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三题

乐胜龙

梦回“青河”

《梦回青河》是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上个世纪60年代追忆家乡童年生活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再版了多次，在海内外华人世界造成广泛影响，前些年还被国内影视机构拍成了电视连续剧。於梨华祖籍大碘横河，小说中的青河，也即横河。横河位于北仑大碶与高塘交界处，系岩泰水系的一脉支流，长约2公里，宽约15米左右。在此河存在的漫长岁月中。因河畔人口不怎么稠密，机动船只稀少，因而也不见什么污染之物，那河水一年四季泛动着绿盈盈的微波，很是迷人。

1964年初夏，也正是於梨华的《梦回青河》脱稿出版不久，我从上海回故乡大碶横河务农。记得返乡那天，在宁波坐长途汽车到大碶站后，就由亲属把我带到国道边的一条河边，说是到横河去只有很不好走的石板路，没车可坐，城里来的人都是坐小划船到家的。这种靠手摇脚捣相结合推进的小船让我觉得很有兴味，于是很高兴地拎起行李下了船。我不知道大碶离横河有多远，只记得那缓缓前行的小船在曲曲弯弯的河道上航行了一个多小时才靠了岸边的一只石板埠头，我的老家横河乐家就在离河埠头不远的地方。这次难以忘怀的航行。让我懂得了这横河的头一条功能便是载客，她是一条令人心旷神怡的水道。

回乡后不久便下田务农，那时水田里的稻子已经垂下脑袋成熟了，一年一度的双夏大忙季节来临了。在收割完早稻，一边栽培晚稻的同时，生产队会抽出功夫卖粮，以便换取期待了多时的现金。这卖粮也用船载，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两艘木船或是水泥船，体积比载客的划船大了好多，可以装几十麻袋金灿灿的谷子。一袋子足足有一百二三十斤，三四十麻袋就有四五千斤谷子。我们队在横河北岸，收购谷子的粮站设在横河南岸小李家大屋里，这小李家可是出了李价民、李俍民、李长来等名人的大户人家，划过去大约有两三里的水路。由于船能负重，让我们肩膀背得直喘气的一袋袋谷子没花多少时间，便通过一支木橹的神奇功能，很轻松地送达粮站。可见，这横河水路载客还不是主要的，其重要功能乃是方便农民们售公粮、卖化肥等货运事宜。

队里的船不光用来售公粮、进化肥等，还有个特殊的用途叫“换便”。那时，供销社的化肥是有计划的凭票供应，数量有限，再加上生产队也没充裕的资金用来购买化肥，因此，常在农闲时派两名社员一唱一和摇着船儿去“换便”，以补充田间肥料的欠缺。这换，即是用货币兑换，便，就是非农业居民家粪缸里的粪便。这些非农业家庭大多靠经商务工生活，也有依靠出门在外的亲属寄钱生活的，称做出门人家或是生意人家。这些人家凡户籍在生产队的称“代售户”(即口粮由生产队代为销售)，户籍不归农村管的叫“供应户”，即粮食由国家发票供应。由于他们不种田，一家子的排泄物便可以储存起来兑换成补贴家用的零钱。我在队里很快学会了摇船，但队长派人换便时总不点我的名，他认为我太“嫩势”，换不来质量好花钱少的便肥。可我觉得摇着船儿在水上荡漾蛮轻松、蛮好玩的，便要求队长让我试试。队长见我热情那么高，也就应允了。他怕我误事，还特地跟我配对，说是带我上阵，真让我感激涕零。可哪知，我一上阵便出了洋相。那天，队长在船尾掌橹，我在船上大声吆喝“换便嘞……换便嘞……”喊了多时只见船儿缓缓向前移动，离家越来越远，却不见那些“代售户”、“供应户”有回应。正当我兴味索然时，忽然听到河岸边有个老太太跑出门来喊道：“换便的，快过来来看看!”队长见有人愿换便，便将船儿往岸边靠拢，我眼见“事业有成”，欢喜不迭地跳上岸去，快步跑到那老太太的粪缸边，彬彬有礼地说：“老太太，您换便呀!”哪想到那老太太沉下脸说：“啊哟，你这后生，连只料勺也不背来，哪像个换便的?”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此时，幸好已系好船缆的队长背着料勺大步跑了过来，这才为我解了围。队长到了粪缸边，便用料勺往粪缸里捣弄，通过上下翻腾检验粪便的浓度。这是个经验活，粪缸里水兑得多了，量是多了，但肥质差了，每担的价位就得压低些，反之，价格就可以上浮一些。可我缺少这方面的经验，根本定夺不了，我这才明白队长为什么要和我配对的道理。当然光凭眼力也很难测定便肥的质量，买卖双方往往为此争论不息，过了几年，供销社里出现了一种粪便测量表，用来检测粪便的咸度，这是后话。

