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传播看齐思逸的文化形象

刘祥平

摘要：小说《了犹未了》中主人公齐思逸在这个越来越走向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以其身上所体现的精英文化精神，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象。同时，正是精英文化的历史积淀及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所显示的强固，铸就了当今时代齐思逸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典型。毫无疑问，小说创造的齐思逸的精英文化形象，对我们认识今天精英文化传播中的许多问题，必然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了犹未了》齐思逸文化形象

邬锡鑫的长篇小说《了犹未了》（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是一部读后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齐思逸是一个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却在现实生活中屡遭不幸，并不断经受着一个思想者无法躲避的心灵折磨。本文聚焦于这一点，拟从文化方面对齐思逸的形象进行分析。齐思逸在这个越来越走向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以其身上所体现的精英文化精神，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象。同时，正是精英文化的历史积淀及其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所显示的强固，铸就了当今时代齐思逸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典型。“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分享的文化”。①精英文化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是“经典”和“正统”②的解释者和传播者。而小说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传播工具——“传播工具被人们看作是‘文化工具”。③所以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了犹未了》其实是以小说这种“文化工具”，通过主人公齐思逸文化形象的塑造向大众进行着精英文化的传播。

一

关于精英文化的精神方面的特征，在齐思逸与弯月儿的对话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弯月儿又闪亮闪亮，继续说道：“艺术本来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形式的显现，是美。然而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更是不可避免地要从艺术领域中表现出来，而最直接体现着这种异化的，便是那些纯粹追求商业价值，说不上有什么文化内涵的，以打斗、凶杀、色情等为题材的影视片、图书和一类所谓‘跟着感觉走的流行歌曲……”“是啊。”齐思逸连连点头，“这类歌曲照我看来，永远也进不了真正的艺术殿堂。它们最根本的毛病是远离生活，因而思想苍白、立意陈旧、感情浮华、内容空泛……”

在市场经济中，以打斗、凶杀、色情等为题材的影视片、图书和一类所谓“跟着感觉走”的流行歌曲大都以赢得某种商业机会为目的，从而不断提高发行量和扩大传播面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文化内涵。现代市场经济浪潮卷起来的广泛流行的时尚大众文化，是一种世俗的商业文化，其运行完全运用市场机制，遵循着商业规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则是通俗性、可复制性、平面性、娱乐性，因而成为一种“用了随手就扔”的快餐式消费品。受市场利益左右，这种快餐式大众文化的制作者总是尽其所能来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需要；社会大众由于生活节奏非常快，压力非常大，因此在为工作和生活烦心焦虑之余，总是渴望以消遣和娱乐来帮助他们舒缓精神，“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从而获得情绪上的“解放”。而“无深度、重复性、追求感官刺激”的快餐文化恰好满足了社会大众的这种需求，所以迅速地将精英文化挤向边缘，“借助商业霸权和社会多数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权”。④

尽管大众文化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欢迎，有了它，人们能打发无聊的时间，能忘记生活中的忧愁，能投入到尽情的享乐中去。可《了犹未了》中的主人公齐思逸却并不赶潮流，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用一种十分冷静的目光审视着当今文化的变迁。他着眼于未来，认为大众文化带来的这种短暂的快乐不仅不能真正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心理上承受的重压，反而会促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正如金民卿所说：“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在有力地推动大众文化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不合理因素：大众文化作品艺术水平降低，大量庸俗性消极性内容的存在，艺术家身份的转移即从文化提供者变成了商品提供者，等等。”⑤在这样的情况下，性、暴力等不良题材对青少年造成了不良影响，并诱使他们犯罪的报道比比皆是。齐思逸以精英文化形象出现，对此现象不仅有着深入的思考，而且显得十分焦虑，这从其小说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所以我想，”齐思逸谈兴正浓，急急地接过话茬儿，“一切有理论良心的艺术理论家和有艺术良心的艺术实践家，应该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从锻造民族性格气质、增强民族文化素养、更新民族思维模式这个高度，去评价艺术作品，去引导艺术创作。”

从“急急地接过话茬儿”中的“急急”一词可看出齐思逸早已按捺不住，想对这种不良局面发表心声，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从而妥善处理这些问题。他所说的这段话更显示了他的精英文化情结——艺术应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为民族的振兴服务，这与“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恰好一致。许士密强调：“精英文化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他们出于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对社会价值理想的观照……倡导文艺创作的审美理想、呼唤社会的人文精神等。”⑥这也正是齐思逸思想的真实写照。在齐思逸与弯月儿的对话中，这种写照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因而使其小说中的这位主人公的精英文化形象跃然纸上。

二

从齐思逸所担任的功能角色看，他的确实现了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了价值范导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坚守精神家园。对于物质生活的好坏，齐思逸并不在意，哪怕常常“胡乱地”吃点东西充饥，哪怕住的房子十分糟糕，“狭小潮湿的陋室”经常会有老鼠光顾，下雨时，屋里便会漏水进来，屋顶“好几处塌陷的椽子上铺着的瓦片，便像一层层熔岩那样浸下了一串串水珠儿”。然而，齐思逸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仍执著于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孜孜不倦地进行枯燥的哲学研究，并对人生、对社会进行艰难的哲学思考，也因这种思考中的某些迷惘和人世间信仰、理想的迷失而痛苦，这无疑是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

