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英语新闻中的对华报道

胡骑兵

摘要：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西方以英语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媒体日益渗透到全球各地，有着主导世界舆论的趋势。对于在世界影响日益增强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各家媒体都非常关注。然而许多英语新闻语篇貌似客观公正，实则从西方国家的立场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其意识形态。这些新闻语篇会对广大读者产生误导，不利于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重塑。因此，笔者认为提高读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读者的批判性语言意识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关键词：语篇批判性话语分析意识形态

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一体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西方媒体由于拥有雄厚的资金、专业化的新闻报道和从业人员，逐渐控制和垄断着全球的新闻和信息来源，有着主导世界舆论的趋势。如今以英语为媒介的西方大众传播媒体日益渗透到全球各地，对于在世界影响日益增强的中国，西方各国主流媒体都异常关注，并且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不遗余力的报道。尤其对于与西方价值观念不同的中国政治社会各方面，西方媒体更是从自己的观点立场不惜笔墨地评论报道。而这些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中国在世界的形象，还时常对广大读者产生误导。当然，由于随着导致新闻报道巨大差异的意识形态间的极端对立和仇视的逐步隐退，以往那些富有偏激含义和强烈色彩的词汇出现频率越来越低，而且当代传媒在新闻报道时普遍喜欢披上客观、公正的外衣，因而其宣传更具有隐蔽性。

因此虽然许多英语新闻语篇貌似客观公正，实则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各种意识形态意义。一则媒体作为最活跃的意识机构，它们是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传播服务，这个本质是不变的。二则语言形式的特点在各种层面上都不可避免地被意识形态方方面面地介入，而且语篇的主观性决定了任何语篇都必须体现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语篇是在语言外壳下起操纵作用的社会化意识形态。新闻语言只是新闻语篇的形式，新闻报道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才是新闻语篇的内容、才是新闻语篇的精神内核、才是新闻语篇的终极目的。

二

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众多词典大致是这样定义的：意识形态是以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一定价值观为核心，以一定政治目标或社会理想为标识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对意识形态的狭义上的理解。本文所探讨的意识形态是广义上的，它可以被定义为人们“理解世界，整理归纳经验时所持有的总的观点和看法”。它就像一种思维习惯，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同时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那么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新闻语篇生成的过程，而语篇又如何对意识形态产生反拨作用的？对于同一个新闻事件的报道和描述，各家媒体都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种报道和描述上存在的差异不是无序的。故意选取的材料及叙述方式往往揭示了事件背后的态度，或者说是其意识形态。因为任何一种语义内容都有若干种语言形式可供选择，而选择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是在不同语境中不同目的的作用和结果。表面上看，媒体用什么标题，如何报道、描述新闻事件，提供什么细节，属于新闻业务问题，但作出决定和选择的是人。因此，任何经过编辑的传媒语言实际代表的是它所属的社会力量的意识形态，受其影响并为其服务。而且一旦这些源于不同意识之下的报道传播于世，它们便或影响、或强化、或改变读者原有的观念。西方许多语言学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就开始呼吁对大众语篇进行批评性分析，即分析其语言表达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并在学校的语言教学中开设批评性语篇分析的课程，以提高学生批评性阅读大众语篇的能力。根据其代表人物之一费尔克拉夫（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提出的“文本三维度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主题、词语意义和表达、预设研究等多方面对新闻语篇进行分析，并且据此以洞察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以及该新闻语篇对社会意识，构建可能产生的影响。下文以几家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中国湖南、吉林等省为了控制狂犬病蔓延所采取的对狗的管理措施的报道标题为例，通过与中方一些媒体对此事件报道的标题的对比，说明批判话语分析理论中的这些语言形式分析方法在语篇阅读中的具体运用。

