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视域下的儒家君子人格

郭　磊

摘要:儒家一向强调培育君子人格,以此培养有责任的社会成员。国内学者对儒家君子人格的解读,多从经典本身入手去归纳。而海外汉学界则从西方视域出发,更多站在西方社会思维方式角度,进行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由此得出一些不同于本土学者的结论,提出一些可供借鉴的观点。

关键词:中西视域;儒家;君子人格

一、 传统儒家的君子人格

孔子按人格差异将儒者划分为“圣人”、“君子”、“士”三个层次。士是一般儒者,是普及性人才。“圣人”则是向人们展示了道德修养所可能达到的某种境界,作为一种理想人格不是容易达成的。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可见,“君子”人格才是孔子着力提倡的道德修养。孔子对弟子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雍也》)孔子自己就是“君子儒”的典范,他勤学好问,仁爱达礼,坚信救世理想,追求崇高道德修养,有卓越政治才能,乐观进取,“知其不可而为之”,保持了高尚的君子人格。[2](P438-446)简言之,君子就是遵循礼、追求成就仁德的人。君子理想人格要靠不断的修习才能实现,儒家揭示了一系列君子人格的内涵。

(一)尚德重仁,孝悌安乐

儒家以德性规定人的本性,把道德本性的复归与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追求,仁德成为君子人格最基本的内涵,把积德行善作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有效途径。子曰:“德不孤,必有邻。”[1](《里仁》)要求树立尚德的生活观念。

孔子强调君子要把道义的实现作为志向的目标,其弟子曾参将此概括为“仁以为己任” [1](《泰伯》)。“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作为道德标准出现105次。[1](P221)儒家认为,仁为君子最根本的品德,它的实质是爱人,即对人类的爱。[3](P156,180,181)所谓爱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1](《颜渊》)。“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里仁》)仁须臾不可离身。“仁”包括一切的道德,就是指完善的人格。[4](P246)君子的理想,君子人格的道德价值,就是要把博大的仁德推广于天下,济世安民。

孝悌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孝是社会关系与君臣关系的基础,并成为君子人格的重要特征。孝指孝顺,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1](《学而》)

君子时常安乐自得,远离忧伤。梁漱溟先生认为,乐为孔子生活中最显著的态度,也是君子人格显著的特征。[5](P15-17)学而实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学而》)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赞扬颜回生活的快乐,实在揭示乐在君子人格中的重要地位。

(二)礼用贵和,恭让忠信

孔子主张运用礼仪来规范人的行为(“不学礼,无以立。”[1](《季氏》)),精简礼法(“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雍也》)),传承礼乐精神;同时强调以礼致和,爱有差等,礼、德互为表里(“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1](《颜渊》))。有子更强调“礼之用,和为贵。[1](《学而》)”

君子以仁为本,以礼为质。礼作为道德要求,其基本精神便是恭敬与礼让。恭敬即谨慎、虔诚,无论对待人生、他人和社会,都必须严肃认真,谨慎小心。对己而言,正心须有诚意;对人而言,事父母须孝敬、事君须忠敬、与朋友交须诚敬;忠于职责,“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人谋事,要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坚持一定道德原则的不争、礼让,才成为谦逊的美德。儒家主张君子于言必忠信,认为人与人相交,贵在真诚。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为政》)诚信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三)重义轻利,改过徙义

义在《论语》中出现24次。[1](P291)所谓义,训为“宜”,即适宜,恰当的,指内心的道德约束,做事合于礼仪。孔子对义的修养提得很高,认为义是最可尊贵的,君子之志在终身求道、谋道。[6](P364-367)君子还必须具备“义”的道德素质和人格品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1](《卫灵公》)“义以为质”,就是把“义”作为君子修身的内心约束方面的内容。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里仁》)

“利”,指的是有益于己的“私利”,主要指个人的物质利益和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而“义”主要指一个社会人们普遍推崇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孔子认为,君子学道、求道、得道,旨在为民行道。义与勇有密切关系,勇来源于义(“见义不为,无勇也”[1](《为政》))。一个人改过向义,可以叫做“徙义”。社会必须建立一种让人改过的机制,惟此,方能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转(“主忠信,徙义”[1](《颜渊》))。

(四)学思结合,时、中恰当

“学”指对事物首次具有模仿性的感性实践,是接受新知识的过程;“习”是巩固新知识的过程。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要求弟子在从学时要把“学”和“习”结合起来,并且把学习当作一种快乐。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不断结合,才能深化认识,走向真理。“君子不器”[1](《为政》)君子修养个人品性时,不可只具有某些特定目的,而须广泛涉猎,培养多种才能;待人处事要因时因地制宜,采取最合宜的行动。

君子能够应用辩证观点处理问题,无过不及,恰到好处。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7](P774)金景芳先生认为,“时”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即了解事物之间的转化,应用辩证观点处理问题。[8](P165-178)孟子评价孔子为“孔子,圣之时者也”[9](《万章》),是真正抓住了孔子思想的特点。

慎独自律,“三戒”、“三畏”也是传统儒家君子人格的重要内容。 总的说来,我国学者在考察儒家君子人格时发现,君子人格包含了尚德、爱人、安乐、尚义、恭敬、重礼、好学、慎独等等内容。

