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初期北京禁娼风暴

赵占豪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各省市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娼运动:取缔娼妓制度,封闭妓院,对公私娼妓进行大规模收容改造。由于措施果断得力,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铲除了这一延续数千年的社会毒瘤,卖淫现象一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值此建国60周年之际,本文对当时北京的禁娼运动作一回顾,以资纪念。

人间地狱

解放前,北京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商业区大栅栏一带,主要有韩家潭胡同、百顺胡同、石头胡同、小李纱帽胡同、胭脂胡同、朱茅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等处,俗称“八大胡同”。“八大胡同”因而也就成了北京妓院的代名词。

当时,北京的妓院共分4等:一等妓院,又称“一等小班”或“一等清吟小班”、“大地方”、“大胡同”,妓女大部分是苏杭及扬州人,她们年轻漂亮、穿着讲究,妓院设备华丽,嫖客多为军政人员、士绅、大商人、黄金掮客等。这里不但是他们享受的地方,而且也是买卖官缺、贪污受贿、拨弄政局、挑拨内战的场所。二等妓院叫“中地方”,又称“茶室”,嫖客多是些地主、商贾、浪荡公子等有钱人。三等妓院称“下处”,妓女年龄较大或虽然年轻但不大漂亮,妓院的房屋简陋,嫖客多是一些小商人、店员、在京做买卖的生意人等。最惨的是四等妓院,因都是土炕,房屋似破瓦寒窑,俗称“窑子”或“老妈堂”,妓女的年龄较大、长相不好,身价低廉,老舍先生名著《骆驼祥子》中就有这一类妓女的描写,嫖客尽是些挣钱不多的体力劳动者,如三轮车夫、排子车夫、脚夫等。

妓院老板,又称“掌班”。有的老板只开妓院,靠与领家和自混妓女分成得到收入;有的把自己买来的姑娘放在妓院里,既是老板又是领家;还有一种老板兼妓女,自己也接客,但这样的老板不多。妓院里领家,俗称“老鸨”,是把买来的姑娘放到妓院里卖身,把妓女当成“摇钱树”。领家有5种情况:一是老板兼领家;二是妓女兼领家;三是父亲兼领家;四是毛伙(老板的帮凶)兼领家;五是单纯的领家。此外,妓院里还有管理财务的“司账”、侍奉并监督妓女的“跟妈”,以及负责打更、烧水等杂役的“伙计”等人员。

妓院是有钱有势的人寻欢作乐的地方,然而,对遭受蹂躏的妓女来说却是人间地狱。妓女是老板、领家的奴隶,老板、领家对待妓女就像对待牛马一样。为了哄着妓女多接客,多挣钱,老板、领家对一、二等的妓女多采用软的手腕,如给妓女穿得漂亮些,吃得好些,打骂少点儿,实质上,这些妓女所受的剥削、摧残和侮辱与三、四等妓女相差无几。而妓女一旦衰老,门前冷落,无人理睬,身价就变得很低贱了。如果患病,其生活更不堪设想。对三、四等妓女,老板、领家多采用毒打的手段,逼迫她们接客挣钱。

妓院逼迫妇女接客的方法有很多,有一种叫做“猫钻裤裆”的方法曾被广泛采用:龟鸨将死活不愿接客的妓女双手反缚、裤脚扎紧,把一只生性暴烈的狸猫塞进其裆内,然后隔着裤子使劲打猫。狸猫受痛后乱蹦乱抓,只需片刻工夫,妓女下身就会血肉模糊,痛得上流泪、下流尿,很少有人不乖乖就范。

至于对妓女的打骂虐待,更是如家常便饭。“八大胡同”有四大恶霸老板,其中之一叫黄树卿,是有名的“活阎王”,他的姘妇宛华清,人送外号“母老虎”。两人经营的是三等妓院“华清馆”,共有30多名妓女。馆中私设刑室,备有皮鞭、火筷、火钩、通条、碗口粗的木棍以及带钩刺的绳子等刑具,专门用于虐待妓女。30多名妓女几乎全被黄树卿强奸过。妓女接客少了要挨打,要从良更要挨打。有个叫小红的妓女,因和一个嫖客多住了几天,“母老虎”就说她“热客”,用烧红了的火筷子烫她的脚趾头,用皮鞋踢伤她的阴部,打完后扒下她的衣裳,叫她跪在搓板上,头上还要顶着一碗水,碗上放一根木棍儿,水不准洒,木棍儿不准掉。小红熬煎不过,吞大烟身死。有个杨姓妓女怀孕后被“母老虎”把胎打了,小产后马上逼她接客,她不肯,被两个恶魔用烧红的火筷连烫带打,打得体无完肤。还有个妓女小翠得了杨梅疮,不能接客了。黄宛氏令小翠脱下裤子,说给小翠治病。小翠一看不妙,连声叫着亲妈,苦苦哀求:“我的病好了,还能给你挣钱。”但“母老虎”黄宛氏伙同她的妹妹,强行按倒小翠,扒下小翠的裤子,用烧红的铁通条捅进了小翠的阴道。只有19岁的小翠惨叫一声就离了人间。在“活阎王”和“母老虎”的酷刑下,有的妓女被他们打断了胳膊,有的打瞎了眼睛,“华清馆”先后有5名妓女被活活折磨死。