农民因为缺肥，还利用冬季农闲时节划着船到横河里罱河泥，这罱河泥也是项技术活，我跟老农学过一两次，老农民罱上来的是乌黑乌黑的软泥，肥质好，我罱上的则是硬邦邦的生泥，很难当肥料使。那些年还十分强调农家养猪，家家户户都盖了猪圈，饲养了好几头猪。可那时社员们的口粮还吃紧，哪有足够的饲料供猪果腹?于是推广在横河里放养据说是从德国引进的水葫芦。水葫芦繁殖能力特强，可猪食后一撒尿便饥饿如初，并且因它无甚营养价值，吃得再多也不长膘。若干年后社员们终于认清了它的“庐山真面目”，当大家一致憎恨它、想方设法除灭它时，这个外来客却深深地爱上了秀美的江南水乡，直到许多年后还赖在河岸边阻碍着航道和水流。

横河水灌溉、滋润着两岸三千多亩土地。刚回乡那几年，一到春耕时节，我喜欢跑到河畔看老农安装呈大圆盘状的牛车盘，还给老黄牛戴上竹片制作的眼罩，让它乖乖地围着车盘不停蹄地绕圈子，把河里的水通过大水车提上岸来。装牛车盘的地方往往又是乡间的走道，但牛车盘不影响人们行走，到了车盘边，你只须等到牛屁股靠近，跟着牛屁股跑就是了，就如现今走到十字路口，看到绿灯亮了才能前行一样。那时还没有“廉政文化”一说，但也有批评个别基层干部在乡间作秀的文艺作品，记得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公社干部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下乡来，竞在牛车盘边上使劲按车铃。要老黄牛让路。那老黄牛被前所未闻的铃声，惊得魂飞魄散，扬起前蹄将车盘踩得四分五裂……

后来，队里添置了新式的抽水机。机器被安装在船上，一个埠头一个埠头地轮着抽，速度和效益大大提升。横河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吃苦耐劳、苦干实干的农家儿女，为使横河容纳更多的水资源，两岸的社员发动了多次规模空前的掏河运动，那阵势真是人山人海，蔚为壮观。

2002年秋，横河这一带的几个村子被连片开发，建设前途无限的宁波保税南区，流淌了千百年的横河完成了历史使命，转入地下，改由大型水泥管道替代其泄水功能，对此，我既觉得无限惋惜，又为此兴奋不已，这是因为，欣欣向荣的保税南区已如一幅诱人的画卷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已经迎来了崭新的生活，

煤油灯下拨算盘

我是1964年夏天从上海回故乡大碶横河务农的。当时的生产队规模很小，只有100亩左右的耕地、不足20个劳力。过了两年，伴随着“文革”狂澜，以战天斗地为号角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急剧升温，我所在生产队与另外两个队合并，成为一个拥有300多亩土地，50多个劳力的大型生产队。

