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

余　音

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

“捧康派”与“棒康派”的争论由来以久,一百多年来,双方引经据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认为,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才有可能弄清楚谁是真正的戊戌变法领袖。

康有为是这样被神话的

戊戌变法是全国性的改革运动,因此,只有领导戊戌变法运动的决策者才有资格成为“戊戌变法领袖”。

史料表明,终其一生,光绪皇帝只召见了康有为一次,时间不过三刻(当事人张元济语。而《康南海自编年谱》里却吹嘘为:“苏拉迎问,盖对逾十刻时矣,从来少有也。”)召见后,皇上并未重用他,只是将他从工部主事平调到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作为一个六品官员,他再也无法面见皇上,如何对光绪施加政治影响、让皇上“言听计从”呢?康有为先解释说,是光绪授予他“专折奏事”权。实际上,这个谎言很容易被识破。因为,如果他真的拥有“专折奏事”权,为什么召见之后,他的很多奏折,还要通过杨深秀、宋白鲁、徐致靖等高官代递?

戊戌事变后,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他又披露是靠“密诏左右皇上”。问题是,如果康有为的奏折是通过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偷偷带入宫中,那么,军机四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两人一班,分成两班到军机处入值,从任命到戊戌事变,满打满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们并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光绪皇帝,有的甚至一次都未见到过,能带多少条“密诏”?在9月5日之前,康有为是通过谁传送“密诏”的?“密诏左右皇上”经不起考问。传言康有为是通过特别恩准,可以随意出入宫禁,这是不可能的。苏继祖在《戊戌朝变纪闻》中十分肯定地说:“康氏兄弟进宫之谣,无人不知,且有污秽宫闱之语。苟有人心者皆不忍闻。欲知造此谣言者乃当道王公,尚有咸庙皇孙在内。……狺狺兽语,不足听闻。”⑴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限于身份,康党对别人上书情况及朝廷采纳上书决策过程并不了解。7月5日,梁启超在给友人夏曾佑的信中颇为得意地说:“新政来源,真可谓全出我辈。”10月6日晚,康有为逃亡海外,途经香港,接受了《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他首先抨击太后固执专权,虚耗军费,任用阉宦,并且公开了皇帝与太后的矛盾。其次,他详细地介绍了新政情况,着重叙述了自己被皇帝启用的经过,解释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肯定了光绪对维新的支持态度,为把自己塑造为“戊戌变法领袖”大造舆论。不久,康、梁在日本相见。10月26日,梁启超上书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指出:“西后即日垂帘,荣禄驰入政府,以康先生最为皇上所信用,数月以来新政皆出其手,故诬以篡逆之罪名,罪及党类……祸至今日,不堪问矣!”⑵

从12月23日开始,梁启超陆续发表并结集出版了《戊戌政变记》,“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氏政治活动为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叙述框架。其中《戊戌政变记》第一篇《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向用始末》,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该书附录一《改革起原》,也以康有为的事迹为线索,介绍改革的源起。两文均以康氏个人为主线,互为表里,描绘出了从1895年到1898年以康有为为主的变法运动史。”⑶“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神话初具雏形。作为史学家,梁启超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做了检讨:“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⑷

随后,康有为以“衣带诏”做幌子,游说集资,在海外开展保皇运动,知名度迅速提高。邝兆江在《戊戌政变前后康有为》一文中指出:“康所到之处,官方和舆论对他的称呼便鲜能恰如其分,而且常会夸大失实,康自然将错就错,不去一一更正……政变前仅属一名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康有为,政变后摇身一变成为国际瞩目、先后游历四大洲30多国的流亡政要。变化之骤且巨,恐怕康先前作梦也没有想过。”⑸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戊戌变法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康有为本人于宣统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稿不在手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者引入了歧途……”⑹1957年,在《戊戌变法史论丛》中,汤志钧就是根据《戊戌奏稿》所收录的康有为的奏件内容,将其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列表排比,“找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影响颇大。1984年,他又如法炮制,分别出版了《戊戌变法史》和《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得出了“新政上谕差不多都是根据康有为的历次上书和诏定国是后的专折建议颁布的”、“他所领导的戊戌变法是一种改良主义运动”的结论,为“康有为领袖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造神基本路径:其一,在戊戌变法期间,由康梁等宣传、顽固派谣传,使康有为成为“新闻人物”;其二,戊戌事变后,康梁携手“创作”了康记戊戌变法史,又经过海内外长达16年的反复“炒作”,使康有为成了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其三,1911年,康有为根据已披露的戊戌新政史料,重新加工、整理并出版了《戊戌奏折》,将自己美化成为“新政来源”,《戊戌奏折》进而成为众多人研究戊戌变法的“经典”。建国后,经汤志钧们将《戊戌奏折》中的康氏变法主张和戊戌新政列表排比,坐实、催生了“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神话。

(未完待续)

注释:

⑴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6-337页

⑵《明治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七年六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日本外务省档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MT-16143,第427-492页。转引自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六期

⑶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四期

⑷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⑸邝兆江:《戊戌政变前后康有为》,《历史研究》,1996年,第五期

⑹戴逸:《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责编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