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化”与“物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设计伦理

王志强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旧意识形态的消散和新思想观念构造的嬗变使得儒学、佛学和道教建立起了新的精神空间。儒、佛、道的相互斗争,玄学的盛行以及“施用用宜”设计伦理评判标准的确立,构成了人与设计物的互动关系。这些设计伦理充分体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石刻、服饰及各类器物上,在形而上、形而下方面对后世设计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设计伦理;魏晋南北朝;三教合流;玄学;施用用宜;“人化”与“物化”

中图分类号:J0-02文献标识码:A

人类的设计和设计物体现了一定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伦理道德、历史文化和情感等精神因素,这是物的“人化”、造物的“人化”。而人类的一定意识、情感、文化精神因素又需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形式来表达,这便是人类精神的“物化”、人的“物化”。“人化”与“物化”构成了人与设计物的互动关系,二者相辅相成。[1]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生命旦夕不保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造物的“人化”和人类精神的“物化”相辅相成的黄金时期。佛教东传、道教崛起和玄学流行迎来了中国造物艺术自我调整的契机,逐步实现物的“人化”的过程。新意识形态的确立引发“崇尚自然”、“质朴清淡”的艺术追求,最终达到人类精神的“物化”境界。对外来设计不断融合、对固有传统不断延伸,在特殊的时尚中增强了造物的创造性、丰富了设计艺术的表现力。设计演变在遗传与变异中打破了两汉以来的设计伦理,形成“人化”与“物化”的互动关系,开创思想多元化的造物格局。

一、三教合流,奠定“面向社会,关注人生”的设计伦理原则

魏晋时期,由于外来佛教的影响和道教的兴盛,中国伦理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演进和改变。佛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向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思想妥协、依从和迎合。如与庄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禅宗,追求强调“冥思顿悟”、“梵我合一”。既以空灵澄澈的“本心”体验为中心,在直觉的观照中“我”与“物”融为一体。这种思想与老庄哲学的“天地合一”的审美境界和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内涵趋向一致。[2]佛学向本土文化妥协、依从和迎合的过程中日益世俗化、现代化和功能化。“中国佛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的弘扬,更是把佛教徒从烦琐的戒律和义理中解脱出来”。再如涅槃学提倡“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以“有”否“无”,体现出一种参与生活的宗教实践观。而汉魏以来一直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儒学传统自梁代开始复兴,并随即展开了向魏晋以来重个体、情感、心理的思潮特别是佛学思想的猛烈抨击和对抗,儒学的反佛学斗争本身就是为了回归社会、回归实践。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土族统治者把道教进行了改造。如郭洪把儒家纲常与道教教义相结合,宣扬欲要修道成仙,应以忠孝仁义为本;提倡以儒术应世为外,神仙养成为内,从而改变了原始道教的本来面目。

花纹在南北朝大量出现在与佛教相关的艺术中,当时在这种痛苦的撞击与对立、妥协与融合中,儒、道、佛三家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呈现出面向世俗社会,关注现实人生等极为相近的思想倾向,对中国传统造物艺术观念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如北岳恒山是北方道教中心,悬空寺有国内仅存的三教殿,集儒家、释迦、道家中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于一殿,体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哲学思潮的同一必然导致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的折中或综合倾向。中国早期佛教艺术较为简朴的莲花纹和卷草纹(忍冬纹),经常是紧密相随,互为结合,写实而质朴的;彩绘菩萨身着最时新的织锦;庄严的宝装莲花乃至菩萨像可以直接用在俗人的首饰和服饰中。在北朝的佛教艺术中,有许多花草与鸟兽组合的纹样。这些动物中有不少虽曾是中国汉代之前的装饰题材,但身边绝无云气、仙人织造神秘气氛,而是与花草树木自由结合,产生出浓郁的世俗风情。[3](P150)它们呈现出设计面向世俗社会,关注现实人生,实现物的“人化”的思想倾向。可见,日益世俗化、当代化和功能化对当时乃至其后的设计与造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新意识形态的确立,引发“崇尚自然、质朴清淡”さ牡滦陨杓坡桌砑壑倒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崇尚万物独化的哲学思想。王弼说:“故虽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世界万物不管多么丰富多彩,其实都是以无为本,无是体,有是用。[4](P79)郭像说:“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5](P79—81)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崇尚自然、清淡放达和超然物外是当时士人流行的人生指导思想和遵循的伦理准则。

规范伦理有功利论、道义论、美德论之分,美德论或称德性论注重人的品德和品格,在生活中起引导作用。[5](P11)“贵无”、“万物独化”的哲学思想影响着设计师亲近自然的人生情趣,追求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奠定“崇尚自然”、“质朴清淡”的德性设计伦理标准,引领设计进入到一个显露出特殊风韵的艺术与设计时代。其别致精美的造型、律动清韵的线条,丰富典雅的设计语汇配与对比而含蓄的色彩,充分体现在这一时代的建筑、石刻、服饰及各类器物之上,彰显出大自然富于变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如南朝画像砖上男女人物纤细的腰身,盘腿倚树、闭口冥思的人物造像透显出无穷的生气、骨气,神采飞扬、风韵十足;设计形式中的文士形态,表现出一般浓厚的“超然物外”、“返朴归真”的玄学思维和“秀骨清相”、“质朴清淡”的德性伦理品质。

