也遇到了我。当时是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也有了一个你，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偶然发脾气，也要规劝勉励。在工作中学习，在服务上努力，追求真理，抗战到底。为着大我忘却小己，直等到最后胜利。再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也就是在他们结婚的同年，陶行知先生办了一所专门招收难童和孤儿的学校——重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创办的成绩最大的学校，学生主要是保育院的难童，对学生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有人问陶行知：“你何必背着石头过河呢?”陶先生说：“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这就是陶行知眼中的爱人，这就是陶行知眼中的教育。

“四块糖果”的故事流传很广，它同样体现了先生对教育对儿童的爱。

陶行知在校园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同学，当即喝止了他，并令他放学后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挨训了。可一见面，陶行知却掏出一块糖果送给王友，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接过糖果。

随后，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果放到他手里，说：“这第二块糖果也是奖给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敬我，我应该奖你。”王友更惊疑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到王友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批评不良行为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他流着泪后悔地喊道：“陶……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啊……”

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递给王友，说：“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只可惜我只有这一块糖果了。我的糖果没有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吧!”说完，就走出了校长室。

先生对儿童的爱，对儿童的尊重同样见于他的《小孩不小歌》：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

陶先生有四个字“爱满天下”。他不仅爱人类，而且爱生物，反对把生物弄死来做标本，把生物学变成死物学。这是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推广这样的爱，可以教导人们不再互相残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法家之严

法家崇尚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力与威势，统治臣民。法家的思想必须用生命来践行，是血的祭奠。

先生一再更名一事可见先生对于实践，对于“行”的看重。而先生坎坷的一生更是表达了他严肃的生命态度和执着的信念。

1927年4月，在《晓庄学校之使命——给晓庄师范全体同志的信》中，先生写下这段话：“上海杀机四伏，倘使外国炮火把我顺便轰死了，这封信就算是我的遗嘱。倘诸事办理就绪，仍得生还，必当穿草鞋与诸君共同耕种。并从事增进农民之生产力与自卫力，以为全世界农民解放之准备。”

1946年4月，陶行知在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走。不久，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得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在听说国民党特务已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无所畏惧，在给育才学校教职员的信中提出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却没想到，先生不是被暗杀，而是累倒了。

面对生死，先生有着严肃的心。而对于自己的孩子，先生仍本着这样的心。

先生的二儿子陶晓光没有正规学历，22岁时经人介绍去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厂方要求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证明刚刚寄到，先生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

先生身上有法家的影子，然法家不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安天下，对于“道德”的问题更是不屑。而先生相信只有通过教育才可以救中国。对于道德品质更是看重。他用一生证明着无愧“万世师表”的美称。

基督之救赎

先生从小深受宗教影响，虽没有入教，但其追求的却在某种程度上与教义不谋而合：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众生皆可普度。先生最鲜明的宗教特征就是“救赎”。救赎天下的平民，救赎天下。只要看看先生的家庭，便知道何为“大我”“小我”，何为救赎了。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文渼看见了，恰家里急用，问“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先生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文渼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但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他这位善解人意的胞妹文漠的英年早逝。

文渼本在城里过着惬意舒适的生活。但兄长一直通过书信或言传身教鼓励她投身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终于，在兄长的循循善诱下，要为中国做一番事业的雄心被激起，她成为当时第一个下乡的女学生，并自此在条件恶劣的乡村扎了根。从此，文渼不仅是陶先生的妹妹，更是和先生并肩作战的同事。先生在《文渼指导之遗志》中指出“她曾创设了晓庄农暇妇女工读处。她主张农村妇女教育应以生利活动为中心”。也许正因为全身心投入乡村，加上照顾家中老母、哥哥的妻子和四个儿子，生活的重担、事业的重担压垮了她的身体，积劳成疾的文漠于1929年6月6日在南京晓庄师范病逝。年仅34岁。

为了救赎，先生舍弃了名利，舍弃了天伦，甚至舍弃了自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赎原罪，而先生不是为了救赎的救赎，在如今看来是如此珍贵!

无疑，先生的一生是追逐梦想的一生，佛家云“不忘初心”，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吧。

如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了苦孩，甘为骆驼”，“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耳熟能详，引用先生的话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真正懂先生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三

读懂先生，最好的方式是读先生的文章，读先生曾生活过的一切。

想读先生，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晓庄。那里有先生的犁宫，现已被改建为纪念馆，还有先生的墓——在翠绿的劳山上，在这个喧嚣的都市里，先生有一块可以宁静与安息的地方。但是，我想爱满天下的先生也需要我们给他驱散一些孤寂。

想读懂先生，还要读先生的文章。先生的文章简单

明了，甚至是朴素。先生的大爱在其文章里淋漓尽致。就是现在看来，先生几十年前发表的文章还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可谓真知灼见。

对于职业观念，他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中指出“吾国当兹民生穷蹙之际，国人已以衣食为口头禅，兴学者又从而助长其焰，吾深惧国人自私之念，将一发难厌矣。”

在《教学合一》中，他说“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分三种：第一种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之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字纸篓的制造厂。第二种的先生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我以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关于教育的信条，他在《我们的信条》中，宣言“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我们深信教师应当以身作则”，“我们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先生还写过一篇小说《古庙敲钟录》，讲述了一个村庄通过生活教育来使村民学知识、明事理、强身体并团结起来对抗外来侵略的故事，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先生的乡村教育理想和其生活教育理论，被认为是“以艺术形象展现生活教育模式的一本小说”(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全集》)。这也可说是先生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发表之时正值国难当头，先生为古庙学校作了一幅简笔画：“静默如地下的种子。自由如空中的鸽子。猛勇如斗虎的狮子。”以此向国人敲起警钟，呼吁实施国难教育。

先生的好文章太多，因为先生用他的生命在践行着他的文字。

谈到读先生的文章，不得不提到先生的诗。初读先生的诗，觉得水平不过尔尔。没有华丽的辞藻，勉强押韵，又过于直白，与传统要求的“文质兼美”有些不符。不过，多读了几首，再回头看看，发现先生当是大道至简。把简单的事写复杂很多人都可以，可把复杂的道理写简单，却很少有人做到。能让平民阅读的诗词也许才是真正的好诗词。

先生的诗都很有针对性，也充满童趣。例如1924年，推行平民教育时，写小诗《每事问》来激励人们：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在晓庄创立之后，写下《自立歌》与师生共勉：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无论诗、文，或是教育，或是救国救亡，先生的一生不是寥寥几笔就可以说得清。简言之，先生不完美，甚至可以说，他是个平凡的人，但他有一颗不平凡的心，因而成为真善美的化身。他实践了“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的豪言。

若人人能不忘初心，给自己一片可以耕耘的心田，也不枉先生在这世上寂寞了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