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与教育的差异看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

马　源　董　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教育与西方的教育进行比较,择优弃劣,从而找到某些,当然不失为很好的途径。但是笔者目前所看到的资料,或者就教育论教育,不涉及文化,难免“只注意前景不注意背景”,也就难免有“全盘西化”的倾向;或者有“是己过甚”,不遗余力地指摘西方教育的弊端。以笔者之见,应当看得更宽更科学化更实际化一些,获得的结论才能更接近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根本,教育是枝叶。想真正把握教育的性质特点、来龙去脉必须从文化出发,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

1. 中西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德”,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智”。“崇智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为官“制订律法以示功”,为民“开发工商以谋利”。

2. 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历史传承”,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现世享乐”。中国人的则是“光宗耀祖”、“望子成龙”、“敬长辈甚于爱自己”

3. 中西文化的人伦观念不同。在人伦上,中国文化是“利他主义”,西方文化是“利己主义”。

差异还有很多,择要陈述以上三点。

二、中西教育的差异

1. 教育目标不同。中国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螺丝钉”式的人才,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而且让人放心——这当然要使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西方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万金油”式的人才,无论用到哪里都能产生神奇的效果——这当然要使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才智修养。钱穆先生认为西方教育意义仅为功利,而中国教育则在教人为人。

2. 教育内容不同。中国传统教育,是德业双修,德为主,业为辅,德乃内在之神,业乃外在之形;西方教育,是智业双修,智为主,业为辅,智乃内在之神,业乃外在之形。(业,就是学业,在中小学,就是知识,下同)按照逻辑的分析方法可知: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是有“德”有“业”无“智”,西方教育的内容是有“智”有“业”无“德”,交集,仅仅是作为外形的“业”。

3. 教育策略不同。中国教育重视理论学习的策略,西方教育重视实践操作的策略;中国教育重视严师出高徒的策略,西方教育重视宽容就是爱的策略;中国教育重视知识积累的策略,西方教育重视个性发展的策略;中国教育重视考试分数的策略,西方教育重视动手能力的策略;中国教育重视学生向教师学习的策略,西方教育重视学生自己钻研的策略——教育管理学博士黄全愈先生在《素质教育在美国》中说:“我总有个感觉:在中国是学得多悟得少;在美国是学得少悟得多。”

4. 教育效果不同。我们中国中小学教育的效果,与西方的相比,几乎是正好相反。“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奖,但却没有一个中国高校的成人获诺贝尔奖;而美国则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但美国的成人高校赢得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黄全愈博士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中国学生高分低能,西方学生低分高能”。这“能”范围很广,包括应用能力、探究能力、自信心、生活能力、生存能力等等。

三、当今中国教育的现状

1. 中小学知识教育好,好得过了头。中国中小学的知识教育好,证据有,①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能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知识竞赛的各种奖,②我们到西方读书的中小学生,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好得令西方人觉得不可理解,“更神奇的是,他们能用手开方”,③无论国内考试,还是国外考试,我们的学生往往是分数极高。这“好”,从何而来,当然是大量的练习、训练,因为这“知识的学习训练”占用了太多的时间,以至孩子们没有时间锻炼能力,没有时间发展兴趣,没有时间思考问题,没有时间走进社会,没有时间交际交流。所以说是“好过了头”。

2. 人口众多,升学压力太大。加拿大留学生陈菲说得非常中肯:“来到加拿大后,我发现加拿大的学校氛围非常自由。家庭作业很少,不像在中国那么繁重。”中国小孩过的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早起,到学校;晚上,回家吃饭、做作业,然后继续做作业,睡觉。周六还有周末补习等着他们。陈菲解释说:“学习这样辛苦,是因为在中国学生人数众多,竞争非常激烈。”

3. 前紧后松。上面谈到,我们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就其知识教育而言,是非常地好,可是后来(大学和大学以后)就颓废下来了。造成这种“前紧后松”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包括黄全愈先生)以为,是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的不良因素相对阻滞了孩子的智力、创造力、自信心。另外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学教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教育策略、教学方式方法、教学内容诸多不理想因素无法消除。

四、教育改革的方向

1. 实行“以业养德,以业养智”的策略。前面讲过,传统教育内容为“德+业”,外国教育内容为“智+业”,中国现在中小学是“(德)+业”;中国现在“业”的教育,好,好得有点过。那么,今后教改的方向应该是:“业+智+德”,让现在用于“业”的精力,分出40%或30%来用于“智”的开发与德的修养。

2. 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评价采用“业+智+德”的标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学校的评价——无论是“行政级别系列”、“重点系列”、“示范系列”还是“星级系列”,是校长行政级别、教师职称名额还是财政拨款数额,总之对学校的评价,标准都是“升学率”。这“升学率”的标准不改变,什么素质教育、什么新课标都是一句空话。“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是万古不变的规律。

所以,依个人见解,评价的标准,由“升学率”(“业”的标准)变为“均衡率”(“业+智+德”的标准),那么,“素质教育在中国”就会更有成效。

3. 高考、中考选拔学生采用“知识+能力”的标准。文革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的高考、中考,选拔学生的标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都是“书本知识的考试分数”而已。这种“唯分是举”的标准不改变,则“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就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优秀的驾御者,总是因势利导,从治水的大禹到太极拳手,更不用说政治家。

选拔的标准,应该变单一的“书本知识考试分数”为“书本知识考试+动手能力考试+表达能力考试”。

4. 引进外国的教育机构来办学。对于企业管理者、教育界的人士来说,“鲶鱼效应”是常识性知识。80年代开始,由于引进了台、港、日、韩、美、欧的一些“鲶鱼”企业,渐渐地,我们中国内地的“沙丁鱼”企业具备了活力。可是我们的教育,一直是单纯的沙丁鱼群体,虽然看上去,也引进了“外教”,但实际上,那远远不够。

所以,让西方一些国家来办中小学,比例可以控制在5%左右。有了这些“鲶鱼”,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会焕发出更大的生命的活力。

5. 大学要实行西方大学的“宽进严出”制度。若论大学教育,毋庸置疑,西方国家做得最好。世界上许多国家,甚至南非的大学都已经是“宽进严出”了。而我们的大学教育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现在的“严进全出”制度,已经成了我们教育这个木桶身上最短的那块板。所以,非改造不可!

以上五点,应该是综合使用,让原有的系统的子系统发生位变、量变、控制力变,从而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发生理性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