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金融需求视角的金融抑制问题研究

徐璋勇　王红莉

摘要：依据对陕西2098户农户金融需求及满足状况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陕西农村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问题；并采用分层饱和模型(Hierarchical Model)及简约Logit模型，从农户金融需求角度对导致农户金融抑制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贷款用途等是影响农户金融需求满足程度的主要因素。最后结合中国农村金融供给的现状，分别从扩展农户金融需求，增加农村金融供给两个方面提出了消除农户金融抑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金融需求；金融抑制；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047-08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十多年来，国内对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两个分析视角：一个从宏观层面的经济主体(政府或政策机构)出发，期望通过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发展战略来推动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消除金融抑制，其理论依据主要是斯蒂格利茨(stiglitz)提出的不完全市场理论，强调国家干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近年来单方面从政府角度推行的相关改革，包括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调整农村政策、调整现行农村金融制度等，都是“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供给先行”的改革，是一种脱离了市场约束情况下的市场主体塑造，改革的对象却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改革的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理性无知”，与改革的预期目标相距甚远。

另一个则是从微观层面，即从经济主体(包括众多的企业或者个人)需求的视角，提出理想的金融制度必须满足微观主体的金融需求。其理论依据主要是门格尔的适应性演进和哈耶克(1967)的市场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强调“自我生长的秩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是强调“理性小农”的“舒尔茨一波普金命题”。按照“理性小农”命题，中国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富于理性的小农，那么，就没有必要单独为其设计一套农贷制度安排，而只需将现在已经存在并很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的金融体系直接延伸到农村领域，为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即可。从一个视角分析，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行为；而从另一视角看来，追求生存更富于理性；二是“小农的生存逻辑”命题。蔡亚诺夫(1925)，斯科特(1976)，黄宗智(2000)等认为小农经济坚守的是“安全第一”的原则，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宁可选择避免经济灾难，而不会冒险追求平均收益的最大化。按照“小农的生存逻辑”命题，中国农户如能被确认为是生存取向的，不会冒险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农村地区商业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必须从农户金融需求视角出发为其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来消除农村金融抑制。显然，从目前中国农村的现实来看，这一分析视角更符合实际。本文正是基于此认识，从农户需求的视角对农村金融抑制及其消除途径加以分析。

二、文献回顾与评价

(一)农村金融抑制的理论研究方面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S·肖(1973)和罗纳德·I·麦金农(1973)曾经深入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安排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金融抑制，具体表现为货币化程度低、现代金融机构与落后金融机构并存的二元金融结构、不完全的金融市场、政府对金融的严格管制等。在此条件下，农户在借贷市场中经常地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难以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足够的信贷资金。其后Pisch-ke、Adams、Donald(1987)实证地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借贷市场，结论是：能够从正规金融组织获得贷款的农户仅占总体农户的极少部分。对此，提出提高实际利率以及在政府推动下实施金融自由化，就是消除金融抑制的路径选择。

对农村金融抑制的消除基于对金融抑制性质的认识。目前我国学者对于农村金融抑制性质的判断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属于供给型金融抑制，如叶兴庆、乔海曙、谢平等。二是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是需求型金融抑制，如曹立群、高帆等；三是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同时含有需求型金融抑制，但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属现象。如马晓河与蓝海涛、何志雄、王醒男等。

对农村金融抑制性质的不同判断，蕴含着消除金融抑制的不同途径。如果是供给型金融抑制，则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得到解决的突破口在于对现存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通过制度设计促使金融机构扩大对农村的资金支持规模。如果是需求型金融抑制，则意味着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除了要进行必要的金融制度改革之外，金融领域之外的一些改革也非常重要，比如要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等。

(二)农村金融抑制的实证研究方面

杨子达尼和古基尔(1998)采用MDA统计方法分析辨别农户的实际贷款需求，研究表明：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训练是引致信贷的主要因素，更大规模的农户也将更容易从农业银行获得融资。乔达里和伊斯法克(2003)对巴基斯坦的计量分析发现，贷款总量和期限、教育水平、农户技术训练、贷款来源、贷款偿还历史记录等因素对农户的信贷需求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李锐、朱喜(2007)运用biprobit模型和match模型对3 000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得出农户金融抑制的程度为70.92％，其中土地面积、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正的显著影响，金融资产余额对农户资金需求具有负的显著影响，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受教育水平、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对农户资金需求的影响不显著。

