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狂欢化因素

牛　聪

福克纳这位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作家，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对失去的旧传统的无限眷恋和向往、对斯诺普斯主义的鄙弃与谴责，而他作品中流露出的狂欢化成分却往往被人们轻易忽略。

什么是“狂欢化”呢？巴赫金曾认为，“狂欢节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狂欢化。”狂欢化文学的艺术特征有四：一、植根于民间诙谐文化的土壤中，是具有生命力与创造力的开放体系，即“民间性”；二、有着狂欢化文学独特的视角选择；三、有意混杂不同的语言、风格、文体，是一种狂欢式的特殊语言，即“杂语性”特征；四、具有狂欢化文学特有的“加冕与脱冕”仪式。

下面我们就联系巴赫金狂欢化理论，试析《我弥留之际》中的狂欢化因素。

“民间性”在《我弥留之际》中的体现

《我弥留之际》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南方约克纳帕特法县边远偏僻的乡村故事。安斯·本德仑的妻子去世了，为了实现妻子的遗愿，一家人踏上了漫长的送葬之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经历了水灾火难之后，终于平安地将尸体运送到目的地。

首先，小说在内容上对“乡土人情”的描绘，极好地体现了狂欢化文学的“民间性”。弗农·塔尔和他的妻子科拉善良淳朴，艾迪重病时他们就频频探望，尽其所能地帮助本德仑一家。艾迪死后塔尔还在大水泛滥的危险环境下协助本德仑一家过河。在送葬途中，本德仑一家拉着腐臭的尸体长途跋涉，沿路的乡民们为他们提供膳宿，竭力去帮助他们。农民阿姆斯蒂慷慨大方，情愿把自己的牲口送给处于困境中的本德仑一家，他还让朱厄尔不要客气，尽量多拿些草料喂马。作品中诸如此类的众多的细节描写，将乡民们的朴实厚道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民间语言的运用也体现出浓厚的“民间性”色彩。小说中村民们的语言简单质朴，富有生活气息。常用隐喻，诙谐滑稽又别具深意。例如安斯关于“路”发表的一段话：“上帝是要人呆着不动的，要人像棵树和玉米秆那样呆着不动的。要是上帝想让人老走动，老是东颠西跑，他难道就不会让人像蛇一样往横里长，肚子着地吗？他完全可以这样做的。”这是安斯为懒惰进行的自我辩解。Ｈ·Ｒ·斯通贝克认为，这里福克纳巧妙地将漫无目的的胡乱运动和“蛇”这个圣经上“恶”的形象并置，生动含蓄地表达了他对现代人生活状态的看法。福克纳对民间语言的精通一向为学者们所认可，斯通贝克评价他：“他这方面的成就在美国文学史上没有人能超过，包括马克·吐温。”

再次，《我弥留之际》具有民间的、富有生命力的开放体系的性质和特征。福克纳以自己的家乡奥克斯福为蓝本创造了“约克纳帕特法”世系。它在空间上包括杰弗生镇及其郊区附近的庄园和森林；在时间上从１９世纪初直到二战结束，跨越了一个半世纪；从人物上说，出场人物众多（有６００多个），重点描写了康普生、斯诺普斯等五大家族。在形式结构上效仿巴尔扎克，许多人物在各部作品中交替出现。每部小说既是“约克纳帕特法”世系的一部分，又保持相对独立性，显示出极大的开放性。《我弥留之际》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包含在整个体系之中，同时又与其他作品发生关联，体现出小说的开放性。

狂欢化文学中独特的视角选择在《我弥留之际》中的体现

狂欢化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选择独特的视角，以狂欢节的眼光来看世界，强调“颠倒看”。常常让传统作品中受到轻视的弱势话语群体（如儿童、傻瓜、疯子、骗子等边缘性人物）进入到话语中心，借助其颠倒离奇、荒诞夸张的语言，表达对世界或对他人的嘲讽与批判。