二、西方学者视域下的君子人格

美国学者安乐哲在《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通过孔子而思》(与郝大维合著)等书中认为,成为儒家君子是自我修养的一个重要模式。

他首先从“君”字的语源意义探讨了这一问题。“君”有“高贵,等级地位及品格”、“尊敬”、“秩序、修养和完善的典范”、“可通过政治责任、有效沟通扩展影响的模范人物”等含义。显然,“君”是处于公共参考框架中的秩序的源泉,他可被看做体现社会政治法则的特殊个人。“君子”在孔子之前,具有严格的政治意义,它用于指出身等级高贵的人,而非作为人格完善的范畴使用。孔子对此进行改造,将政治参与与个人人格修养内容加入其中。于是,个人修养成为担任官职发挥政治影响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人格的培育和对于社群的责任是相互依存、相互涵衍的。孔子用新的道德条件规定君子的含义,同时保留了官职与政治责任的含义。政治责任和道德修养二者相互关联,通过自我修养,道德内容延伸到社群秩序,从而激发人格成长中的同情心及对他人的关怀。孔子还从反面探讨了社会政治责任心与人格成长的不可分离性。[1](《微子》)

安乐哲认为,人格培育和对社群的责任感是相互蕴涵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泰伯》)同时,退隐并不表明放弃对社群的责任。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1](《为政》)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社群秩序,同样是在参与现实政治。孔子自身被不断“修改”的社会地位表明,儒家观念中,个人的人格完美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较高政治才能。

《论语》中,君子与圣人、仁者、善人、贤人、成人、大人等有关人格完善的称号并举,这些称号表现了人格完善的不同程度。陈大齐认为,这些称号大体可区分为三种:圣人、仁者和君子。[10]圣人是最高的标准,仁者排在第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述而》)

安乐哲认为,以上几个层次可以解释为,孔子使用以上范畴突出成圣的几个不同方面。对于它们的思索,有助于阐明成圣道路上步伐不同的区别。这些范畴,应该具有一些同心圆模式:仁处在最中心,是个人之间的联系;君子是仁之外的圆圈,是社群的联系;圣人是更加外面的一个圆圈,具有更多的宇宙意义。圣人是范围最广的范畴,最广泛、全面描绘了人格修养的过程。各个范畴又是相互关联的,都对成圣具有贡献。君子具有重要的社群意义,它必定涵行了明显的人际范畴:仁。仁者和君子具有很多重合的特点,这表明仁、君子是成圣过程中的两个重点。二者都关联到人格成长这一整体目标,并在学习、修身和自我完善上有相同之处。圣人作为一个范畴,与政治影响、人格价值密切相连。圣人人格具有深刻的宗教意味。

孔子心目中,君子用来指称坚持不懈致力于人格成长的人,他们通过政治领导来培育和表现人格。孔子强调君子要承担广泛的社会责任,要有道德品质和较高交往能力。君子要在品质上有所成就,要在社群中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影响力,参与社会创新。可见,君子人格要存在社会和政治的参考框架,创新活动中要涵衍有效的交往,通过交往,人们即可表达内心情感思想,又可感召人们参与君子示范的社群秩序。

美国学者芬格莱特则认为,君子是典范的人格,是一个与他人一道参与到“礼”的关系的个人。[11](P90)“仁”似乎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美德,一种精神状态,一种态度和情感的复合,一种神秘的统一体。[11](P37)“仁”对于理想的人生至关重要。“礼”和“仁”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各自指向人在其担当的独特的人际角色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某一个方面。“礼”指符合社会身份的独特行为,这种行为是恒常准则的榜样;“仁”则指表达个人取向的行为,表示他对“礼”所规定行为的服膺。随着“礼”的发展,“仁”才会有相应的发展:“仁”也在“礼”中塑造自我。孔子所强调的美德都有“能动性”和社会性。“仁”可以看作各个不同的向量,如忠、信、恕等完全而集中的力量。“仁”就是个人对人道的完美奉献。

芬格莱特还认为,孔子在其言论中,阐释了人格培养过程中对于人性和传统的抉择和处置。共同享有的传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对于传统的每一次真正的复活,都意味着人们自我的一次重新统一。孔子揭示了人性的神圣和神奇一面。这一面存在于人类的社群之中,而社群根植于人类所继承的生活方式中。[11](P60,61)人类的尊严在于礼仪。在孔子看来,君子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绝对摈弃了主观臆想、自私自利、固执己见和唯我独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子罕》)),从“道”而不从“利”。这样一个人已经达到一个真正的人的境界,他是完满圆成之人,是一尊神圣的礼器。[11](P66,68)君子是一个与他人一道参与道“礼”的关系的个人。在他人看来,这是这种(礼的关系)的模式,才具有实现真正人性的神奇的激发力量。[11](P90,94)孔子设想出一种理想的人格典范,过着最高尚的人性的生活方式。孔子将君子看作人性圆满实现的典范。君子的存在体现了公共的价值,君子尽善尽美的将公共价值个性化,也正由于他是人性和人类社群的结晶,因此,君子在其他人中唤起了尊敬、快乐以及分享其生命形式的意愿。[11](P130,135)

总之,中西不同的研究视角,使得学者对儒家君子人格构成的认识出现差异。这些认识,对于我们重新解读儒家经典文本,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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