已有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农村金融抑制问题奠定了很好的理论与实证基础。但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农村金融供给体制、农业较高的自然风险、农产品较明显的市场风险、土地制度的制约、较低的农村市场化程度、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对农村金融抑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而对农村金融需求的主体——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明显不足。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表明，从农户出发，认识中国农户的性质、行为及其制度环境是讨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的逻辑起点。基于此认识，本文以陕西2 098户农户的调研数据为依据，从农户自身需求角度出发，分析选取了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因素，并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对农户金融需求抑制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与评价，指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第三部分依据对陕西2 098户农户的调研，对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情况进行分析；第四部分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对陕西农户金融需求抑制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三、数据来源及农户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农户收支基本状况

本部分实证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型农户调研数据库。本次共调查陕西农户2 590户，其中有效问卷2 098份，有效率为81％。其中对农户金融需求及其满足情况的调研设计了25个问题，涵盖了农户家庭收支结余情况、农户家庭债务总量与债务结构、农户家庭债务的主要用途、农户从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获得贷款的数量和难易程度、农户意愿的资金需要规模及期限、农户期望发展的金融机构的类型等。

农户的收入和支出状况与其金融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农户的收入大于支出会形成金融剩余，农户的支出大于收入则会形成金融需求。调查统计表明，2006年家庭年现金总收入在3 001—10 000元的农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49％，其中3 001—5 000元和5 001—7 000元之间的均为16％。家庭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在3 000—10 000元的约占调查户的55％，可见，陕西农户家庭2006年的现金总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消费支出，而农户的生产消费现金支出也需要很大的数额(1 000—5 000元之间的占57％)。这表明，总体来讲陕西农户家庭入不敷出的现象十分明显，农户有着借款融资的迫切需求。

(二)农户金融需求满足情况

1.农户借款需求金额的满足情况调查显示，只有16％的农户在生产生活中不需要借款(即需要借款的农户达84％)，但现实状况是，在调查农户中，没有债务的农户高达45％。亦即有29％的农户有借款需求但却没有得到借款。在借款农户中，借款的需求数额与实际得到的借款数额的比较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农户5 000元以下的借款需求基本可以得到满足，超过5 000元的借款需求就会出现资金供给缺口。其中，借款需求在5 001—1O 000元的农户的借款需求满足率为73.3％；借款需求在10 001—20 000元的农户的借款需求满足率为41.2％；借款需求在20 001元以上的农户的借款需求的满足率仅为32％。这说明，陕西农村中，农户在5 000元以下的小额借款需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随着农户资金需求规模的扩大，借款需求的满足率越低。

2.农户借款需求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的情况目前我国服务于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是陕西农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金融机构。为此，我们对农户与这三类金融机构的关系进行了调研，以此对农户借款需求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的情况进行分析。

在陕西农户中，需要资金时75％的农户首先会向亲戚朋友借款，而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借款的农户分别只有16％和5％。在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借款中，认为能够完全满足需要的农户仅占4％，认为能满足大部分需要的农户占17％，认为只能满足小部分需要的农户占31％，还有48％的农户从来就没有从农业银行或信用社借过款。可见，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就能够满足其资金需求的农户只是极少数。而有借款需求的农户所占比例则高达84％。也就是说，在极其旺盛的农户金融需求中，只有1／5的农户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而在获得资金的农户中，也只有极少数农户的资金需求能得到完全满足。由于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资金难以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因此调查中发现有9％的农户借过高利贷。

3.农户借款期限需求的满足情况调查统计表明：家庭借款期限集中在6—12个月的农户占有债务家庭的25％，债务期限在1—2年的占32％，而农户认为合理的借款期限应该在1年以上，这部分农户占68％，其中认为应该在1—2年的占36％，2年以上的占32％(见表2)。可见，陕西农户家庭的金融需求主要为中长期借款，这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相关。从表2还发现，实际借款期限与意愿借款期限的区间错位，表明陕西农户家庭在资金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陕西农户的金融需求存在着严重的抑制现象，这种抑制不仅表现在金融需求规模上，而且也表现在金融需求的期限结构上。

四、陕西农户金融需求抑制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一)基本思路

借鉴现有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农户正规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来衡量农户金融需求的抑制情况，并从农户自身出发选取最能影响农户金融需求的变量(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借款用途)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农户自身因素导致金融需求抑制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思路如下：首先，根据对陕西地区2 09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对这四个变量作总体推断；其次建立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以农户正规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反映出各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简单地用如下的函数加以表示：