除了老板、领家的迫害,军警宪特中的大小头子也常逛妓院。他们到妓院看中哪个妓女就得让那个妓女陪着睡觉,不仅分文不给,还要妓女给他们买好的吃,稍不随意,便对妓女毒打。国民党的侦缉队查妓院更坏,他们一来,妓女都得站出来,有客人,光屁股也要站在门口院子里。特务阎福仁,看上一个妓女,非要这个妓女陪他不可,他发泄完兽欲后就往痰盂里撒尿,还逼着妓女喝。妓女叫着“亲爸爸”求饶,遭到一顿毒打。这个妓女的耳朵被撕裂,鲜血顺脖子往下流,最后被特务用手枪顶着心窝,含恨喝了尿。此外,沦陷时期的日本兵和随后的美国兵也经常到妓院,以种种恶作剧方式蹂躏妓女取乐。

正是因为娼妓制度这样摧残人权、灭绝人性、败坏风俗、危害社会,所以广大民众都希望将其取缔。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官僚政客嫖娼狎妓成风,从妓院征收的“花捐”又是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要取缔娼妓制度无疑与虎谋皮。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1919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娼妓,“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1949年初北平(1月31日和平解放,9月下旬改称北京)解放后,人民群众翻身作了主人,共产党领导各界力量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奋斗,废娼的时机成熟了。

禁娼风暴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娼妓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妓院的存在,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从事该行业女性身心受到的极大摧残和侮辱,是新中国不允许存在的,况且还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当时的“八大胡同”,完全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社会死角,不仅投机商人、烟毒贩子、骗子把这里当做寻欢作乐的地方,一些作恶多端的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也把妓院当做避风港。

为维护社会治安,1949年3月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了公安局制定的《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要求妓院备簿登记嫖客、不得接待身份不明者以及促进妓女从良等。5月,北平市长叶剑英和市委书记彭真,开始着手彻底解决妓院问题。5月23日,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调查组成立,开始对北平市妓院进行明察暗访,很快就把全市妓院的分布情况、妓院名称、地址,妓女、老鸨的人数、姓名、住址,老板、领家的财产、罪行等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北平的娼妓问题也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后,毛主席经常从香山住处到市内了解社情。一天晚上,他和秘书乘车经过一个胡同口时,见一个妓院的老鸨正当众毒打一个出逃的妓女。秘书气愤地上前阻拦,打人的老鸨气势凌人,不仅不住手,反而欲对秘书逞凶。不久,彭真去见毛主席,向他汇报了北平妓院的黑暗状况。毛主席听后急电公安部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北平的妓院和妓女情况调查清楚后,市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取缔娼妓制度的准备工作。1949年8月,北平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提出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议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分批收容妓女,对之进行教育训练,把她们改造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该议案在会上顺利通过。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确立了封闭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逮捕审讯老板和领家;集中收容妓女,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对象者令其择配,无家无偶者组织生产的方针。

随后废娼工作就马不停蹄地开展起来。10月15日,北京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共同组建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下设办公室和5个分指挥部。

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北京市政府《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并决定立即执行!17时30分,新任市长聂荣臻用电话向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发布命令:“下午6时以分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的方式,集中老板、领家,8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

早在会议开始前,由2400名民警和政府干部组成的27个行动小组,分乘从各单位征调来的37辆汽车,已经在天安门前的红墙外集结待命。配合行动的公安总队5个连的战士也已经悄悄把大栅栏到珠市口妓院集中的胡同看守起来了。27个行动小组负责执行封闭妓院的任务,每组的任务是封闭5至10家妓院。每个行动小组3个人,由两名男警和一名女警或女干部配合,另外配公安队一个班,负责警卫、看守等任务。出发前,总指挥部为参战民警宣布了纪律:不得与妓女调笑,警惕妓女勾引,不得讽刺、看不起妓女,不得接受妓院及妓女贿赂,不得私自拿取妓院财物等。另外,要求行动人员与妓女及妓院物品接触时,注意卫生。

