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解读《我的团长我的团》

李　华

如今的荧屏，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已频繁走入观众的视野，从几年前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士兵突击》、《中国兄弟连》以及今天的《我的团长我的团》。让许多观众眼睛发亮，并且百看不厌，其根本不仅是观众对火爆战争场面的视觉冲击消费以及演员表演水平的欣赏，更重要的是这些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为和平年代的观众带来的“战争文化奇观”，正反映出观众对中国再次崛起的强烈渴望，从而使荧屏战争剧能长盛不衰。本文以最近热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缩写为《团长》）为文本，分析该剧如何从一部战争剧集而演变为媒体奇观的过程。

《团长》与媒体奇观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法国理论家盖·德堡的基础上将媒体奇观定义为：“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

《团长》的首播掀起了中国３月荧屏的新一轮“乱战”奇观。这部剧集由于其汇集了诸多“卖点”和意外，已经超出电视剧的娱乐性，逐渐演变成一场“媒体奇观”。《团长》这部电视剧，在拍摄时就因人员伤亡等一系列意外事件引起人们关注，到后来一集卖出１００万元的“天价”、大热剧《士兵突击》“原班人马集结”的卖点、“康剧”的品牌效应、国内独创的电视剧首映式红地毯，诸多“卖点的炒作”使之未映先红。乃至正式播出时，４家卫视更是明争暗斗，各出奇招，形成零点抢播、重新剪辑、滚动播出的混乱局面，各大卫视为了《团长》不惜撕破脸皮，甚至最终惊动了国家广电总局，联合２３家卫视制定了行业自律公约，本剧可以说是给中国电视剧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

当《团长》竞播风波逐渐平息，对于电视剧本身的关注开始逐渐增多，《团长》的剧情、人物形象、台词、故事背景、道具、服装等都成了网上与网下争议的热点。这部以１９４３年抗日战争为背景，以中缅边境的一群溃兵为主角的电视剧，自播出后就一直站在争端的风口浪尖上，对于该剧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网络上“鲜花”与“板砖”齐飞，创造了新的“媒体奇观”。不仅网络上网民纷纷表明自己的观点，连文化界对该剧也是争论不休。

“媒体文化为性别文化、社会认可的行为、生活方式和时尚提供范式，它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偶像”。①正如康洪雷前作《士兵突击》所引发的一股“士兵热”或是“突击热”，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一部流行电视剧的范畴。可以说，“许三多”的成功就在于冲出了电视剧，走入了娱乐圈，进而演变为一个符号，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中国观众对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许三多精神的认可，则成为涉及大众审美取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文化话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副教授白小易认为，康洪雷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塑造的人物都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形象契合了当下人们对于信仰、执著和正直等美德的追求和向往，体现了社会集体寻幻心理。

从以上意义而言，《团长》的确又是一新的“媒体奇观”，它不仅在于引发中国电视剧市场为争夺收视率的“乱战”奇观，同时它又创造出新的文化奇观，引发了受众对该剧的多重解读与阐释，争议的实质源于《团长》文本中蕴涵诸多的关于当下社会生活的文化隐喻。

《团长》的文化隐喻

《团长》与现代性／后现代性。《团长》用后现代的艺术表现方式重新阐释了现代性的内核，既契合了受众对多元价值的追寻，迎合了受众对主旋律叙事与“高大全”英雄主义的消解与对抗；同时又塑造出爱国主义与新英雄主义的范式，消融了崇高与卑微、正与邪、善于恶的二元对立观。

《团长》塑造的黑黝黝的造型，破烂的服装，凌乱的剪辑，饱受观众指责。《团长》颠覆了人们对抗战影视剧的固有观念，挑战了他们的审美心理，让习惯了传统战争片的样式、习惯了一个或几个正面的英雄形象、习惯了正义之师凯歌还朝、民众夹道欢呼的观众大跌眼镜。“团长”和他的士兵们，自始至终，保持着兵痞的服装、发型、做派和语言，康洪雷挑战观众对抗战英雄人物的刻板成见，以至于部分观众发出“看不懂”的质疑。

