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医记之七　离开骨科研究所

李　强

办理豁免申请

实验室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在增加实验动物数量后，制作切片工作量加大了。为了早日得到更多的资料，Rubin教授调来技术员Tracy帮我一起制作。不过因为松质骨的难度，Tracy做了几张便退了出来。最后课题重担还是压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因此我利用了不少休息时间，晚上或周末也不时待在实验室工作。

随着时间推移、工作取得进展，另一个问题摆在了面前，即身份调整。美国使领馆或移民局核发签证的种类比较多，如留学生一般为F1、工作H1b、商务考察Bl、旅游B2、访问学者J1等，其中J1最为特殊，受两国政府协议约束，在美停留三年必须回国，两年后才可以重新申请进入美国，否则属非法居留。当然在美国非法居留者达1200万，像当初室友王一样打黑工、即从事不上交国税的工作也可以生存，只是困难很多，生活质量大为降低。J1访问学者那时也可以调整身份，只要中国政府出具对当事人改变身份无异议的证明，美国政府就可以将其身份按申请种类做出调整，这一过程称之为豁免(Waiver)。我在办理豁免手续中，出现了一段曲折。

我是进入美国第二年开始这项工作的。首先需要原工作单位即武汉市一医院出具证明，证明我出国与其没有任何经济关系，该证明寄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但按规定证明必须厅局级出具，而我院只是副局级单位，于是转头要妻子到市卫生局盖章寄来，填好申请表后，再寄领馆。领馆审查后，将材料送到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一般使馆审核后将无异议通知送美国新闻总署(US Informatl 0n Agency即USIA)。USIA批准后，寄送表格，申请人填好随材料寄回，USIA审批后再送到美国移民局，移民局批准才算结束。在把申请豁免材料寄去领馆后，处于等待阶段，我开始着手下一步的发展。我计划转成学生身份，在学校读书。因人在美国，只要获得I－20表的学校注册，申请人一般都会得到移民局批准，转成学生身份非常容易，申请手续也比较简单。在收到我的信件后，研究生院马上寄来了申请表。

美国有2600多所4年制大学，800多所两年制社区学院，高校数量居世界第一。其优秀大学的教育水平极高，决定着在世界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对于本国学生，政府有许多优惠政策。如家庭经济条件差者，给予生活、学杂费无偿补助；条件超标者，学生可申请无息贷款。除常春藤、大学联盟和太平洋十强中部分大学，一般学校录取条件并不是特别高。学校鼓励学生就读，这是它们收入来源的一部分。美国教育以本国优先，无论学费或专业，公民比外国学生优惠许多，这也是一些留学生希望移民的原因之一。学生定向根据兴趣，除少数爱好冷门者外，多数学生会选择毕业后挣钱多、工作轻松的专业。

美国有些学位不高、学习时间短、毕业收入可观的专业，像放射科技师、管理分析师、心理学家、环境工程师、计算机系统分析员、海洋工程师、中高级农业科技教师，兽医等都属于这类，竞争性强，这点也有别于中国。有句话叫：“在美国读书为职位，在中国读书为学位。”当然中国由于人口的原因，或许学位本身就意味着职位。入乡随俗，听说两年制医生助理专业非常热门，毕业后工作“抢”人。若从事外科，收入甚至超过普通博士。更为重要的是，就读这一专业，能够学到美国新的医疗技术和本领，使临床知识和经验得到巩固和发展，以高水平的质量服务于病人，于是我申请了医生助理专业。

在美国申请读书与从中国申请来美留学程序基本一样一填表、交钱、寄个人陈述、请有关人士写推荐信，我为这些作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有中国10年医生经历和石溪大学雇员身份，申请本校读书具有很强的优势：不用交申请费，有校内杰出人士推荐，包括解剖学一位教授、放射科主任和我们研究所主任，Rubin教授除了提供一封评价极高的推荐信外，还亲自修改我的个人陈述，请秘书为我打印正式文稿。可以说整个申请工作扎实而有序。

人在美国申请读书还有一个要求，即校方对于他们认为有实力的申请人必须进行面谈，为此我征求同事意见，归纳出主要问答点，从个人经历介绍，工作成就，在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及成果，个人资格，为何选择这门专业，如何完成学业，毕业后的五年计划，怎样处理与未来医生的关系，怎样满意地为病人服务，英语情况等方面着手，准备得详细而又周到。

1996年2月，我收到大学医生助理专业系主任的来信，邀请我面谈，并要求我在下个学期注册修1个学分数学，1个学分社会和行为科学以及1个学分艺术和人文学，这些都是进入医生助理专业学习所要求的前期课程。因为学校规定雇员每年可以免费修3个学分，因此这对于我来说非常容易做到。只要修了这些学科，就可以进入学习。虽然这个专业没有达到美国医学博士这样的高学位，但可以拿到硕士学位，若找到工作，有80％业务操作与医生相同。如果从事骨外科工作，就可以延续我在国内的职业，继续我的医学临床之路，为病人解除病痛折磨。

当月底我应约去医院2楼参加了入选面谈。在与系主任助理和老师面谈时，几乎每个问题都在我的准备之中。当对方向及如何处理与未来医生关系时，我答道：“我已经读过美国医生助理学会的有关材料，对这一职位的职能非常清楚。虽然过去我是骨外科医生，但在美国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我会努力向这里医生学习先进的诊疗技能，向最优秀的医生助理看齐，处理好与医生的关系。在工作上，我很乐意得到医生的指导帮助，共同为病人健康做出贡献。”