傍晚6时整,行动正式开始。负责集中妓院老板和领班的的各组人员很快以开会的名义,把各妓院老板和领家带到公安局进行了集中拘留。晚上8时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行动指挥部一声令下,各行动小组迅速向224家妓院包抄过去。十几分钟后,各妓院门口及胡同口,都被穿着军装、戴着钢盔和白口罩的持枪战士把守了。这时各个妓院刚刚热闹起来,由于领家和老板已被通知到公安局开会,妓院里只有伙计和妓女应付着生意。民警冲进妓院时,毫无防备的伙计还高声喊着:“接客!”妓女们更是没提防,习惯性地从屋里迎出来。当听到“谁都不许动”时,才发现来者是持枪民警,一个个都吓愣了。冲进屋去的民警看到了一幕幕不堪入目的画面:嫖客和妓女有的正在宽衣解带,有的赤身裸体躺在被窝里寻欢作乐。因为以前很少见过这种场面,民警们一时也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们很快镇定下来,按照计划开始一步步执行。

妓院老板和领家事先别有用心地在妓女当中散布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有的说共产党要把每名妓女配给10个伤兵,送大西北开荒种地;有的说共产党经费困难,要卖妓女,年轻漂亮的卖1500,丑的卖300;更有甚者说解放军要把妓女绑到前线去踩地雷。形形色色的谣言使妓女们人心惶惶,对政府封闭妓院的行动持抵触态度。当民警宣布封闭妓院的决议后,妓女们一片哗然。在一等妓院“春艳院”,妓女红美玉对宣读决议的民警不满地说:“现在实行民主了,封闭妓院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一声,就这样随便把我们弄走了?”另一个穿紧身红花棉缎棉袄的妓女“嗷”的一声躺卧在地上,大声哭闹起来:“我的饭碗砸了,我没法活了!”撒泼打滚不起来。还有的故意难为干部民警,摔东西、撕窗户纸,甚至企图越墙逃跑。当民警告诉妓女们封闭妓院是为了解放她们、救她们出火坑时,有的妓女回答:“不稀罕。火坑里挺舒服自在,床上一躺,就能挣大钱。金银首饰,丝绸锦缎,要什么有什么。”还有的说:“谁要你解放?我吃香的,喝辣的,跟妈日夜侍候我。你给我倒马桶吗?喏,把马桶提出去刷干净!”

有的妓女甚至不顾羞耻以裸体向民警示威。民警李冶到一家妓院执行任务时,一个妓女一丝不挂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在他面前打滚撒泼。李冶没见过这个阵势,一时没了主张,和他一个小组的女民警王淑贤走过去,伸手把打滚的妓女拉了起来:“起来!别耍死狗!这一套我见多了。你不要脸,别的姐妹是要脸的,叫大家说说,看该怎么办?”说完,把妓女推进屋子,让她穿衣服。不一会儿,这个妓女悄悄穿好了衣服,和其他妓女站到了一起。

赞成封闭妓院的妓女也不少,有的说:“这样做好,政府叫我们换换脑筋。”“当妓女不能混一辈子啊!早晚要走。”有的说:“政府叫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反正是叫我们学好。”还有的高兴地说:“好啦,我从今天起就是一个干净的人了。”一个名叫吴彩凤的妓女甚至当场以慷慨激昂的语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姐妹们,我们解放了,我们新生了!从此我们不再被侮辱了、被损害了。姐妹们,我们的身子为什么任人糟蹋呢?我们都是受过父母疼爱的,我们为什么要堕落到如此地步呢?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我们的。今天是我们最快活最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不应该哭,应该笑啊!”在民警们耐心劝说下,其他一些妓女们也平静下来,她们按要求走出门口集中,点名后排队上车。一些妓女还在车上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解放区的天”等歌曲,庆祝自己的解放。

嫖客随后也被集中起来,他们有的敞着怀,有的趿拉着鞋,有的披着衣服,有的提着裤子。因为行动任务规定暂不拘留惩罚嫖客,民警只对他们宣布了封闭妓院的决议,让他们登记后离去。

由于事先没有走漏任何风声,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到第二天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5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300多名妓女。经审查,被暂时拘留的跟妈、茶房等大多被释放。同时,连夜清点妓院一切财产,登记造册后,在每个妓院门上都贴上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