《我弥留之际》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作为典型的边缘型人物，达尔和瓦达曼的语言都带有怪诞离奇、神秘的色彩，仿佛进入到常人难以窥见的“神话”世界中。达尔常使用离奇的比喻和意象使语言“陌生化”，比如，“夕阳西下时我们凝成了狂怒的姿态，玩偶们的僵死的姿态”。语言陌生化的作用在于更好地渲染气氛，营造意象，以荒诞离奇的神秘感表达更多的话语内涵和寓意。小说中有多处意象塑造，其中“月亮”是小说高潮处最常出现的一个意象。“月光把苹果树斑斑驳驳的阴影投射在沉睡中的长木板上”，“一时之间，他飞奔在月光下犹如一条银链”。西方人认为月亮能诱使人精神错乱，反复出现的“月光”是对达尔放火烧棺的暗示，也是对谷仓起火的狂欢化场景的预告，甚至可以认为，是对达尔最终发疯的预示。此外，“秃鹰”这个意象也多次在小说中出现。“它们悬在高空，盘旋着，转的圈子越来越小，像烟一样看不出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秃鹰是死亡、厄运、不幸的象征，它一路紧随送葬队伍，它象征着厄运与不幸始终纠缠着本德仑一家。此外，还有“鱼”、“大车”、“大火”、“大水”等意象，这些意象分别在小说不同的地方重复出现，都表达了不同的象征意义。

瓦达曼智商低下且年龄小，由他的眼睛折射出的送葬事件就具有荒诞离奇的色彩。他以为皮保迪医生害死了母亲，于是放走了医生的马；后来又认为母亲是条鱼，在狂风暴雨的夜晚跑到弗农·塔尔家，让他证明这一点。通过瓦达曼疯狂、任性的表现，巧妙地反衬出其他家庭成员对亲人死亡的冷漠。

狂欢化文学中的“杂语性”特征在《我弥留之际》里的体现

在《我弥留之际》中福克纳运用了多角度的叙事手法，这就使得多种语言风格相混杂，体现出“杂语性”的特征。小说中一共有１５个人参与到对话中，每个人都代表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与意识。因为人物的年龄、身份不同，对世界的观点和态度自然也就不同，发出的声调、话语特征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艾迪是一个悲观的虚无主义者，一个被生活挫败的人，她生前不爱自己的职业也不爱自己的家庭，在贫穷与孤独中操劳了一辈子后终于死去。艾迪在小说第４０节中出现时，她的独白显得哀伤而沉静，冰冷而痛苦——这是一个饱尝辛酸对人生早已厌倦且从不曾心存希望的女人的灵魂在荒凉与孤寂中幽幽地哀鸣。达尔的语言常常呈现出形而上的思辨色彩，探讨死亡与存在，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例如，“得有两个人才能把你生出来，要死一个人独自去死就行了。这也许就是世界走向毁灭的情景吧。”此外，他有些描景状物的语言带有恐怖而神秘的美感，蕴涵着浓厚的象征寓意。“太阳斜斜的，再过一个终点就要没入地平线了，它像一只血红的蛋似的栖息在一堆云团上……”瓦达曼有智力障碍，他的语言显得童稚而充满怪诞奇异的魔幻色彩，比如“我妈是一条鱼”，“谷仓还是红红的。但是不像方才那么红了。方才它还在打着旋往上飞，吓得星星直往后躲免得掉下来。我看着心里直疼，就像看小火车心里直疼一样”。当事发紧急时，他的语言甚至不带标点停顿地连成一片。如第３５节中，大车在过河时遭遇危险，棺材落入河中，达尔跳出大车游回岸，在这段描写中，瓦达曼以紧凑连贯的快节奏叙述，表现出事态的紧急和对棺材中母亲的关切。弗农·塔尔的语言与其他乡民的语言类似，简洁而富于口语化。皮保迪医生直率善良、诙谐幽默，他常常发表一些真知灼见，对安斯的吝啬自私给予一针见血的批判，对苦命的艾迪和受伤的卡什抱着真切的同情，同时对他们不幸的处境深表无奈。牧师惠特菲尔德的独白是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忏悔词，看似虔诚的语调下掩盖不住人物的虚伪胆怯、自私渺小。这段略显不同的语言将讽刺模仿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以庄严真诚的忏悔式口吻，将牧师贬低于字里行间，以莫大的嘲讽揭露出他内心的虚伪和丑陋。

狂欢化文学中常有的狂欢化场景、狂欢式人物、加冕与脱冕仪式在《我弥留之际》中的体现

首先是狂欢化的场景。《我弥留之际》中有许多狂欢化场景，如过河运棺，谷仓救火，在群众聚集的大街上与警察局长就尸体的腐臭展开的争执，武力制服“疯子”达尔等。其中，尤以朱厄尔“谷仓救火”最为突出，推动情节发展到高潮。

