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十七年小说文本构建的美学特征

邓福田

摘要:雅俗共赏是十七年小说文本构建一个显著的美学特征。这特征主要体现在内容的雅与俗、语言的雅与俗、结构的雅与俗上。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文本构建;美学特征;俗与雅

文学与其他种类的艺术作品不同,它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教育都是要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实现的。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通过文本所进行的一场跨时空的对话,也是读者与文本对话的过程。文本是供读者阅读的特定语言构成物,因此文本的雅与俗直接影响到十七年小说社会作用和审美教育的实现。50、60年代的读者群中的多数是农民或刚刚摆脱了农民身份的工人、解放军战士,小部分的其他阶层人士的文化水平也是比较低的,因此十七年小说在文本的构建上,分别吸收了雅文学和俗文学的长处,从而创造出一种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共赏的小说文本。

一、内容的雅与俗

从创作题材上说,能进入十七年小说文本的都是那些事关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大题材,从创作意图上说,十七年小说作家们都力求使自己的小说文本能成为记录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充满艰辛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和反映建国后十七年间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的时代图画,从主流意识的创作期待来看,十七年小说肩负着“教育人民”的伟大使命。因此,十七年小说文本中的内容应该是属于雅文学的范畴。但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当时十七年小说的阅读群十分庞大,读者层次也比较多,这就说明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与作家的创作内容是一致的,这种极强的民间性,使十七年小说文本的内容包容着更多的俗文学因素与特点。

1.主流意识与民间生态的合流

浩然的《艳阳天》是一部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长篇文本,由于作家运用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和理论来处理这一题材,因而《艳阳天》比同类题材的其他小说呈现出更加尖锐的阶级对立,人与人之间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区别得更加清晰,教化的功能更加强烈。但作家吸收了中国古典 “说书” 文本的技法,在呈现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沸腾、热烈的斗争生活时,交替推出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小说文本将“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关系”、“与小石头的父子关系”、“与马老四父子的乡亲邻里关系”等日常生活场景与“干部会上的激烈冲突”、“与富裕中农私卖粮食的斗争”、“马之悦拖延分麦的阴谋”、“地主马小辩的阶级报复”、“焦淑红的护粮行为”等阶级生活场景交织在一起,全景式反映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雅俗统一,既保证了小说文本主题的深度表达,又保持了广大农民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兴趣。

2.人物形象的雅与俗

十七年小说文本中有大量的正面、反面人物,也有众多的“中间人物”。如果说十七年小说文本出于小说教化的需要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去拔高正面人物或贬低反面人物的话,那么,则运用世俗化方法,采用幽默甚至是讽刺的手段去刻画“中间人物”以弥补因“教化”而造成的人物的概念化,因此,这些“中间人物”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大众,更难吸引人。例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的“中间人物”。赵树理作品中的“中间人物”一般是指“有缺点的农村干部和落后的农民”,《三里湾》中的范登高、袁天成、“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等人属于这一类。这些人物都有绰号,村长范登高,因为翻身翻得太高了而被称为“翻得高”,马多寿的绰号叫“糊涂涂”,因为他对集体利益常犯糊涂,但个人利益却算计得十分清楚,他的老婆“常有理”能把没有理的事也说得“端端有理”,大儿子马有余绰号叫“铁算盘”,因为他自私自利,精打细算,马多寿的大儿媳,是一个愚昧自私、蛮横撒泼的妇女,所以叫“惹不起”。这些富有个性化特征、诙谐幽默的绰号,带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由于《三里湾》中既塑有一批体现时代精神、体现主流意识的先进人物,又有众多的带有北方农村生活风情的、富有民间审美趣味的“中间人物”,所以在文本中呈现一种雅俗共赏的特色,这是十七小说文本既能表达深刻的思想又有较强的可读性的原因之一。

二、语言的雅与俗

语言是承担思想的载体,也是文学文本能否流传广远的首要条件。十七年小说为更好地表达主题,加强教化功能,在文本中采用一套雅俗结合的语言表达形式,从形式上保证了十七年小说文本的社会作用和审美教育的实现。

