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将军李克农

朱子安

编者按:

李克农(1899-1962) ,安徽巢县(今巢湖市)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7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于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李克农以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2009年9月15日是李克农110周年诞辰,本刊特设此栏以示纪念。

李克农是唯一没有带兵在公开战场上厮杀,因在中共秘密战线上做出特殊贡献而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他曾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立下了奇功。他曾作为第一个与张学良谈判的中共秘密特使,为促进日后西安事变爆发及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所领导的情报部门在多次重大军事斗争中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而使我方频频出奇制胜。他曾在幕后指挥朝鲜停战谈判取得成功,被称为“板门店的隐形巨人”。

在大革命风暴中

少年李克农曾就读于芜湖圣雅阁教会中学,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影响,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芜湖,李克农积极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激进人物”。1925年5月,一场“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的学潮在芜湖展开,李克农全身心投入,并受命参与创办民生中学,担任事务主任,招收那些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有为青年继续学习、深造,首批招生120人。在李克农等人的教育和训练下,民生中学师生纪律严明,敢打敢冲,多次以“纠察”的身份出现在芜湖的示威游行队伍中,被反动势力诬为“先生是强盗,学生是土匪”,而江城民众则誉之为芜湖的“水泊梁山”。

1927年二三月间,北伐军进占芜湖,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李克农担任宣传部长。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组织民生中学师生开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将一些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拉出来游街示众。李克农还参与领导了对安徽军阀陈调元的斗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和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的陈调元进驻芜湖以来,指挥属下打家劫舍,无恶不作,被民众称为“票匪”。一天,李克农率领一支威武雄壮的学生队伍走上大街,打出了“打倒票匪陈调元”等标语,还抬着一个篾扎纸糊的大棺材,内有一纸人伸出一双黑手,上写“陈调元”三个字,寓意“陈调元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旁边竖有一块大黑板,以醒目的白字写着陈调元抢劫搜刮来的个人财产统计表,总数达2000万元。一时间观者如潮,令陈调元威风扫地。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芜湖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克农被陈调元悬赏5万大洋通缉,不得不连夜逃离芜湖。8月,安徽形势稍有好转,李克农又返回芜湖,担任民生中学董事会主席和第二任校长。1928年1月,民生中学遭查封,李克农再次成为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重点缉捕的“元凶”,被迫二次逃离芜湖,经南京秘密潜入上海,调任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战斗在敌人心脏

1929年秋,经中央批准,在先期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的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被国民党情报机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录用,并被提升为电务股长,负责管理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不久,李克农的好友胡底也成功打入敌人内部,被派往天津工作。他们三人组成中共特别党小组,李克农担任组长,三人被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由中央特科委派情报科长陈赓与李克农单线联系。

1929年12月,钱壮飞调任南京国民党特务总部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徐恩曾身边有个密码本,仅限于和蒋介石、陈立夫等国民党少数核心人物联络时使用。一次,李克农与钱壮飞利用徐恩曾到上海召集会议期间与女友约会的时机,窃取密码本,用最好的德式照相机将它拍摄下来。就这样,送到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绝密件总会有一份复制件同时放在了中共领导人面前。在中央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期间,蒋介石的“围剿”命令、行动路线、兵力部署等情报,均由钱壮飞获取,由李克农及时交给了陈赓并转党中央,这些情报为红军取得反“围剿”斗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徐恩曾照例去上海度周末,只有钱壮飞一个人值夜班,他一连收到武汉发来的6封加急电报,每封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迅速将电报内容破译出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即将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全部破坏。钱壮飞立即抄下电文,连夜派其女婿刘杞夫乘火车赶往上海,次日一早,将情报交给李克农。李克农一看,感到事关重大,务必要赶在敌人前面,迅速采取行动,否则,整个党中央机关将遭到灭顶之灾。可是这一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赓接头的日子。紧要关头,李克农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寻找陈赓,几经周折,终于通过一个刚刚建立的紧急备用联络点,将陈赓找到,随后又找到了周恩来。在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亲自指挥下,李克农等人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将党中央在上海的所有重要机关全部安全转移,当大批军警在顾顺章的带领下赶到时,早已人去楼空。毛泽东曾评价说: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当时,李克农一心只想着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而未能顾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她们一度与李克农失去了联系,流落街头,夜宿菜场,辗转一个月,才被中央特科的同志找到。事后,李克农撤离上海,赶往江西中央苏区。