其实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主题在此剧中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些英雄不总是怀有坚定的信仰、不总是保持一种壮怀激烈于始终，而是一群在无数失败中迷失自己、失去了梦想的普通人，他们常常是矛盾的、软弱的，甚至是麻木的，他们日常的卑贱与懦弱，与他们关键时刻的英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反差，更凸显“英雄”异于常人之处。《团长》运用去本质主义的手法消解了传统的英雄形象，使英雄回归于“人性”，传达给观众一个浅显的道理：英雄不是天生，英雄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这并不是《团长》剧的独创，回顾近几年的战争题材影视剧，姜大牙、李云龙、常发等这些吸引观众眼球的英雄人物身上，无一不是有着种种缺陷，只不过《团长》来得似乎更加彻底，将英雄还原于一群几乎失去梦想的普通“溃兵”之中。这种彻底颠覆的背后隐喻着“人人皆可为英雄”，颇为符合网络时代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后现代草根“英雄观”，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日益“碎片化”社会中的观众对遗失的主流价值、集体主义精神的渴盼心理。

最为有趣的是，《团长》一剧虽说结尾饱受质疑，被认为虎头蛇尾，也没有完整地体现剧本的内核，甚至是正确的历史观，以至于有误导观众之嫌。著名诗人、文化评论家叶匡正就认为《团长》是一部“山寨版战争剧”：“重大历史事件并不是田野上的牛粪，可以任意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插上荆棘或鲜花，这在一个有历史观的国家是无法想象的。”历史在该剧中更多是作为背景存在的，甚至有许多艺术上的失实，但毕竟这是电视剧，而非纪录片，虽未展现出真实的史实，但却饱含着主旋律：该剧中间穿插的龙文章与热血爱国青年的对话，以及此后在营救孟烦了双亲过程中遭遇的共产党游击队，实质上表明该剧依然是一部符合主旋律的影视剧，隐含着最终的胜利者是谁的问题。现代性二元对立的主流价值观若隐若现地内嵌于剧情之中，表明坚定的信仰才是持久的动力，必将战胜靠一时冲动维持的英雄的行为。

《团长》构建的身份与民族认同。在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的全球化时代，身份与民族认同问题，并未随着“地球村”的形成而日益同化，反而因为人们在多元化消解主流价值，追寻个性化过程中日渐重要。因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对个性的彰显也需要获取同“性”群体或个人的认可才有存在的价值。尤其是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参与的全球化进程中，民族认同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团长》的故事取材于一段逐渐湮没于尘埃的历史，正视了因政治分离而渐渐淡忘于民族历史记忆的一群中国抗战英雄，重新诠释了“中国人”的内涵。两岸的中国人都曾共同拥有过团结抵御外侮的经历，这段经历并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歧见而抹杀掉，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团长》对中国远征军历史的挖掘与诠释，用历史勾连起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民族认同。以此剧为契机，许多电视台开始制作关于远征军历史的访谈节目、纪录片等，远征军历史的相关书籍引起了普通民众的高度关注，一股新的“远征军”热正在形成。远征军的历史，虽然也有过大溃败，但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军队，同时也有过在正面战场大规模歼灭日本法西斯的酣畅淋漓，它一扫近代史与抗日史带给普通人的精神压抑与沉重的悲壮感，也给了许多当代“反日”愤青坚实的物质与精神的支柱，这也是《团长》吸引年轻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团长》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团长》是一部引起极大争议的影视剧，壁垒分明的正反两大阵营始终围绕该剧展开激烈的争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我的团长我的团》引发的争议其实是一种精英的追求和大众的形式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困难。”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共同混杂于《团长》之中，既不乏娱乐性与消遣性，也将反思主题融入这些喜怒笑骂之中。剧中小人物的塑造真实而鲜活，他们口中颇有意味或有趣或引人深思的经典台词，成为剧中的一大特色，既有慷慨激昂的誓词；也有妙趣横生的俚语；既有古语中悲壮风雅的诗句，也有略显粗俗的乡音。这些生动鲜活的台词，不仅增添了该剧的魅力，也因其与当下社会生活的“互文性”，正演变为时代精神的流行语。伴随《团长》的落幕，网上展开“选出《团长》你认为最有流行潜质的角色对白”的投票调查，吸引了８万多网友参与，其中主角“龙文章”所说的“回家不积极，脑子有问题”这句话最受欢迎，获得最多网友的支持，有望成为２００９年电视剧中最热门的流行语。这些鲜活的对白中也隐喻着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深切反思和追问，龙文章在剧中经常讲到的一句话：“中国人，为了安逸，可以死都不怕。”蕴涵着一个宏大的反思式的精英主题。自尊都是可以放弃的，孟烦了，一个骄傲的人，他可以在精英们面前卑躬屈膝；招魂是寓意，它扒开那些灰烬，唤醒灰烬下还有温度的内核。或是从最初开始，寻找生活的依据。②