在谈到英语问题时，我说道：“刚到美国，我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交谈几乎不能用完整的语句连贯表达。但通过在骨科研究所两年多的学习和工作，我的英语阅读理解和口头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为研究课题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再经过学校两年多的学习，相信自己的语言会有更快的进步。”主谈方对我的回答很满意，鉴于我的医生经历和研究成果，他们非常欢迎我进入医生助理专业。一切都在朝着成功的方向发展，甚至南卡来罗那州医生助理学会的主席还跟我在电邮中承诺，一旦我学习毕业，他马上可以为我介绍工作。

好事多磨

然而我的豁免申请送到中国领馆以后一直无下文，规定三四个月的审核期，半年都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到领馆，对方告知已送去位于首都的中国驻美大使馆。电话使馆，教育处阎丽核查后告知，已将政府无异议报告送交USIA。电话USIA，对方说没收到通知。再电使馆，阎丽将何晋秋参赞写给USIA访问学者项目负责人Mary Hitt的原文复印件寄给了我，此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原来自与国外机构联系以来，我一直沿用中学老师给起的英文名字Chlang Li。为称呼上发音方便，在石溪大学注册时，我仍然延用了此名，与IAP－66表一致，而国内护照名字为汉语拼音。在填写豁免材料时，因为是在中方申请，为慎重起见，我改用了护照名Qiang L1。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个社会安全号(SSN)，辨别容易。大使馆材料中没有SSN栏目，因此当Qiang Li材

料送到USIA时，它们查不到此名，故未寄送表格。弄明情况再电USIA，对方核实后，该机构官员邮来申请表，我填好寄回。当USIA把材料送到移民局时，已经到了1996年4月。这一波折使我又延续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并“磨”出另外一批重要资料。

学校IAP－66表一年一发，如果1995年豁免被批准，我就不能继续第三年的访问学者身份，必须转成F学生或H工作签证。这样我就可能离开研究所，渡过一段在美读书生涯。上面谈到，实际上我在这方面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到位。然而豁免因为名字的问题，拖到第三年才得到批准。没有豁免，任何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都无从谈起。这样所有计划必须改变。不过运气还不错，继在美国骨科研究会年会交流了第一批实验结果后，第二批资料在当年巴尔的摩举行的美国骨矿研究学会第17届年会上交流发表。

在延续的第三年，我将设定不同强度震动的动物骨骼制成切片，计算机处理分析，以“Dose Response of Trabecular BoneFormatlon to Low Magnitude Mechanical StlmulatiOn(低强度压力刺激小梁骨形成的剂量反应)”，在1996年西雅图举行的骨矿研究学会18届年会上交流发表，为研究所在美国骨矿研究学会获得“Albright研究成果奖”和NIH批准的150万美元继续研究经费作出了重要贡献，并证明该项目的前途(谐音：钱图)远大。同时，这一多“磨”为我后来办理移民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就在我的豁免申请得到批准这年的年底，国内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从1997年开始，停止办理J1学者豁免手续，这意味着所有访问学者完成学习和工作后，不能转换身份，必须无条件回国，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当然美国研究工作由基础到临床再到实际运用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职业工作者辛勤地耕耘和浇灌。结束访问学者肘，我把最好的祝愿留给了在研究所长期奋斗的导师和同事们。

1996年夏，我参加了所里为Rubln教授即将出世的孩子举办的Baby Shower。我送了一个中国大熊猫玩具，并留下美好的祝愿。不过开始我的确不太了解Baby Shower的真实意思，明明是个Party，跟冲澡有什么关系?后来发现了一种解释，是说参加Party的人们带给Baby大批礼物和祝愿，多得像磅礴的雨点，一个个撒落到孩子身上，所以称之为了“Shower”。

这一年秋季，在我离开骨科研究所时，所里为我举办了一次送别Party，那是我在研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Party，大家在一张印有图案的卡片上留下许多美好的祝愿。与此同时，因为自己的出色工作，从未休过一天病事假，我收到了研究所颁发的一笔特别奖金一两个月的额外工资，这也是所有在此工作过的人从未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我在石溪大学骨科研究所一共学习工作了3年，从时间上看并不算长，但那段经历却给了我人生很大的启示：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有目标和毅力，即使遇到挫折，未尝不是件好事。沿着大方向努力地走下去，就能进步，甚至有所作为。古人说成就事业要“磨其筋骨”、“饿其体肤”，意义也在如此。在石溪的日子让我学到了很多，也成熟了不少，收获不仅仅在学业上。通过与研究人员共事，我更加敬重和佩服那些终身献给科学的专家们，是他们促进了科技发展，推动了人类进步。几年以后，当我看到自己工资单上的数字超过研究所同事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从知识水准和工作量来看，把他们比作“吃草吐奶”的人间精英毫不为过。现在虽然已经离开研究所多年，我仍然十分怀念专职研究的那段经历，并以此为荣。每当翻开与Rubin教授的合影，看到最后那次圣诞聚会，他送给我的相框和里面的动物实验照片时，教授的关怀和帮助便历历在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发自内心的还是那句人们使用十分普遍的口头禅——“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