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我记忆中的江青

阎长贵　罗雪挥

江青从一个30年代奔赴延安的青年到“文革”中横行霸道、作威作福、凶神恶煞的“灾星”,有一个的发展过程。

采访前记:

阎长贵,“文革”中江青首任秘书因为曾将一封女演员写来的信转交江青本人阅示,该演员也曾用过“江青”这个名字,结果犯了大忌。1968年,被江青以“坐探”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囚禁7年半,罪名之一便是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出狱后,又被流放到湖南西洞庭农场5年。1979年平反后,调回《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97年底从《求是》杂志社编审岗位退休,目前专事“文革”史研究。

1991年,我当时正参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书的写作,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小角落里,发现江青自杀了。我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没什么高兴,也没什么悲伤。说不上对她恨不恨,毕竟她死的时候也77岁了。当然,我在监狱里七八年,也没少骂她,但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出生在贫困的鲁西北,解放前叫堂邑县,因为出了个武训,也曾改名“武训县”。家里很穷,几代都是农民,中学起我就依靠助学金。我们村十里方圆之内,我是在新中国读大学的第一个人。1961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了人称最高党刊的《红旗》杂志社,先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他的文章和观点曾受到过毛主席赏识;“文革”开始前,我调到戚本禹手下工作,关锋和戚本禹后来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戚本禹比较看重我,他告诉我,毛主席表扬你的文章。人有个生不逢时的问题,文章也是。1962年9月,我依据华君武老人的一幅漫画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中心意思是在工作和前进的过程中不要怕犯错误。毛主席批示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研究,批示上说:“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我觉得当时毛主席之所以看中我那篇短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了都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错误的人们的嘴;在某种程度上说,毛主席有“讳疾忌医”的意思。“文革”开始后,戚本禹讲,你这篇文章有“救驾”的作用。这是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后来戚本禹向江青推荐我做秘书,大概会提到这一点。

1967年1月9日,我成为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秘书。1968年,也是1月9日,我又一夜之间变成“政治要犯”,恰好是365天。

江青痛恨“两个女人”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那年,江青53岁,比我生母还大一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头发很好,还很黑。江青毕竟是演员,穿着讲究,比较会打扮,但那时不算奢侈。江青的几个护士如周淑英、赵柳恩等都讲,她从来不擦脂抹粉,衣服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江青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没能力搞阴谋也搞不了。那篇给她带来了很大荣誉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就没有讲稿,而她的讲话一般还是比较得体的。我当了一年江青秘书,没有给她起草过讲话稿,一次也没有,她不需要。

我感觉江青痛恨“两个女人”,王光美和宋庆龄。都是“第一夫人”,但是江青并没有这么风光过。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那天,让她穿旗袍、戴项链,那是、江青的主意。那天她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讲,你们去看看嘛!意思是王光美也有今天!我没去,去了几个人也看不到什么,批斗现场有30万人,挤得水泄不通。

宋庆龄地位当时比江青高多了。1966年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文集》,书名是周总理题的。戚本禹跟我说,应该找人去出版社造反,质问纪念孙中山为什么要出《宋庆龄文集》。这肯定也是江青的主意。不过他没去做,我也没去做。这要做了肯定是大事。后来很多材料里讲,江青把《宋庆龄文集》从书架上拿下来,扔到地上,用脚踩,还对总理题写书名不满,这都反映了她对宋庆龄的态度。

“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我当时是很崇拜江青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崇拜毛主席也扩展到崇拜江青。江青出去讲话张口就是“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等等。毛主席身边有位名叫赵鸿安的服务人员,管理毛主席衣服什么的,我们是老乡,有一次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讲:“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数亿人中,能有几人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

有人写文章,说“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不确实。我认为至少当时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江青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就算是别人提名,毛泽东不批准也不行。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每天下午只要不开会,江青都要去看毛主席。和别人看毛主席不同,江青这是回家啊!我听谢静宜讲,毛主席虽然不断批评江青,敲打江青,但是他总把她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谢静宜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文革”当红人物。

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是相当爱护的。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不止一次帮江青改文章,凡是江青吹捧过火、或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泽东都作了必要的纠正。比如《为人民立新功》讲话,原稿中,江青说到“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看到这里,我心里暗暗发笑,心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符合江青的身份了。

毛遠新告诉我,1975年,江青叫他帮助整理保险柜里的文件,每份文件都作内容提要,这很费时间,很难做,毛远新没有答应。江青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

有人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打倒周总理,把周总理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正确,没有体现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江青和周总理的关系一开始还是相当友好的。江青在解放后的工作都是周总理安排、周总理提名的,包括她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总理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江青反对周总理,恐怕主要是在林彪倒台以后。

我后来问过戚本禹,江青和周总理的关系咋样?戚本禹说,她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试看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面前发脾气、耍态度?

江青的第二任秘书杨银录讲,江青要求对她和叶群之间的电话要记录,因为叶群这个人心计很多,怕将来说不清楚。但是周总理和汪东兴打来的电话不用做记录。这也许说明当时她对周总理还是比较信任的。

江青在1967年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大概拿了一个什么批判周总理的材料请她看,她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所以当我一个同学(某大学的青年教师)要写周总理的大字报的时候,我告诉他,绝对不能写。

官升脾气涨

现在似乎有个公式,人一犯错误了,出事了,推论他(她)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坏,这不是科学的观点。江青在“文革”当中,做了很多坏事、恶事,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如果她嫁的不是毛泽东?如果她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不这样参与政治,她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结局。应该说,从政治上来讲,30年代的江青当时走的道路和一般革命青年走的道路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30年代,她写了不少文章,还是有点才气的,不过现在这些文章我们能看到的很少了。江青到延安,对延安文艺生活的开展,也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江青的变化是从建国后开始的,特别是“文革”。我给江青当秘书的那一年,工作中处得还可以,她到后来整我是另一回事。后来听说江青张口骂人甚至亲手打人,但那一年我见得不多。可能是1967年形势比较紧张,也正是她向上攀的一年,对待工作人员并不像后来那样心狠手辣。好多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进监狱都是她一句话的事情,包括我,包括护士周淑英,江青说她是林彪派来的,其实这些人都是挑了又挑,也都是尽心尽力为她服务的。

“权力腐蚀人。”江青也是权力腐蚀掉的一个典型。江青“起来”是20世纪60年代。江青进入九大政治局以后,比较疯狂,她为一件小事就可以惊动政治局。比如她对一个护士用药不满意,她可以把政治局委员全都叫来处理这个问题。

江青身边有的工作人员有这种说法,江青是难伺候,有了地位以后,人真是很难做到自律。有句话不是说嘛,“官升脾气涨!”

出狱后,我再没和江青有任何联系,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了。听说江青有遗言,想死后葬回老家诸城。1996年,中共诸城市委书记曾托我给李讷带信,说如果她愿意把江青葬在老家,我们可以接受,她有什么困难,或者需要配车,诸城都可以提供帮助。我给李讷打了电话,她感谢诸城领导的好意,她说骨灰确实在她家里放着,但是现在恨妈妈的人还很多,如果葬在诸城,我又不能去守墓,墓被砸了,我不是更不孝了吗?以后再说吧。后来江青还是葬在了北京一家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