（２）扶弱济困，仗义为人。这跟我们一直提倡的助人为乐源出一流。齐思逸之所以有一副热心肠，当别人有难时他会不计报酬地帮助别人，根本不在意个人得失，这是因为他心中恪守传统精英文化所内蕴的道义。当所发生的事情违背他所信奉的道义时，他便会不遗余力、不计个人安危地维护这种道义，这必然显示出一种模范意义。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齐思逸蒙冤被关在看守所里，当他看见狱友石楠生刚进囚室，左撇子等三人抢香烟不成恼羞成怒，将石楠生按翻在地殴打时，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护了被殴打的石楠生。在这里，齐思逸所扮演的角色呈现的是知识分子心目中典型的侠士形象。书中多次写到齐思逸为人仗义，显然，他身上的仗义，来自传统精英文化所推崇的正气，体现的正是一个思想者的社会良知，寄托的正是一个探索者的社会理想。

（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倡导在任何境遇中保持品性的高洁，这种品性的高洁表现为建立在强烈社会责任感基础上的刚正、坚定、真率，从而以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独立人格为精神的持久向往和追求。这种向往和追求其实已渗透到了齐思逸的灵魂，尽管齐思逸由于屡屡遭遇人生的不幸，对世间的纷争已很厌倦，但他仍保持着疾恶如仇的处世态度。当他被单位领导无端整治时，既以一种“看破红尘”的心境泰然处之，又以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予以抗争。当然，对于这种抗争，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厌倦的，这不仅表明他已感到在交织成关系网的权贵们面前，自己对他们搞不正之风的行为加在底层人们身上的重压抗争的无力，也在他选择辞职走向乡间时，显现出一种与传统精英文化酿出的“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性相通的意向。

小说正是通过齐思逸的功能角色的塑造，从侧面展现出了主人公文化形象对精英文化传播的深层意义，使读者能够在感受主人公文化形象的同时，去领悟精英文化传播的当代价值。

三

齐思逸是个哲学家，这注定了他要承受思考之痛苦。当从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大众文化迅速兴起，将精英文化挤压至边缘时，他经受着巨大的思想冲击和灵魂煎熬——人类的精神家园何在？一方面，他对精英文化不断遭到毁坏，导致人的信仰价值体系的迅速解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又无可奈何，所以他在现实和理想之中痛苦地寻找着、思考着，希望有一处精神家园能让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这也正是精英文化所要寻找的——当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挤压到社会文化格局的边缘时，精英文化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理想家园。于德山指出：“精英文化执行者的身份开始分化，要么钻进象牙塔，自娱自乐，要么加入大众文化的行列，成为新型媒介文化人与大众文化的制造者。”⑦而齐思逸却总是为寻找坚守精英文化的出路而彷徨。

小说在表现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情结时，比较独特的是，主要以一种“荒诞”的手法，借助于齐思逸与“弯月儿”和那个神秘的声音的对话，将齐思逸心底的痛苦和思想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心路历程有两个重要的象征：弯月儿和圆月儿。弯月儿象征残缺，和弯月儿对话表示齐思逸的思想正经受着阵痛，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谈话内容也主要是有关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多社会现象特别是大众文化的种种弊端，如“把什么都当成商品，当成商品化的产业”、“甚至连女人的贞操都推向了市场”、“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中文化的本质的丧失”、“文化的终极目标陷落”、“艺术的媚俗化”等。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者，齐思逸对这些现象是痛心疾首的，可是在汹涌澎湃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下，他又无能为力。可以说这时的他正陷入迷惑、思索甚至是探求良策之中。而弯月儿变成圆月儿，则意味着残缺已变为圆满，齐思逸的思想在挣扎之后似乎找到了出路——归隐二泉镇。小说中这样写道：“却见月牙儿在缓缓地变得圆起来，终于团圆了。现在，远处的村镇田畴，近处的山岭树林，笼罩在更明丽更广阔的银辉之中。”

齐思逸梦中的“二泉镇”及其周围的环境是如此的宁静和清丽，但齐思逸对自己是否终于找到了精神的解脱之地，却仍很茫然。而圆月儿则以佛理消除了他心头的疑虑，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中国文人所走过的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然，弯月儿和圆月儿，以及“弯→圆”这个过程的展示正是齐思逸内心冲突、思想挣扎的过程，同时也是精英文化在与大众文化的剧烈冲突中，最后不得已黯然神伤而离开的象征。

齐思逸精英文化形象的形成也是符合该书写作背景的。该书写成于１９９５年，可过了５年才出版。作者在后记中感慨道：“我这个穷书生，写书苦，出书更苦……市场风云变幻……书稿又回到我的案头，何日出版不得而知，我只能等待。”这部小说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社会进行评析，思想深邃，切中时弊，实属精品。该书作者其实就是知识精英中的一员，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可从小说的作者简介中看出：作者本人研究哲学和美学，发表论文数篇，其中有一篇于１９９６年荣获“贵州省文学奖”（文学理论）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作者明显继承了中国精英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针对社会现实写下了这一饱含真知灼见的著作，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可当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恰逢精英文化一蹶不振，大众文化乘虚而入，顺利地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⑧时，《了犹未了》这部作品反倒不及许多媚俗之作能够受到出版社、发行商们的欢迎，竟无奈地被“冷藏”了５年。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和精英文化传播的尴尬。其实以作者的才华，如果只是为了迎合市场去获取经济利益，他完全可以去写大量的庸俗之作，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胸怀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花费大量心血，在艰苦的写作条件下完成这部小说的写作，并极尽个人能力传播着精英文化。毫无疑问，在小说中齐思逸这样一个精英文化形象，对我们认识今天精英文化传播中的许多问题，必然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④⑧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６（２）。

②邹广文：《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及其生成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２）。

③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⑤金民卿：《后现代精神和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２）。

⑥许士密：《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求是》，２００２（６）。

⑦于德山：《当代媒介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作者为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２００７级博士生）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