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化语境下语文教育的出路

朱天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告诉我们培育、锻造一个合格人才之难。难者,一是人非无情草木,而是万物灵长;二是此“才”非彼“材”,还要“合格”,即符合社会及时代的期望与需要。语文教育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甚高,从稚齿童蒙直至大学必修,把它视为肩负启蒙、识读、修身养性的要务。“大语文”的学科范畴已涉及到整个人文社会科目,故学不好“语文”会被人戏谑“没文化”。“没文化”的潜层意蕴很深,至少包涵有以下几层意味:少识(少知识、少见识);不智;缺德。语文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文化人”,他们不单要学贯中西、博闻强识;也要有思想,有见地;更重要的是德操兼备,所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依叶圣陶解“语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为据,语文教育正应从这两方面入手。中国的传统是历来重视“书面语”而轻视“口头语”的。这取决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社会环境和使用者的喜好。“书面语”的受重视,在于它更切合于记载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自然形成语言的典范;“书于竹帛”的文学主要流行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而少为民知;“士”“仕”的双重身份又使文学的大众化传播过程多了让百姓敬畏、尊崇的两种心态,由此渐生规范化了的“雅言系统”。相对而言,“口头语”更多来自民间。历史上处于文化分类定型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曾诞育口若悬河的诸子百家,然而在“大音希声”“三缄其口”“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喧嚣中退避三舍;后秦皇以“祸从口出”“道路以目”并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侃侃而谈的论辩讲演者反而成了哗众取宠。后来经历了魏晋至唐初的玄、禅思想洗礼,越发崇尚“口不言臧否”,也就不难理解后世笔尊口卑的不成文法。自清末禁八股、废科举、兴新学,标志着我国科举语文教育的终结,随着白话文兴起,现代语文教育逐步成型。若着眼于未来,发展中的语言教育势必更为注重生发于时代、社会变革中的“语用”。语言世界目前有三位家庭成员:

1.高度内涵、表情达意的“文学的语言”:从劳动中诞生的“吭呦吭呦”感诉求式的诗的声音,有着茹毛饮血时代的原始朴素的气质,则便更多应承了语言是“思维的符号”。它强调文字本身的意义和语调的声音象征;对于语源的发掘和利用更系统,将虚构、创造、想象诉诸笔墨纸砚,在诗的国度浪漫地栖居。

2.侧重实用的“日常的语言”: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形成种类繁杂的方言,“口头语”不如“书面语”在共时、历时上传递得准确持久,却得以在电话、录音替代书信的今天成为主流。共同语的普及化势在必然也任重道远。

3.“科学的语言”:纯然是“直指式的”,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一一吻合。它已在电脑普及化的现时初露锋芒且有“泛滥”之势。在电子化、数字化时代,语言将衍变为毫无附加值的“信号”,无声无形地存在和流通。这似乎像是经历了“本我”“故我”后的“超我”阶段:语言丧失自我、面目全非。

上述三者的共存将长期绵延,各自的生存中又彼此扼杀,这也许是传统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速被淡忘而导致文学凋敝、颓败的原因所在。

商品经济的重浅俗实用决定了“现世”的语文教育在处理“化古”“化欧”的文明内化过程中更容易“异化”而迷失。恰如荷尔德林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那么我们在语文教育改革中又该何去何从呢?已经有人实践了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增加古诗词文言文的比重,这不免带有对语言前景“晦黯”的自欺——不甘心丢掉灿烂的古代文学,索性与时代背道而弛。在可预见的将来,“新新人类”又有谁会用文言交流呢?诗词文赋又有多少能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呢?现今的时代,语文教育从文体教育转向关注“大语文”的素养教育,才是迫在眉睫创新之举。

语文不是从课堂上能够学得来的,它要求你在说汉语的地方长期居住,感悟语言的魅力并尝试着运用它去表达自己独特的思维。而学校里的语文教育提供的是“传道、授业、解惑”,充其量能应付考试,教师应该教给学生的是:对待中华文化雄踞世界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作为矿石,从中提炼有生命力的文化精髓,内化为我们精神领域创新创造的不竭动力;学会判断、选择、吸收、处理广博的文字信息的能力。

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语文教育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契机中是大有作为的,语文教育的战略变革要集中教师整体的智慧,把握契机、势如破竹地开创出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