这幕狂欢化场景中出场的主要有达尔、安斯、朱厄尔、吉利斯皮、麦克、杜威·德尔、瓦达曼，另外还有谷仓、马、母牛、骡子、棺材等。作者生动描写了朱厄尔抢救家畜与棺材时的勇猛无畏，和其他人物帮忙救火时人畜混战的喧闹场面。“朱厄尔奔跑着回来……‘母牛在哪儿？他经过我身边时嚷道。我跟在他后面。麦克正在厩房里和另一头骡子争斗。……麦克一靠近它，它就用后脚踢麦克。朱厄尔悄悄地从我们身边蹿了过去；骡子把身子一扭，乱踢乱蹬，……朱厄尔又冲他吼叫说：‘母牛？母牛呢？‘后面，麦克喊道。‘进里面的那个厩房”。整个救火的场面真可以说是人声鼎沸。作者对谷仓着火时宏大热烈的气氛描绘得尤其引人注目。“这时整个谷仓的顶部同时起火，仿佛里面塞上了炸药似的”。“我们头顶，火焰的声音响如雷鸣；一阵凉风从我们身边冲过：风里一丝热气都没有，一把糠骤然飞起，迅速地被吸到马厩那边去，马厩里有一匹马在嘶鸣”。“火焰的声音听起来像一列无限长的火车在经过一座无限长的高架桥”。“谷仓的过道看上去直像探照灯照亮的鱼景”。“现在火焰的声音相当平静了，就像那条河发出的声音”。“燃烧的干草雨一般落下，形成一幅火珠子织成的门帘”。在福克纳笔下，大火仿佛获得了生命，像人一样拥有感情。能感觉到它炽烈逼人的温度；看得到它光芒万丈、绚烂夺目的色彩；听得到它愤怒或狂欢的嘶鸣；惊叹于它气吞山河、壮观恣肆的演出。其实，熊熊燃烧的大火本身就是狂欢精神的象征，它意味着死亡与重生、毁灭与创造、惩罚与净化。当朱厄尔将母亲的棺材从大火中救出的时候，就象征着一次净化的完成。

其次是狂欢式人物形象。狂欢化文学常常让传统作品中受到轻视的弱势话语群体（如儿童、傻瓜、疯子、骗子等边缘性人物）进入到话语中心，借助其颠倒离奇、荒诞夸张的语言，表达对世界或对他人的嘲讽与批判。巴赫金认为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作为局外人置身于世界之外，不属于生活中任何一种人生处境。他们在作品中的作用，就在于通过“骗子清醒、风趣而狡黠的头脑”，“小丑讽刺模拟式的嘲弄”和“傻瓜心存忠厚的不解”揭露生活的本质。

达尔就是一个典型的狂欢化人物形象，在全书五十九段章节里，对疯癫的达尔、白痴弟弟瓦达曼叙述的篇幅却是最多的，分别为十九节和十节。这两个人物被赋予了极为充分的话语权。

达尔在小说中的位置很特殊，既处在故事之中，参与故事的进展，又时常立于故事之外，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观察事实。他具有异常敏锐的目光，能够超然物外、洞察世事。比如，他能身处异地而知晓家中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杜威·德尔要打胎的事，知道朱厄尔是私生子。透过他的眼睛，看得到安斯·本德仑的吝啬自私——他不愿花钱为生病的家人请大夫，借别人的铁锹给去世的妻子挖坑埋葬，还常利用别人的善良服务自己；看得到杜威·德尔的愚蠢可怜——她糊里糊涂怀了孕，害怕别人知道真相于是千方百计地隐瞒（甚至为此迁怒于达尔），却又轻信了药房伙计的话结果被诱奸；看得到朱厄尔的孤傲与暴躁——他不愿欠别人的人情，不能接受友好的乡民提供的免费草料的帮助，屡次一意孤行、独自行动，粗暴地对待卡什等人善意的劝告。当达尔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世界时，起到了揭露、批判的效果；而当他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参与到情节的发展中时，他以疯言疯语的癫狂姿态面对周围的一切，以空前的大笑和无奈的嘲讽与世界对抗。他的疯癫是一种“清醒的疯癫”，疯癫的面具下是一双洞察世事却又无力改变现状的忧思者愁苦的双眼，而他作为“疯癫者”所爆发的嘲讽的大笑和乖张犀利的语言，则将对虚伪的揭露、对愚蠢的嘲讽和对现实的批判展现得淋漓尽致。