1.“如话性”与“如画性”的结合

孙犁的语言独具一格,他在文本中,将语言的“如话性”与“如画性”完美结合,“雅语言”与“俗语言”的高度统一,达到了水乳交融和炉火纯青的境界,创造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小说文本,使自己的小说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前者继承了大众化口语的传统,通俗晓畅,明白如话。如《风云初记》文本中描写两个妇女碾米时的对话,中年妇女笑着说:“我好容易摸着了,让给你?”并要求青年妇女帮她“推几遭”。“呸!”青年妇女一摔笤帚离开她,“你这家伙!”“我这家伙不如你那家伙!”中年妇女对着青年妇女的脸说:“你那家伙俊,你那家伙鲜,你那家伙正当时,你那家伙擦着胭脂抹着粉儿哩!”。后者更多具有文学语言的典雅明丽,如诗如画,如《铁木前传》文本中的描写:“今天夜里,天晴的很好,月亮很圆,很明净,九儿的心情也明快平静了下来,她觉得她现在的心境,无愧于这冬夜的晴空,也无愧于当头的明月,她定睛观望,好像是第一次看清了圆月里那只小兔儿的可爱的活泼的姿态。”这段叙述语言,充满诗意,形象写出人物九儿的情感活动。孙犁能将语言的“如话性”与“如画性”在文本中完美结合,使小说文本于通俗中含典雅、于高雅之中有通俗。

2.群众话语与文人话语

十七年的小说文本主要是写给工农兵读者阅读的,因此,在文本中,作家们往往采用群众话语来叙事,但是十七年的小说作家,他们大多是中国文化素养和语言素养极高的人,同时也是为了塑造英雄人物、弘扬时代精神的需要,他们又往往采用文人话语来叙事。两种话语在文本中的交替运用,使他们的小说文本语言的雅与俗得到很好统一,给读者呈现了一部部“雅俗共赏”的阅读文本。长篇小说《红旗谱》为了艺术形象塑造的需要,作家在文本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比拟、反复、排比等修辞方法,例如,“乡村的淡墨色的轮廓像一堵墙,静静地站着。仰起头来满天星星向他们眨眼笑着,微弱的青光从梨树叉上射下来”、“他也楞了一刻,心里想起他在关东三十年,想起家乡,想起老街旧邻,想起千里堤上的白杨树,想起滹沱河里的流水,心上就像蒙上一层愁”。生动形象的比喻,意味深长的比拟,连贯流畅的反复、整齐悠扬的排比,使《红旗谱》的文本语言具有文人话语的优美与典雅。但文本中的群众语言也十分出色,如“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倒是真的,可是志气了一辈子。没有别的,咱为老朋友两肋插刀!”这些文本语言具有群众话语的明白晓畅快,生动活泼的特点,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的人文话语也十分突出,作家喜欢采用在叙述、描写中插入抒情的叙事方式,所以小说文本的语言明快活泼,充满浓郁的诗意,如“多好啊,四周是无边的寂寞,茶子花香。混合着野草的青儿,和落叶的沤味……风吹得她额上的散发轻微地飘动。月映得她脸颊苍白。她闭了眼,尽情地享受这又惊又喜的、梦里似、颤栗的幸福和狂喜。”《山乡巨变》的群众话语也同样出色,文本中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描叙风俗人情,都大量采用了方言俗语。如“告诉你吧,老弟,我王菊生是洞庭湖里的麻雀,见过几个风浪的”、“这两个做过‘亲家的姑娘近来好得没有疤”、“讨论时节,婆婆子们通通坐在避风的、暖和的角落里,提着烘笼子,烤着手和脚。带崽婆都把嫩伢细崽带来了,有的解开棉袄的大襟,当人暴众在喂奶。”这些语言,朴实平易、普通自然,增加小说文本的通俗性。

三、结构的雅与俗

一般来说,在文本的结构方式上,雅文学以文学形象的塑造为核心来组织文本,谋篇布局,不仅重视一部作品呈现了什么,而且重视其呈现方式。俗文学的目的是娱乐和消遣,它的中心任务是炮制故事情节、安排戏剧冲突,通过一系列悬念和意外来控制读者的情绪。在十七年小说中,我们很难说哪一部作品是雅文学,哪一部作品是俗文学,因为十七年小说文本确实做到了雅俗结合。