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报道夜间发生的这场特殊战斗。新中国以首都北京的这场雷霆万钧的禁娼风暴,彰显了自己禁娼的力度和决心。

教育改造

封闭妓院、收容妓女,仅仅是禁娼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一步。按照市政府的禁娼计划,对已经收容的1300多名妓女进行教育改造,使她们重新做人,而不使重操旧业,则是一件长期艰苦而复杂的工作,也是整个禁娼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

妓院封闭后的第二天,在“八大胡同”之一韩家潭胡同一等妓院“春艳院”的门口,挂出了一块“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牌子,教养院下设8个所,分别设在院子较大、房屋较多的满春院、明花院、美鑫院、潇湘院、新凤院、美凤院等妓院内,全市所有妓院的妓女都被集中到这里,来自北京市公安局、市妇联以及市政府机关的几十名女干部也来到这里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

因为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再加上领家、老板谣言的蛊惑,刚刚进入教养院的妓女情绪极不稳定乃至充满敌意。她们对政府的改造政策不了解,又都是灵魂扭曲了的文盲、半文盲,思想十分混乱,因而出现了种种抵制教育改造的闹剧。入院头两天,因为早饭的馒头不热,菜也少些,妓女们就闹起事来。她们大哭大叫,把饭菜倒在地上,有的还往桶里吐唾沫。在个别一等妓女的起哄和鼓动下,妓女们有裸露着乳房,率队向警卫森严的大门发起冲击的;有在室内凿砖挖洞,企图越狱逃跑的;也有手举上吊绳、悲痛欲绝地满屋子转悠寻找最后归宿的。

对于妓女们的抵制和反抗,进行改造的工作人员事先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封闭妓院前的调查中,有关人员就认识到:妓女不同于工农,工农有眼前利益可以发动,而对习惯了寄生生活的妓女们来说,摆在眼前的是不利,长远利益又意识不到,解释也不易接受,因而改造工作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为争取妓女配合改造,改造人员有计划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和妓女拉近感情,稳定她们的情绪。一方面,工作人员对妓女一律改称学员,叫姐妹,显示对她们的尊重;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妓女们解决实际困难:大力改善伙食,解决她们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帮助她们取回自己的财物,把妓女家中无人照料的老人孩子接到教养院来等等,渐渐取得了妓女的信任。妓女安定下来后,院部将她们编成班,选出班长,由各班轮流值日,进行一些打扫卫生以及看茶炉、分饭等简单的体力活。同时规定了作息时间,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每天有政治文化学习及文娱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她们的劳动习惯和集体生活习惯,使她们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

与此同时,教养院开始下大气力帮助妓女治疗性病。通过体检,发现1300多个妓女中,性病患者占95%以上,有的兼有梅毒、淋病等性病。有的人满腿长了梅疮,走路都不正常。一个妓女怀孕6个月流产的小孩,因染梅毒全身溃烂,头部也全是脓疮,连未成年的领家养女,也多数有病。有个女孩,7岁时被领家强奸,检查时发现她和大人一样患有严重淋病。治疗性病的青霉素当时还是进口药品,非常短缺,一针青霉素能换几袋白面,而当时教养院的干部每天吃的都是粗粮。为解除妓女的病痛,人民政府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投入巨额财力为她们治好了性病,所用医疗费折合小米达116,800多斤。

虽然治好了妓女的性病,但工作人员发现,要让妓女成为新社会的新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由于妓女受凌辱、受压迫太深,终日在欺诈中讨生,一般比较世故,善于随机应变,不轻易相信人。她们迷信命运,看不见自己的前途,顾虑多、觉悟低,并且普遍沾染了享受思想和游民习气。为扫除这些思想上的垃圾,院部开始对她们进行启发阶级觉悟的教育,切断她们与领家、老板和旧生活的联系,树立劳动观点,帮妓女彻底走上新生的道路。

一开始,工作人员们找来了刘胡兰、赵一曼等英雄人物的事迹材料,但由于和妓女的生活距离太远,结果是讲的人泪水盈眶,而听的人却无动于衷。讲后问妓女们的感想,一个妓女说:“人家是英雄,咱是啥,怎么能跟人家比?人家生的伟大,咱没那伟大的命,只有一条猪狗不如的贱命罢了。”针对这种问题,工作人员们很快进行了调整,开始用一些贴近妓女身世的故事和文艺作品来启发她们,如《一个下贱的女人》、《烟花女儿翻身记》等,妓女们都听得入神。后来又进一步讲了《白毛女》、《血泪仇》等故事,组织她们观看《日出》、《九尾狐》等节目,剧中主人公悲惨的遭遇引起了她们的强烈的共鸣,妓女们在现场哭成一片。随后,在一些文艺家的帮助下,妓女学员还把自己的遭遇编成了《跳出火坑》、《小莲翻身记》等短剧,在新年、春节联欢会上进行了演出。剧作家马少波为教养院创作了话剧《千年冰河解了冻》,著名导演洪琛、马彦祥指导学员排练后进行了公演,观众达2万多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妓女们也深受教育。