再次是加冕与脱冕仪式。加冕与脱冕仪式是狂欢节上的重要仪式，人们先给小丑或者奴隶戴上王冠，握上权杖，换上国王的服装，但“加冕”是为了“脱冕”，之后人们就扒下国王的衣服，夺走他的王冠和权杖，并对他进行殴打和嘲笑。巴赫金认为，加冕与脱冕仪式是合二为一的双重仪式，表现出更新交替的不可避免。同时还说明任何秩序、权威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

在小说中，福克纳通过对死亡的谐谑性调侃，对死亡的权威性进行脱冕。死亡无疑是庄重、严肃、具有悲剧色彩的，但小说中却存在多处对死亡的谐谑性调侃，这就消解了死亡的严肃意义，使与死亡有关的一切行为变得荒诞可笑，整个送葬过程也充满了滑稽幽默的色彩。例如，瓦达曼在母亲的棺材上钻眼儿通风，结果毁了母亲的遗容；棺材在运输途中磕磕碰碰，先落入大水中，后又被火烧，真可谓惨不忍睹；卡什一直在嘀咕棺材没在大车上放好可就是没人理会他，后来他断了腿就坐在母亲的棺材上；尸体腐烂后棺材发出恶臭，招来秃鹰一路尾随，又惹得乡民频频指责等。其实，送葬之行的荒诞可笑在刚刚踏上送葬之途时就通过达尔的大笑显现出来了。达尔看得很清楚，这将是一个具有荒诞色彩的滑稽可笑的行动，每个人怀着各自不同的动机踏上行程，杜威·德尔为的是进城打胎；瓦达曼——压根不理解死亡是什么——只想进城吃香蕉、看小火车。一路上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吵个不停，最终朱厄尔失了爱马，杜威·德尔胎没打成反遭奸污，卡什摔断了腿，达尔被关进疯人院。安斯不仅抢走了女儿的钱，安了假牙，还娶了新妻（一个鸭子模样的女人）。送葬最后的那段描写荒诞滑稽，让人忍俊不禁，充分显示出对传统意义上死亡的颠覆，并借此表达对人类自私、愚蠢、野蛮的嘲讽。

另外，本德仑一家的送葬之行又有着值得肯定的一面。这家人为实现亲人的遗愿，徒步４０英里来到遥远的杰弗生镇送葬，他们信守承诺，经历了重重险阻，忍受了巨大的苦难仍然坚定执著。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弥留之际》又显示出对人类忍受能力的赞美，认为人有忍受苦难和不幸的能力，即使人有种种缺点，但仍然能够坚定地活下去。这显然是“加冕——脱冕——加冕”的更新式循环，而每一次循环中都有着不同的含义。首先，在对死亡的调侃中，瓦解了死亡的权威，使送葬之行“降格”，变得滑稽可笑；继而，在荒诞的大笑中发掘有意义的因素，进行“加冕”。在“加冕”与“脱冕”中，送葬之行有了双重的色彩，作品的主题显示出多重含义。这种批判中包含着肯定、嘲讽中夹杂着赞扬的情节设置，既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传达了深刻的思想，也体现出了作家追求真实的创作要求。

总之，这部作品是扎根于民间的、富有生命力的开放体系；它借助“体裁面具”的独特视角看世界，以其陌生化的语言构筑离奇的意象，或深化内涵或进行嘲讽；在作品中，多种语言风格相混杂，体现出“杂语性”的特征；有着典型的狂欢化场景和狂欢式人物形象，且体现出狂欢化文学中“加冕与脱冕”仪式的特殊含义。《我弥留之际》可以说是对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完美例证。

参考文献：

１．福克纳著，李文俊译：《我弥留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２．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３．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等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４．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

５．刘道全：《福克纳小说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６．詹树魁：《论〈我弥留之际〉的叙述手法》，《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９（２）。

７．薛瑞东：《论〈我弥留之际〉的悲喜剧及传奇特性》，《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９）。

８．宁一中：《论狂欢化》，《理论与创作》，１９９９（１２）。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