队规模扩大，“出工像条龙，歇工一阵风”，管理的难度增大了。生产队接连开了好几个夜会，反复议论队委会班子人选，我十分意外地被推选为队里的会计。可那时，我非但不熟悉生产队账目，就连拨算盘也害怕。因这算盘只在小学时代学了一阵子，以后一直没碰过，拨起来手指头僵硬得很呢!可队里的人说我是城里来的读书人，算功肯定比他们强，硬是让我当。此时此刻，我若是硬顶着说干不了十分丢脸，坏了城里读书人的名声：我已在队里干了两年，晓得当会计经常有机会在大家干得腰酸背疼的时候跳上田头拨算盘、分东西，这点很诱人。这么一想，我便涨红了脸表示愿意干。

上任后，一开始账务并不多，我就利用这个时机突击打算盘，我曾听一个老会计说过：算盘拨得慢，只要不停地连加625，指法很快会熟练起来：若是连加10次得数6250，证明拨得准确无误。我用此法练习，效果果然好。没几天，我就攻克了拨算盘的难关。第一次与出纳一起做账时，我故意把算盘拨得“噼噼啪啪”直响，惹得他连声夸我水平高。但面对会计记账原理，我却束手无策，好在那个出纳原本是小生产队会计，在他的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会计理财的原理，学会了记分类账、做资金平衡表等等。编制夏秋两季的社员分配方案是生产队会计的重头戏，社员们也都盼望着会计能把每个劳动日的报酬做高点。为防止所谓“三光四不留”情况的出现，每逢分配前，公社都要召开会计会议，传达相关政策，引导生产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此外，生产队会计还有大队会计的具体指导和把关，所以，我当会计的那些年，社员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但没出现过一件违反政策的事情，算得上称职。只是为了让社员早些得知方案的结果，伏在煤油灯下熬到深夜的情景让人终身难忘。

那时，社员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的收益十分有限。一年到头出勤大约200多天，平时一天为1工，农忙时拔早秧、割夜稻。工分酌情提升，一个整劳力一年的工分大约400多工。每工工值在5角至8角之间，能达到1元左右的队那是称得上“王佬”了，记得我成为整劳力之后，加上兼任会计所得的1分底分(相当于40个工时)，年终也不过450工左右，有一年。每工工值5角2分，除去口粮、稻草、芋艿等农副产品钱，年终分得80元现金过大年。再想从队里分钱，那要等第二年开春向国家领取春夏粮的“预购定金”了，这“预购定金”，一户也只有80到100元钱。缘于此，一些子女多、劳力少或弱的农户往往成为队里的“倒挂户”，所谓“倒挂户”即一年劳动所得还不够支付从队里拿去的口粮等实物。当了会计，必须设法让这些“倒挂户”及早把欠着队里的钱交回来，这可是个难题。每次开队委会，队长会催问我追钱的事，我总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词。有时被队长逼得没了退路，只好硬着头皮上门催讨。一次，竟被一个欠款妇女骂得狗血喷头，说是我不懂规矩，不该在她家里还有外人时开这个口，丢她的脸。

生产队会计面对着经济拮据的社员，处事务必公正、小心。我发现每次分口粮时，不少社员的眼睛一边紧盯着秤杆，一边关注着我的算盘，心情紧张得很。我明白，秤杆上的误差大不到哪儿去，社员们怕的还是我的算盘，我若是计算有误，责任重大。虽然许多社员见我的算盘打得流畅，都表示信任，但我明白他们中肯定有人心里不怎么踏实。为了解除社员心中的疑惑，我到大碶镇上的文具店里买来了一式两份的划码单，分口粮时，一边把每箩谷子的重量记在划码单上，一边拨算盘计算，社员秤完谷子，我立即递给一张划码单。称谷子发划码单是从没有过的事。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乐不可支，以后分口粮时，社员们的神情再也不那么紧张了。

让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在我离开生产队到外面做事两三年之后，有一次。我回家看望父母，在村子的机耕路上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社员兜住，他问我，前几年，他投给队里的2箩焦泥灰我当时有没有给他记上?我说大爷，都什么时候了，你叫我还想得起来么?这焦泥灰和草木灰、猪栏里粪缸里的粪便一样，都是生产队向社员征集的土杂肥，年终分配时，是折价与劳动工分一起作为社员的收入部分计算的。虽说这位老人的疑心较重，但足见在低收入的年代，为人们理财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情啊!

