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揭开内幕

张　伟

在举国同庆六十华诞、第十一届全运会即将召开之际,袁伟民推出力作《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书中披露:

悉尼奥运会前夕,突发兴奋剂事件,痛割毒瘤不手软。

奥运申办城市投票和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两项议程同时在莫斯科进行,投票前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建职工住宅”,引发审计风波,真相如何?

……

出书就是要讲真话,讲实话,淡出公众视线整整五年的袁伟民揭开了中国体育尘封已久的往事与内幕。

10月11日,“销声匿迹”长达5年的袁伟民出现在公众面前——《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的首发式在南京凤凰国际书城举行。在发布会上,袁伟民作了真诚感人的发言:“今天我心里很爽,来了这么多朋友,非常高兴。”如今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袁伟民少了几分为官的威严,多了一分老者的慈祥。

袁伟民是世界排坛的传奇人物,中国体育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女排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往事并不如烟”,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裁张小波如是说:“这不是传记,而是一部奋斗史,正气歌。”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少将陈招娣等老女排队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家新闻媒体在南京齐聚一堂,参加了新书的首发式。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是袁伟民经过5年的沉淀和思考,与他的写作团队完成的一部回顾体坛风云的力作,书中大量引用了袁伟民的原话,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细节,还揭开了某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深层内幕。如今,低调卸任的袁伟民,终于接受媒体采访了,他有话要说。在古南都大酒店,袁伟民接受了《新民周刊》3个小时的专访。

为什么要写书?

在古南都茶座僻静的一角,袁伟民侃侃而谈,面对记者提问,他思路清晰、睿智敏捷。

《新民周刊》:在您担任中国体育掌门人的那些年,印象中您从不接受媒体的专访,卸任之后,据说有许多著名主持人通过各种关系要求采访您,其中不乏杨澜这样的明星人士,可是全都被您拒绝了。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采访到您,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破例愿意面对媒体?

袁伟民:我这人比较少成为焦点,包括每届奥运会,一般出席两次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去和大家见个面,第二次是结束时我搞个综述。退下来后,人们更是看不到我了,(关于我的)传说很多,我看得很淡。刚退时,就有好几个地方找我出书。我开始一直拒绝,后来找我的更多了,许多人一直劝我,我不是不说,而是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如今,退下来一晃5年多了,直到去年他们做工作,我答应了,这本书终于在去年完稿,现在选择在全运会之前,而且回到家乡,首先与家乡读者见面。

《新民周刊》:从1986年开始,您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参加了5届奥运会、5届亚运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了很多辉煌的业绩。这中间,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否对自己做一个评价?

袁伟民:谈不上是评价吧,竞技体育有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功能,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为国争了光。从我1958年来到南京,在江苏省排球队备战第一届全运会起,到2004年卸任,算起来搞了47年的体育工作。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弹指一挥间。

《新民周刊》:能谈谈您出书的初衷和想法吗?

袁伟民: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而且我要求要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版。这本书讲出了我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为了体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尝到的酸、甜、苦、辣,包括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目的是为了把经验和教训留下来,把体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告诉大家。

《新民周刊》:书中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其参与的事件的影响力都很大,令读者十分震惊,比如申奥的故事、中国推荐新的代表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竞选,比如兴奋剂等等。书中涉及到很多我们以前并不知道的内部消息。披露这些您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想过会有“爆炸”性反应,包括当事人的强烈反应?

袁伟民:说好呢,还是不说好?这是历史,我书里说的是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当然看的人也有角度问题。我书上写的都是有材料根据的,当年很多材料都是归到我这里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你不出来说话,就没有人说真话了,历史就这么错下去了,我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出来纠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我在体育界这么长时间,经历的事情很多。当然说真话,必然涉及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部门。但是我想,说这些事并不是为了批评谁,指责哪个部门,我只想通过这些事,起到启迪的效果,对事不对人。我的文章里没点名,很多事,部门里的人谁都知道,但是老百姓搞不清楚。好多时候是我看了电视、看了报刊,才知道披露出来的是违背事实的,因为我是参与决策的人。按理说,我们国家走到今天,人们可以大胆发表各种意见,但我想,一些具体的、重大的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位置怎么摆,如何处理,是有原则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受党教育多年,干了很长时间的干部、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原则。

《新民周刊》:你曾经说过,这本书不是一本传记,而是用“5年带出50年”——主体是记录您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之后5年间中国体育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此基础上带出您的整个人生经历。换句话说,这本书不仅是对你自己50年体育生涯的一个总结和回顾,更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缩影,是这样的吗?

袁伟民:是的。我这5年,是中国体育界跨越式发展的5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以28金实现历史性突破,2001年申奥成功,2002年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又以32金创造历史。所以说,这5年里折射出了中国体育近50年来的沧桑巨变。

迎来转型良机

中国体育的转型,是袁伟民在任及卸任后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需要金牌,而我们也已经做到了,北京奥运会已经名列金牌榜首,已向世界证明中国是金牌大户,现在我们应该在保证优势项目和抓好重点基础项目的前提下,花大力气发展群众体育。”袁伟民告诉记者,他在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赛事后,用更加冷静、客观的心态看待和思索他非常熟悉的中国体育。“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体育转型的最佳时机。”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精英体制,中国的体育体制也同样如此,虽然中国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实力确实很强大,但一个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参加奥运会实在是太难了……说到底,中国能在奥运会上夺金牌第一,举国体制的功劳可以说非常之大,一个运动员在被选入国家队之后就不必操心任何其他的事情,吃有食堂,住有宿舍,每个月有津贴,而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训练,争取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这样的举国体制给中国体育带来了很多荣誉。但这种夺金主要是精英教育的产物,不是建立在全民体育的基础上的。