1.情节因素与非情节因素

小说文本中的情节包括情节与非情节两个因素。非情节因素有助于主题的阐发,对于人物的刻画,情节的推进,环境的展现,都不失其特定的意义。情节因素与非情节因素关系,打个比方说,情节是进行曲,非情节则是小插曲,它们一道构成了叙述性文学文本的节奏,决定着故事的向前发展和发展的速度。

《林海雪原》于1957年出版后,吸引了众多读者,畅销一时,因为小说文本设计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文本中的情节是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甸大周旋、大战四方台为基本线索,几个大故事既各有首尾、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构成整体。而大故事中旁逸出许多可以独立的小故事,构成了故事中有故事、情节中有情节的布局。这种结构摸式,使小说文本具有环环相扣、险象环生的艺术效果,故事传奇性大为增强,增强了《林海雪原》俗文学的因素和阅读的魅力。但是文本中又有许多非情节因素,如自然景物的描写和神话传说的叙述。小说文本中不但呈现出天气的变化莫测与险恶、林海的苍茫无际与荒凉、雪原的危机四伏与神秘,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异样情调,而且在关键的章节还直接引用了两则神话传说来渲染自然环境的非人间的神秘气氛。这些非情节因素,对调节情节、加强人物间的联系、丰富复杂的人物性格,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深化惊心动魄的剿匪战斗意义和烘托我军指战员的精神世界与人格气质也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而使《林海雪原》具有雅文学的典雅与深刻。

2.线索的明线与暗线

线索是作者叙事、抒情、析理、说明脉络的延伸路线,是文本外化后结构形态上的头绪。从线索在文本中的显隐关系着眼,可以划分为明线与暗线两种线索。明线是指直接或正面显现于情节发展中的线索。明暗线交相运用,能使小说的表现力大为提高,艺术构思的别具匠心,使小说文本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茹志鹃的《百合花》以“我”的耳闻目睹为明线,“我”的感情变化为暗线,明暗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和谐完美的统一体。小说文本的明线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我的耳闻目睹为线索,通过“护送”、“借被”、“献身”、“献被”等情节,展示了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美丽心灵,以及在特定的时代中人与人的美好感情,人性的温馨。明线既简洁又集中,使《百合花》成为一篇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的文本。暗线是“我”的感情变化:“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小说文本通过暗线,从另一个角度对人物进行刻画,从心理这一深层次地揭示了战争中的人、人情和人性,创造 出了一种优美圣洁的情感意境。这种乌托邦式的叙述增强了小说文本的教化功能,这也是雅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3.叙述的单角度与多角度

在叙述角度上,雅文学可以说已经探索了所有可能的视点。例如在第三人称视点中,有全知视点,有局限的视点。在第一人称视点中,“我”或是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或是次要角色,或是偶然的目击者,或是与人交谈得到信息的知情人。宗璞在《红豆》中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写出了江玫在爱情选择和人生道路选择中的矛盾与搏斗、艰难与轻快,故事情节紧凑。采用这种零聚焦视角,可以在文本中,不仅让作家拥有讲述故事的绝对自由,更主要的是减少由于文本中的心理描写而带来的阅读难度,增加文本的通俗性和可读性。但在《红豆》中,许多情节是通过人物本身来推动的,如江玫与齐虹矛盾冲突,人物性格也是在人物的语言与人物的行动中体现出来的,如江玫和肖素的形象。这种通过人物写人物的第一人称式的叙述方法,减少叙述者建构文本的无上权威,给小说文本蕴藏着更多的意义,也给读者拥有更大的思考空间;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和描写,妻子的言谈举止都是通过丈夫的观察和感觉表现出来,因而小说文本中的情节虽不曲折,但却给人以很符合生活实际的现实感和逼真感,加之作者细致的笔墨、出神入化的描绘,所以小说文本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文本虽以李克为叙述角度,但是张同志也是文本叙述的主角,作家在文本中,有时干脆离开“我”的视点,直接以类似第三人称的形式叙述张同志的事,如“她出身在贫农的家庭,十一岁上就被用五斗三升高粱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受尽了人间一切的辛酸,她的身上、头上、眉梢上……”这种叙述人称和角度的转换,使小说文本能在广阔的背景上刻画张同志的性格及性格的成因,使小说文本在启发读者注意人生中的严肃课题、获得真理的启示和良知的领悟方面,达到一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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