S=f(I，C，U)

其中S代表农户正规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代表农户的收入水平；C代表农户家庭主要人员的文化水平；U代表农户家庭借款的主要用途。需要说明的是，采用这一形式的模型主要是为了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般而言仅仅采用反映变量相互关系的初级模型表示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并用于经济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数学建模的过程，推理出具体变量之间函数关系的方程式，才能更清楚地反映出各变量之间在数量上的关系。由于在分析分类变量之间相互关系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模型，所以，本文在以下分析中直接采用目前最严格的成熟模型进行分析。不过即使有现成的分析模型，但此前并没有人运用这一方式从农户自身方面对农户正规金融需求抑制的原因进行分析。

(二)变量的选取与说明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主要选择了以下四个变量，其中两个四分类变量和两个二分类变量。

(1)满足程度(S)：该变量主要用于反映样本中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满足情况。该变量是一个分类变量，变量标记：[满足程度=1]代表完全满足；[满足程度=2]代表部分满足或不满足，即抑制。

(2)收入水平(I)：该变量是一个用于反映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的一个多维度分层指标，共分为4个维度。将该变量纳入分析模型是为了考察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在向正规金融借款时的满足情况。变量标记：[收入水平=1]代表农户家庭年收入在3 000元以下；[收入水平=2]代表农户家庭年收入在3 000—10 000元之间；[收入水平=3]代表农户家庭年收入在10000—20 000元之间；[收入水平=4]代表农户家庭年收入在20 000元以上。

(3)文化程度(C)：该变量是一个用于反映农户家庭主要成员文化程度的多维度分层指标，共分四个维度。将该变量纳入分析模型的目的是考察不同

文化程度的农户，在向正规金融借款时的满足情况。变量标记：[文化程度=1]代表小学文化；[文化程度=2]代表初中文化；[文化程度=3]代表高中文化；[文化程度=4]代表大专及以上。

(4)借款用途(u)：该变量是一个用于反映农户家庭借款目的的分类变量，将该变量纳入模型是为了分析不同的借款用途对农户从正规金融借款时满足程度的影响。变量标记：[借款用途=1]代表生产性；[借款用途=2]代表生活性。上述四个变量的数据基础统计见表3。

(三)分析模型

对于分类变量的统计分析和处理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其中对数线性模型(Logliner)是分析分类变量最严格的建模方法。对数线性模型是一种纯粹应用于分类变量分析的多元统计方法，它能够全面地分析各变量之间的联系和交互效应，适用于四、五个分类变量甚至更多分类变量的联系和交互作用分析。本文所分析的因素包括满足程度和借款用途两个二分类变量以及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两个四分类变量，故其基本模型如下：

Ln(n)_sicu=λ+λ_s+λ_i+λ_c+λ_u+λ_si+λ_sc+λ_su+λ_ic+∧∧+λ_sicu

模型中n代表变量与变量之间的交互频数，λ为常数项，λ_s,λ_i,λ_c,λ_u分别代表各变量之间的边际效应，λ_si,λ_sc,λ_su,λ_ic为各变量之间的二阶交互效应，二阶交互效应共六个，其后是四个三阶交互效应，最后是一个四阶交互效应λ_sicu。

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变量之间交互效应是否显著，进而揭示这种交互关系产生的原因。在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时，本文先采用分层饱和模型(Hierarchical Model)，对没有统计意义的高阶交互效应进行筛选，以寻求最优的简约模型；然后再采用简约的一般对数模型(Gener-aJ Model)进行交互效应的检验和分析；最后根据需要采用简约的Logit模型对其中满足程度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四)统计结果分析

表4为分层饱和模型的检验结果。其中上半部分检验结果表明：第三阶及以上没有一个显著的效应项(因为三阶和四阶的似然比卡方和皮尔逊卡方的概率值均大于默认值0.05)，故认为三个变量及以上的交互作用为0，应被剔除；表4下半部分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结果，说明第三阶和第四阶各自都没有显著的效应项。表5的偏关联检验结果不仅更进一步证明三阶以上交互效应的统计学意义全部都不显著，而且还表明在二阶交互效应中文化程度与借款用途关系不显著(偏关联卡方的概率值0.2365>0.05)。因此，可以直接采用二阶一般模型(Gen-eral Model)分析。