相反在欧美其他国家,体育是一个全民参与的锻炼方式,任何人只要喜欢运动,都可以在很多比赛中报名参加,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立陶宛一次国内篮球比赛可以有2000多支参赛队伍,很多国家的奥运会选手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大学的校队运动员,甚至餐厅的厨师、普通的职员、公司的CEO,都可以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机会,而且有些运动的成绩还在中国队之上。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袁伟民提出了衡量“世界体育强国”的三个标准:体育人口的多少,体育产业的强弱,体育成绩的好坏。他认为,不仅要将体育作为一种兴趣,而且要把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体育观念很强、经常参加比较正式的体育运动、经常进行体育消费,才能被称为体育人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金牌的数量的确是荣誉的体现,但是想要变成一个体育强国,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就显得非常必要,体育运动在大众中的普及和提高更是基础和根本。中国虽然称得上是“金牌大国”,但中国的优势项目多是世界上普及程度不高、市场效益不佳的“小众”项目,而需要广泛群众基础的田径、游泳、集体球类项目则基础还比较薄弱。

另外拿赛艇为例,这项运动在中国是个大冷门。在中国的湖面、河道上几乎看不到赛艇的踪迹,很多人甚至连赛艇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在欧美国家,赛艇的普及程度超乎想象。在那里,公开水域、宽广的河面常常点缀着各色赛艇,许多大学的体育馆里甚至有专门的室内赛艇练习场,喜爱和参与赛艇运动的人随处可见。沙排项目也是如此,在中国,男女沙排队员加一起也就100多人,很多省市都没有沙排队伍。但是在美国,虽然他们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打得人太多了。美国国内一般的比赛,经常就有200多对运动员参赛,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美国队能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两枚沙排金牌也就不奇怪了。其他的运动项目也是如此,国外有专门的拳击俱乐部,花样游泳的普及程度也相当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关于审计风波

袁伟民在新书中披露:2004年6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条重大新闻: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国家体育总局作为41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专项资金的典型例子被突出曝了光,成为这条新闻的焦点。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审计风暴,把国家体育总局送到了风口浪尖上。

袁伟民说:问题出在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中,把我们建房动用的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误定性为动用了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开会决定动用这笔资金,这是一个体制造成的财务管理程序不妥的问题。审计署将我们财务管理中出现的一个程序不妥的问题,错误定性到“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专项用途”的类别中去,是不妥的。

中国奥委会没有专项资金,体育总局没有动用“专项资金”。可是,这场审计风波还被炒向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整整两周,海内外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法新社、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内外媒体毫不客气以各种严厉的措辞批评国家体育总局“贪污了纳税人的钱”、“社会各界的捐款”等等……由此也激怒了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人,发出了“我们再也不给奥运会捐赠了”的怨言。

记者告诉了袁伟民当年去北京采访听到的许多关于这场影响极大的审计风波的传闻。传闻一,某体操主教练没有分到房子告到了中组部;传闻二,总局主要领导被“双规”;传闻三,负责工程的有关人员贪污了几千万……甚至连出租车进入龙潭湖小区和总局新建的大院时,一些司机也会随口就说:“这是‘贪官楼、‘腐败楼……”

后来,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提出的申诉起了作用,由监察部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真相。2004年7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体育总局有关人士答本报问”的报道,这篇报道除了对一些误解和谣传做了一些解释外,也表示了总局感谢审计署的审计,欢迎媒体和人们问责,《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专门为这篇报道配了一篇短评,题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指出:“审计署秉公审计,不顾面子,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是有些媒体由于不了解情况出现了一些失实的报道,“为了避免对雅典奥运会、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负面影响,体育总局有关人士做了实事求是的解答”,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袁伟民说:“事过5年,现在再读这篇短评,我仍觉得很有水平,据说是时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写的,我们非常感谢,也不会忘记《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位正直的总编辑,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中国体育的支持。”说到这里,这位硬汉子的眼里隐约闪烁着泪光。记者想不到当年袁伟民会背负如此沉重的压力。

离任后的生活

5年前,袁伟民在离任之际说过:“47年的体育工作,充满了紧张、激烈、挑战和艰苦。离任之后,我会参加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去,锻炼身体、享受人生。”

袁伟民说到做到。采访中,袁伟民告诉记者,学生时代他就是一个业余足球运动员,高中毕业以后才开始打排球,很快就成为江苏队的主力二传手,几年后入选国家队……这样的经历,使得今年71岁的他将参加体育锻炼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尤其是网球和高尔夫。作为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袁伟民认为“高尔夫进入奥运会后,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它以球会友,讲究技巧,是一项超越自我的运动,让人可以拥抱大自然,有益于身心健康。”袁伟民说。和袁伟民打高尔夫球的,是他以往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和他往日的弟子。一些各界名流也会请他参加一些“高球派对”——不是那种比赛性质,而是属于联谊休闲性质。当年的老女排队员们都知道袁指导的这个爱好,所以会经常招呼“袁头儿”出来打球吃饭,在阳光下草地上享受家庭聚会般的日子。

“现在我就和一些老朋友一起打球,一个礼拜三次,每次一个多小时,打完球回家洗澡,几个球友再一起吃饭,有时候把夫人(郑沪英)也带着。”袁伟民说。对他来说,膝关节有伤,开过四次刀,唯一的小烦恼是每次都得带着自己的网球鞋,因为他的脚有46码,“如果找不到鞋,打球时我就得‘穿小鞋了,”他开着玩笑。袁伟民至今还会经常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网球馆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