让人安慰的是，这样艰辛困苦的年代早已成为历史，70年代初，华东电网进了村，煤油灯便成了弃物。改革开放后，队里落实了联产责任制，生产力大幅提升，尤其是近些年不断提速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滋润了。

“双抢”的记忆

“双抢”即是抢收抢种，也叫夏收夏种，故而亦称“双夏”。脑子里储存的“双抢”情景距今已有40余年历史了。

每年七月上中旬，田里的稻子成熟了，田野呈金黄色了，农民们都意识到，

“双抢”就要开始，那得好好保养身体，千万莫生出什么病痛来。要是在这关键性时刻生病缺勤，被大家耻笑“这人没用”算是客气的，有时因人手不足人们干得疲惫不堪，还非得骂你几句不可。许多人家的主妇给下田的主劳力——丈夫或是儿子，用慢火煮一只烧鸡滋补身子。煮烧鸡的程序很讲究，鸡杀好洗净后，连同内脏配上老酒、生姜、香葱，盛在一只甑里，甑底与铁锅底间垫上一块瓦爿，用几根稻草缓缓添着耐心地烧，待到锅里的香气充溢于鼻时，再焖一段时辰才能吃。吃必须是一人独吃，不得让旁人分享，他人分享了，滋补的效果就差了。有条件的人家还从街上买几只石蛙来滋补，这石蛙外形与现今的牛蛙差不多，只是牛蛙大多是养殖的，石蛙则是深山溪涧野生的，价钱也很贵，算是高级营养品。

平时，生产队因为田少，对劳动力有严格的控制，妇女和孩子都不准下田。但到了“双抢”时节，妇女和孩子都被广泛动员起来。妇女安排到晒场晒谷子，孩子们小的专事割稻，大一点的除了割稻还可参与拔秧、种田。队里固定的劳动力是“双抢”的主力，凌晨二三点钟就得起床，摸黑拔早秧。这摸黑拔秧的技术要求很高，没经过充分的磨练，很难拔得又快又整齐。天亮以后则安排打稻或是插秧，早餐和九、十点钟的点心都由家中的老人担到田头吃。那时没电，打稻机带齿的滚桶靠脚踏转动，一台打稻机至少配4个劳力，2人成对地轮着上机打稻。脚踏时，谁的脚劲大，谁的脚劲小，那是一清二楚。与脚劲小的人配对，性情好的社员会多使点劲，以确保滚桶快速运转。脾气差的就会唠叨“别偷赖，老是乘我的白船!”或是冷言冷语地嘲讽你几句，如“饭没吃饱还是咋的?”、“昨晚一定没睡好，你在作啥?”等等，我也曾经对这累人打稻机发过牢骚，可社员们说以前连脚踏打稻机都没有，全靠人力在木稻桶里甩呢!

跟工业施工需要有图纸一样，种田先得拉种田绳。那绳是塑料制作的，绳子两头按照规定的宽度量好后，用插棒固定。辛劳的农民不忘苦中作乐，每每插棒时，会跟站在田塍对面的伙伴玩一玩，如有意无意地把