１９９８年以来，中国的狂犬病发病率逐年攀升，狂犬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连续数年居中国国内甲、乙类传染病报告死亡人数之首，成为中国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中国许多省市在狂犬病发病率突然上升的情况下，展开了对当地无证狗和流浪狗的扑杀行动。对此，英国《泰晤士报》（《Ｔｉｍｅｓ》）、美国《纽约时报》（《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以及中国的《中国日报》（《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都做了相关报道。对比分析以上各家媒体的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隐藏在文字中的一些差异。先来看看各家报纸所用的标题：《泰晤士报》的标题为《狂犬病恐慌令五十万条狗毙命》（《５００，０００ ｄｏｇｓ ｍｕｓｔ ｄｉｅ ｉｎ ｒａｂｉｅｓ ｓｃａｒｅ》）；《纽约时报》的两篇报道中的一篇题为《中国：狂犬病恐慌中五万条狗被杀》（《Ｃｈｉｎａ：５０，０００ ｄｏｇ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ｒａｂｉｅｓ ｓｃａｒｅ》），另一篇为《中国：又一次对狗的屠杀》（《Ｃｈｉｎａ：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ｏｇ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而《中国日报》的标题则为《湖南６１人死于狂犬病导致灭狗》（《Ｒａｂｉｅｓ ｋｉｌｌｓ ６１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ｄｏｇ ｃｕｌｌ》）。虽然从表面上看，各家媒体都在对同一事件做近乎相似的报道，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各家媒体在遣词造句上的用心良苦。首先，从用词的选择上看，两家西方媒体所用的“恐慌”（ｓｃａｒｅ）、“屠杀”（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等词明显透露出对杀狗这一做法的愤懑不屑和对狂犬病这一事态的轻视，而中方的标题中则用“导致”（１ｅａｄｉｎｇ）一词强调了在狂犬病突增的特殊情况下对杀狗的无奈选择。再从各家报纸选用的数据上来看，也可以窥探出西方媒体更多的只是在强调被杀的狗的数量，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死于狂犬病的人数。与之相反，中国的新闻报道则本着人的生命至上的原则，强调狂犬病所导致的受害者人数以及灭狗行动的正当性、必要性和无奈。而且从语法上看，英国《泰晤士报》采用了英语中的情态动词“ｍｕｓｔ”，意为“必须、一定”。这则新闻强调狗必须死，却只是源于人们的“恐慌”。美国的《纽约时报》则使用了英语中的被动语态，狗虽是新闻的主题，但事件结果却是被杀死，原因也仅仅只是由于人们的“恐慌”。中国的《中国日报》中的标题中用主谓宾结构清楚地表明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狂犬病导致杀狗。此外，在上述两篇西方新闻媒体中，作者这些巧妙的用词和句式的变化，都在淡化狂犬病增加对人的真正危害，“预设”事件根本没严重到那一步，而只是中国因为对狂犬病的害怕就要将如此众多的狗杀死。

标题作为新闻信息的浓缩和概括，充分代表着作者的意识和观念，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中西方媒体在这一事件的报道中所代表的不同意识形态以及对此事的观点。在西方的文化中，狗无可置疑是“人类最好的朋友”（Ｍａｎｓ ｂｅ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以至于英语中有“Ｌｏｖｅ ｍｅ，ｌｏｖｅ ｍｙ ｄｏｇ”的成语，意思是说“要是你喜欢我，就要喜欢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狗”。因此几家西方媒体的报道都体现出了对狗的命运的关注多于对狂犬病的危害的关注。但在中国，狗首先是看家的动物，不是供玩赏的动物；人们养狗是因为它有用，并非因为它是个好伴儿，因此很多养狗的家庭都处于偏远的农村，对于给狗打疫苗都闻所未闻，当狂犬病发病率突然急剧上升，危及人的生命的情况下，杀狗可能是别无他法的选择。西方媒体对狗的命运如此敏感情有可原，但由于受其意识所影响，在报道中不免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评判事情和他人。这种打上了意识形态烙印的报道对读者会产生明显的导引，让读者产生对此行为不理解甚至愤然的态度。在主流媒体的这种夸大和渲染之下，一些西方“愤愤不平”的网民发起了“向大规模屠杀狗说‘不”的网上签名活动以及借此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语言从来都不是客观中立的，作为社会细胞的人们每天都要通过词语与世界照面，语言介于人和世界之间，它影响、构成或歪曲了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在现代民主社会，在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高度发展的今天，对权力的操纵和对社会的控制不再靠武力来进行，更多的是通过对话语的操纵更间接地、更隐晦地劝诱和影响人们的态度、价值观、信念等并最终使其自然化。如果在接触英语广播、报刊和网络媒介时不加辨别地接受媒体粘贴在话语中的特定意图和观点，很容易被媒体所左右。因此，读者要全面解读英语新闻语篇，提高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自己的批判性语言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消极地防御西方国家这种隐晦间接的意识形态输入并不是万全之策。中国的英文新闻媒体应当积极主动地加强本国的全方位宣传，加大中国的文化输出，让世界了解一个真正全面的中国，同时培养和提高全世界读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他们能自觉对各种新闻语篇批判性地分析阅读，避免带有偏见的新闻语篇的误导。

参考文献：

１．Ｆｏｗｌｅｒ，Ｒ．１９９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Ｆａｉｒｃｌｏｕｇｈ，Ｎ．１９８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

３．李晓红：《批判话语分析理论与批判性语篇阅读》，《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６）。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