孟烦了作为一个亲历的旁观者角色，用他的叙述推动故事的发展，联结起叙事线索，整个故事充满着现实与梦境的交融，象征与隐喻的并立，历史与虚构的交叉。这正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复杂而矛盾的生存状态，一面是伴随日渐增强的国力油然而生的“大国心态”，一面是平均国民产值后的发展中国家现状；先进与落后、光荣与屈辱共存。国家统一尚未完成，南海争端又起，中印边界悬而未决，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依旧的今天，远征军的题材，既是曾经的历史，也折射出正在发生的历史；既让观众重温了一把“中国人”的壮怀激烈，又给了现实中的国人当头一棒。恰于此时中国舰队为保护本国利益，远赴重洋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又开始扬威于海外。远征军的故事此时火爆登场，正好满足与契合了观众内心中一直隐藏的“大国”梦的追寻，“作者一方面试图赋予我们一种巨大的超越性，一种对于“中国”的大象征。作者力图让这个故事获得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一种对于中国性格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的高远的观察。”③

电视的表现手段是具体、形象性，而《团长》故事内核及叙事手法又具有抽象与象征性，最终两者的结合演变成看似凌乱的蒙太奇拼贴方式。混杂的具象最终带来了与大众文化的疏离感，从而引发了《团长》是否成功。精英与大众立场的鲜明对立已超越了《团长》本身的蕴涵，而深入到社会文化的精神层面。

《团长》作为媒体塑造的文化奇观，超越了娱乐层面，在信息与娱乐交融的背后，蕴涵着当代个体、社会文化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展现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并隐喻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矛盾与问题。它一方面消解着传统的英雄主义史观，另一方面又肯定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精神；一方面构建与激发起普通观众的“大国梦”，另一方面又反思着中国人的“国民性”，时刻提醒着一种危机意识。

不过该剧并没有成功地处理好思想性与表现性的关系，由于种种事故，没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故事，而留下更多的象征与隐喻，虽然可以极大地满足一部分观众的探寻与解读心理，同时也将多数观众抛在了“懂”与“不懂”之间的迷惑之中，而留给他们回味的只有对战争火爆场面所带来的感官刺激与冲击。它破坏了一些传统，却又未建立起新的传统，它摧毁了人们心目中的关于英雄的“神话”，同时又建构起了另一个英雄的“神话”。作者利用虚构的历史来解构真实的历史，用小规模的惨烈与悲壮来消解真实的大规模的牺牲，以减轻国人心目中对那段历史的压抑感。

注释：

①道格拉斯·凯尔纳［美］著，史安斌译：《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英文原版前言ＶＩＩＩ。

②舒可文：《追问〈我的团长我的团〉》，《三联生活周刊》，２００９（１２）。

③张颐武：《团长的失衡与困境》，ｈｔｔｐ：／／ｅｎｔ．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ｌｕｎ／２００９０３／０３２４＿５９０７＿１０７３７７３．ｓｈｔｍｌ

（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