表5最后四行显示，满足程度、借款用途、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统计学意义显著，可以对总体做出统计推断：借款完全得到满足与部分满足或不满足的农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用于生产性借款和用于生活性借款的农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农户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表6下半部分反映二阶一般模型的拟合优度，模型的似然比卡方和皮尔逊卡方的P值分别达到0.769和0.874(系统采用分散相似测量法，测量值界于-1至+1之间，绝对值愈靠近1，拟合优度愈好)，说明二阶一般模型与饱和模型拟合的程度很高，能够反映主要的交互关系。表6仅给出了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的几组数据(估计值为正，表示正效应；反之为负效应；零为无效应)，对于统计检验不显著的数据没有列出。可以看出：(1)用于生产性借款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更容易得到满足；(2)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越不倾向于生产性借款；(3)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更不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借款的满足；(4)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更不容易得到满足；(5)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的收入水平也较低。

表7是以满足程度(S)作为响应变量，用对数线性模型的二阶逻辑特(Logit)回归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格下半部分同样是用于检验模型拟合优度的似然比卡方和皮尔逊卡方的值及其P值，可以看出模型的两个卡方的P值分别为0.648和0.713，绝对值比较接近1，说明二阶逻辑特回归模型与饱和模型拟合的程度很高，能够反映主要的交互关系。表7的数据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的年收入水平对农户从正规金融借款的满足程度有重要意义，并且估计值为负值，这表明农户家庭的年收入水平越低，其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越不能得到满足；文化水平也是影响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满足程度的重要因素，文化水平越低，其从正规金融借款越不容易得到满足；农户家庭的借款用途对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满足程度的影响也很显著，即用于生产性借款的农户越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借款满足。

从陕西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是66％的农户冢庭年收入在10 000元以下，处于较低水平；二是农户的借款主要用于子女上学、重大疾病、丧葬婚嫁以及盖房等生活性消费支出；三是农户家庭主要成员的文化水平大专及以上的仅占4％，高中文化的为20％，76％的农户的文化程度都在初中及以下，处于较低水平。这一切都使得农户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贷款的满足程度很低，金融需求的抑制现象十分突出。

结合以上分析以及陕西农户家庭正规金融机构借款需求严重抑制的事实发现，陕西农户家庭较低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以及借款的非生产性用途是制约陕西农户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得不到满足的重要因素。

另外，中国农户的传统特征、农业自身的弱质性、正规金融供给体制上的缺陷也是制约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重要原因。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陕西2 098户农户的入户调研资料，从其金融需求的结构，满足程度等方面对农户金融需求抑制的原因及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陕西农村地区，农户的基本生产和生活资金缺乏，农户的借款融资需求强烈，但这种金融需求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

第二，农户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和借款用途等都是制约农户金融需求的因素，其中收入水平与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借款需求越容易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满足；生产性用途的借款比生活性用途的借款更容易得到满足。

第三，中国农户的传统特征、农业自身的弱质

性、正规金融供给体制上的缺陷也是制约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重要原因。

针对以上原因，为了缓解和消除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扩展农户的金融需求角度来讲，农村金融改革不能一味地按照政府意图，用政府的逻辑进行，这样容易由原先的“花钱买机制”演变成“花钱买政策”，而应当充分注重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主体——农户的利益，考虑到农户的金融需求与政策诉求。从根本来讲，应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文化水平、培养农户金融意识等方面激发农户自发利用正规金融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经济落后地区应加大劳务输出，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2)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包括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创业技能培训等，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与文化素质，增强对市场的判断与应变能力。

第二，从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来讲，首先，政府应采用相应措施，激励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投放力度。具体包括：一是要继续完善农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体制，以“三农“为中心，采用激励措施引导与调整其信贷投向结构，比如对于向“三农”提供的贷款，按其规模大小可以核减一部分存款准备金；或者给予利息补贴等。二是继续按照合作制原则规范与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信用社规范的基本原则是合作制，但政府也要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比如对于信用社贷给农户的贷款，因为自然灾害或疾病等意外因素导致信用社的资产损失，由政府财政予以弥补；对于在支农方面成绩突出的信用社，政府给予相应的奖励。其次，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与正常经营提供注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并提供项目评估、风险控制与管理等方面的系统服务，而不能袖手旁观。再次，调整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成立相应的贷款公司、组建村镇银行、建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民间金融机构，以满足多元化的农村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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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