“侬插牢!”喊成“依赤佬”对方听出了话音又提高嗓子喊“我这边已经插牢”，“依赤佬!”农民喜欢将种田唤作“摸六株”，这活儿面朝黄土背朝天，从左往右插，每行六株，插一行，退一步，要求插下的秧苗竖横对直，齐整笔挺，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新手下田，要么质量不达标。要么速度上不去。正宗的农家子弟手插得快，腿也退得快，插到田塍边就能喘口气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是后退着干活，快者居后，慢者居前，位居第一者便是最糟糕的。我刚下田时就是个慢手，可我并不因为处境糟糕心情浮躁降低质量，仍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把每一棵秧苗插得正正的、直直的。可水田里的吸血鬼——蚂蝗们却看准了目标，从四面八方朝我的腿肚子畅游而来。蚂蝗们在水田里生活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吸血经验，确定了重点攻击种田慢手的战略方针，使我的两个腿肚子像两株茄子树似地挂满了脑满肠肥的蚂蝗们。在甩蚂蝗的过程中，我发现那些空腹干瘪的蚂蝗很难对付，那个吸盘把腿肚子叮得死死的，要甩掉它很费时辰。只有那些吸足了鲜血的“饱汉”才一甩就完。后来，我对蚂蝗的侵犯不予理睬，让它们放开肚子吸个够，吸够了不动它也往下掉呢!我被蚂蝗围攻还跟某些农家小兄弟的心理有关。他们中有人认为我是从上海来的，从没吃过苦头，两条腿又那么白净，便故意把那些散秧、乱秧往我的田行里扔，把我田行里那些齐整的好秧苗偷偷拎过去自己种。我技术生疏手脚缓慢，再加上屁股后面尽是散秧、乱秧，操作自然更慢了，受蚂蝗的叮咬也就更厉害了。渐渐地，农家子弟被我的真诚所感动，再也不干这些偷鸡摸狗的小动作，主动把整齐的好秧苗留给我，把那些散乱的秧苗捞过去自己插。一些快手跳上田塍后，还主动跑到我身后接着插，把我从难堪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让我有机会站在田塍上喘口气。每次见到有人在我屁股后面接种，我总要加以阻止，因为这样接种后，我的成就感少了，更要紧的是，我无法一脚迈上田塍，只能从插得整整齐齐的秧苗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迈上田来，这些脚印会毁坏秧苗的生长环境，于增产增收不利。

我的眼睛有点儿近视，收工收得晚了，天墨黑墨黑的，土箕担就找不到了。这土箕担是装有长环可以肩挑的竹箕，是双抢必带的工具，凌晨拔的秧苗就靠它挑到已经耙平的田间，抛开。中午收工时，还靠它把会计分给的稻草挑回家，田里的稻草不及时挑走，收割过的空田就没法耙、没法种。那稻草湿漉漉的，人称“水柴爿”，挑起来死沉死沉的，加上时值中午，烈日似火，社员们一个个疲乏得要命，但都硬撑着把一担担湿草挑回家，晾开后再端饭碗，因当时家家燃料不足，视这些稻草如珍宝呢。假若天黑无需挑稻草的话，我就得四下里寻觅土箕担的踪影，因这东西不用时就扔在一边，收工时往往记不清丢在何处。记得一次为找寻土箕担在田塍头抬头狂奔，一不小心脚趾踢在田横头的种田绳插棒上，弄得脚趾间鲜血直流，第二天只好用白纱布包着出工。

也有社员累坏了，坐在田塍头一边嚼着家里人送来的点心，一边感叹说，这双季连作稻好是好，就是一边收一边种实在太累人!通过社员的解说，我才得知，推广一年间种早晚两季水稻还是近几年的事，以前这里实施的是单季运作，春季种下的秧苗行距很宽，待禾苗长高时，用长杆子的“落地耙”在空行间松土除草，然后在空行间插下一种唤做“晚青”的稻苗。先前种下的稻子夏天收获，称早谷(米)；后来插下的“晚青”秋季收获。是一种口感极佳跟现今泰国米相似的米。这种耕作模式错开了收种时间，劳动强度是小了，但土地利用率低下，产量也不高，在上级农业部门的指导下，水乡才实施了对沿袭多年的陈旧生产方式的改革。

70年代初，华东电网进了村，队里用上了电动打稻机和电力灌溉。这电动打稻机真是爽啊，脚力不用使了。浑身轻松多了。后来，公社又推广小苗带土移栽、芽谷散播、抛秧种植等新型试验性种植方式，目的都是为了减轻农民的体力负担。再后来，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越迈越大，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翻耕犁等适合江南水乡使用的农机具一件件得到推广应用，农民的体力负担越来越轻了，那时，我虽已离开了生产队，但仍十分关注农家的活儿，对一项项农具的改革和创新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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