与张学良秘密会谈

1932年春,李克农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江西省保卫分局执行部长、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和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任中央纵队驻地卫戍司令。他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对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他这位卫戍司令的严密警卫下顺利召开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克农还协助叶剑英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避开了张国焘危害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同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协助周恩来着重开展对国民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李克农在瓦窑堡办了一期“解放军官学习班”,学员是几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李克农一方面通过张贴标语、演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对他们进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宣传教育,一方面请来中共高层领导人讲课,提高他们的觉悟,成效明显。李克农重点做了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曾任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卫队营长的高福源的工作,多次与他促膝谈心,使他消除了敌对情绪,转变了思想,并表示愿意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受李克农的委托,高福源潜回东北军驻地洛川找到张学良进行沟通。张学良深明大义,明确表达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

1936年2月21日,奉党中央指示,李克农作为中共正式代表,由高福源引路,前往洛川与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会谈的气氛开始并不轻松,针对张学良提出的红军是不是真抗日、红军内部是否团结、抗日为什么一定要反蒋等尖锐而敏感的问题,李克农一一作了有理有据而令人信服的回答,双方初步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头协议。张学良还提出与周恩来作进一步会谈的建议。此次会谈取得了积极成果,毛泽东颇为满意,称赞道:“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张学良称:“此人厉害!”

1936年4月9日,李克农陪同周恩来赶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等人再次举行会谈。有了前一次会谈的基础,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对许多问题充分交换意见,达成协议。事隔8个月,张学良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应张、杨邀请,周恩来亲赴西安调解,李克农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陪同前往,对于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抗日战争的风云岁月里

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李克农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地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主要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向国民党军事当局交涉军饷、军械等物资,并采购我军急需物品、搜集情报等。在国民党统治区,李克农利用职务作掩护,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宣传工作和情报工作。

在上海,李克农曾协助毛泽民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笔巨款分批运送到西安;在南京,协助叶剑英为八路军向国民党军事机关交涉军饷、军械、医疗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并为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采购、运送了大批紧缺物品。同时,协助周恩来等人从国民党监狱里营救保释出共产党“政治犯”1000多人。在武汉,他对张国焘的叛逃行为进行了坚决而机智的斗争。在桂林,他与国民党桂系实力派广交朋友,与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相处融洽,使统战工作卓有成效,并通过夏衍等与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推动进步文化工作的开展,使桂林很快出现一个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对于一些自命清高、不愿意和国民党上层来往的知识分子,李克农有几句名言:“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分。”“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怕脏,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的政治局势急剧恶化。李克农连夜率部撤离,抵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继而转回延安八路军总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在这期间,李克农参与领导了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工作,派遣我特工人员深入敌占区获取大量的军政战略情报,对配合抗日战争的顺利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李克农就考虑到了内战危险的存在,指示在敌占区工作的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作长期打算,要充分利用国民党接收敌占城市的有利时机,积极向国民党的各个地区和要害部位发展,并指示各地在做好情报工作的同时,要做好国民党各派系的上层联络工作,为下一步全国解放战争做准备。

在解放战争的日日夜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日夜思考和研究对策。为了弄清敌人的真正意图,李克农指示,日夜监听国民党的电讯,从中捕捉信息。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摆在了李克农面前,经过认真分析,李克农判断,蒋介石断定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因为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毛泽东不来,就可以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做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李克农火速将情报和自己的判断报告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据此,中央政治局果断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假戏真做,取得斗争主动权。得知毛泽东要来重庆,蒋介石如意算盘落空,国民党阵脚大乱,因为他们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蒋介石恨自己的情报部门无能,导致谈判处处被动,而我方则一直处于主动地位。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夸奖李克农干得好,情报工作做得及时、准确,高度保密!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李克农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主要负责领导电台和机要科的工作。他在代表团团长叶剑英的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苦复杂的谈判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后,李克农回到延安,把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党中央机关实施转移。为了确保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的安全,李克农除抽调精干人员组成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外,还派出三个侦察站,配备电台,侦悉了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大量军事行动情报,为我方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在解放战争中,李克农领导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我情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高层指挥机关,及时准确地提供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研究战局、制定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是最成功的”。此外,李克农还参与策动了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地的工作,并成功组织了国民党多起海、空军起义和“两航”起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曾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等职。曾参与护送毛泽东访问苏联;曾幕后指挥朝鲜停战谈判取得成功;曾抱病陪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出色地完成了会前准备和服务工作;曾冒险写出“潘汉年案件”的审查报告,成为日后平反潘案的主要依据。

1962年2月,李克农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