鉴于汉代儒家倡导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存在着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玄学试图从摆脱这种“人为物役”中寻求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从而使审美意识开始向主体世界探索掘进。[6]艺术个性的自觉和设计形式的转换展现出文人简朴淡泊、清妙玄远的设计伦理观念。从其他设计层面上亦不难看出这份自觉,譬如当时的青瓷设计,造型由丰满向修长转变,一种清新的艺术审美正被士人所确定,为世人所接受。再如南朝时期的盘口壶,颈部设计明显增高,其向上挺拔的精神形态正是文士的精神写照。这时的器物设计挺拔、俊秀、瘦削、清淡,正是“秀骨清相”的美学观、设计观的写照,亦是世人追求端庄、隽雅的德性伦理品质的有力佐证。此外,在玄学思想影响下的艺术思想和伦理观念,中国的传统设计形式逐渐由粗放向精细转化,由外显向内蕴过度。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器物上面的压印、饰纹并非全身都有而多见于器身的主要部位;在瓷器肩部压印各式几何纹样,组成一圈二方连续饰带,打破了秦汉以来追求满的艺术形式。它的形式并不复杂,但却给人清秀灵动的艺术特色,符合“质朴清淡”的设计伦理标准,最终达到人类精神的“物化”、人的“物化”境界。

三、社会变革,确立“施用用宜、实用机能”さ纳杓坡桌砥琅斜曜

长期的分裂使强有力者开辟交通、发展经济、恢复各类造物生产以增加国力。如孝文帝奖劝农桑、设官营丝织作坊,婢使千余人织绫锦;同时又任民织造,使民向纺织业异常活跃;晋室南侵,成立锦署,南朝时江东“丝锦布帛之饶,覆衣天下”。[7]战事频繁期间,生活艰难而从俭,讲究实用、注重功效成为理所当然的造物伦理要求。设计对艺术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规范了人类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设计了人类的生活轨迹。以制车为例,许多有效的运输工具被创制和复制出来。如以牛车和驴车作为交通工具称“犊车”,侯景之乱时设计制造的百尺楼车,民间匠人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计出适合山地运输的多用途的“鹿车”,指南车与记里鼓车的复制亦显示出功用与实效被放在设计的重要位置。此外,与汉代画像石中的形式相比,魏晋车主体高大严密,可障帷设几,任意坐卧,行走更稳更适体、实用。

东晋葛洪把实用机能放到了首要位置。“剑戟不长於缝缉,锥钻不可以击断;牛马不能吠守,鸡犬不胜驾乘。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断,则事无弃材矣。”[8](P228)北朝的刘昼设计思想直接揭示了产品的实用审美关系,明确认为事物的美丑是相对的,衡量它们的伦理标准在于“施用用宜”。他说:“物有美丑,施用用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弃……”[9](P94—114)刘昼把器物的实用性放到了重要位置,并将对人有益作为物用的伦理标准不仅仅从材质的高贵,外表的漂亮来评价事物,使中国古代的设计伦理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地步。传统的伦理观被打破,一切有用、可用的造物形式,无论是来自何方皆可为我所用,包容、吸收成为一种时尚。西晋泰始以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全,皆以为先”。太康时期,普遍以胡人所产的毡“为铂头及带身,袴口”,并相习成风。[10](P80-95)服饰吸收外族的短衣便装,出现了新的“套服”样式。这种服饰的交融及变化,从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与《洛神赋图卷》中仕女的服饰款式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魏晋以后家具相应的加高加大,有新出现的家具圆案,橱、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长机等,床明显加高,并增加了顶、帐和围屏。坐类家具品种增多,垂足而坐已渐推广,家具结构更加简化,出现了金属连接件,东晋谢灵运制的木屐前后装活齿,可用于登山,可谓是一件设计精良的生活用品。[9](P94—114)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变化,对中国人的生活影响极为深远。不但使起居更为方便,坐姿更健康舒适,也改变了中国的室内陈设,产生了中国式的家具设计风格和围桌而生的“团圆式”进餐方式。从而,“人化”与“物化”构成了人与设计物的互动关系,成就了新的风俗和伦理。[11](P302)

四、结语

“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伦理始终在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也制约着每个社会人的行为。”[12]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混乱、战乱频繁,民族的迁移、融合,儒、佛、道三者相互斗争影响而渐趋合流,使得整个社会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设计艺术中求新、求变、求异,超越了秦汉的体现集体意识的类型化艺术设计,使重说教的汉代艺术设计转化为注重功能,并从形式层面向精神层面迈进的艺术设计。它上承两汉之风韵,下启隋唐之华彩,是中国传统设计伦理形成与发展的新时代,在整个民族设计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责任编辑:高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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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zm and Materialism

—the Design Ethic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NG Zhi-qiang

(School of Fine Arts,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71)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Wei , 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the release of the tradi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thinking concepts made th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build a new spiritual space. The constructions, inscriptions, clothes,ornament and other different sort of utensil fully reflectedthe mutual combation among these three schools, prevailing of metaphysic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essment standard of the design ethics,called shiyongyongyi .The design art of the later ages have tremendously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on the metaphysical and physical aspect.

Key Words:Ethics of design;Sanjiaoheliu;Metaphysics;Shiyongyongyi;Humanizm and Mat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