在此基础上,院部开展了诉苦运动和斗争会,进行更深入一步的教育。刚开始,一些人怕以后遭到报复,也有人想为自己的出路留个后手,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老板、领家养活她们,不敢站出来说话。经过耐心地说服和鼓动,一些受苦较深、觉悟较快的妓女开始找教养院干部哭诉自己悲惨身世。教养院抓住机会,先突破一点,鼓励她们当众诉苦,大胆说出自己的身世和对领家老板的仇恨,由小组到中队再到全所,用具体而生动事实教育大家。

与此同时,对扣押的领家、老板进行斗争和审判,组织妓女们当面进行控诉。到1950年4月,先后分3批对老板、领家进行了处理,300多个老板、领家被判了刑,并没收了财产,他们直接夺自妓女的财物,也一一归还本人。残酷虐待妓女、造成多人死亡的领家老板黄树卿和宛华清则被公审并判处了死刑,遭受过他们蹂躏的妓女,被邀请到刑场,亲眼观看了恶魔伏法的场面。

通过参加诉苦运动和斗争会,妓女学员们擦亮了眼睛,洗礼了灵魂,彻底打破了对老板、领家的顾虑和依赖心理。一个叫吴新生的学员看了黄、宛二人被枪毙后激动地说:“今天的政府真是我们自己的。这回仇也报了,气也出了,该好好打算咱们自己的事了。”她们开始主动清洗自己身上的污垢,走上新生之路。

重获新生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治疗,教养院的妓女学员都变了样。刚来时,一个个面黄饥瘦,个别人还有大烟瘾,如今是病愈体壮,个个满面红光,思想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时,解决妓女学员出路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

教养院本着对学员负责到底的精神,对这项工作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凡回家的,一般须家中来人或当地政府来信证明,然后帮其回家;要结婚的,政府帮助她们做好了解工作,首先男方要无妻并有正当职业,而且要双方情愿才可结婚。学员出院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第一,具领人要持有区政府的证明信,证明接领学员出院的人,确是有正当职业的居民;第二,要取得殷实铺保,填具保证书:(一)该学员出院后须参加劳动生产或主持家务;(二)该学员今后在任何地区不当明妓暗娼;(三)根据政府婚姻法,保证该学员婚姻自由,不得有变相买卖婚姻的行为。如果具领人是学员的丈夫或结婚对象,须经卫生局检查有无性病。学员要持有院方发给的出院证明书,才能在当地呈报户口。此外,教养院还有通知书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可以随时检查具领人是否实行了保证书规定的内容。

截至1950年6月,926名学员出了教养院。其中,结婚的最多,有505名(与工人结婚的195人,与农民结婚的154人)。在妇女生产教养院,学员们为祝贺张秀兰夫妻团圆,在欢庆会上贴出了“旧社会使夫妻分离、毛主席让鸳鸯重欢”的对联。回乡参加农业劳动或家务劳动的有374名,参加中央防疫队的21名,考入艺术学校和曲艺剧院的有13名,8名被送进安老所,还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已分别作了处理。最后剩下无家可归和有家难归的,自愿留在教养院学习做工,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电机,开办了新生棉织厂。对收进教养院的94名妓女的女儿和被领家买来的女孩,人民政府也分别给予了安置,43名送入育幼所,24名随母离开教养院,3名由农民领去抚养,年龄稍大的送进了工厂做工。

据了解,出院的学员大部分表现很好。留在城市里的学员,有的参加夜校学习,有的参加工厂工作,并且成了生产骨干,当了班组和车间的负责人,有的还入了党,成了国家干部,不少人成了先进工作者。回到农村的大部分学员都能吃苦耐劳,每天挑水做饭、喂鸡养猪,努力生产劳动,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好吃懒做的习惯。

“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6月,短短半年多时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市存在了数百年的娼妓制度被彻底摧毁廓清,1300多名饱受践踏和侮辱的“窑姐”,挺起胸膛重新做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即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为数不多。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