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每个官员都是失意者

2009-11-30 08:18乔一一舒泰峰
瞭望东方周刊 2009年34期
关键词:官场国画官员

乔一一 舒泰峰

王跃文将自家客厅里的一幅油画,搬进了《苍黄》主人公李济运的客厅里: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正在怒放的粉红玫瑰。花瓶却是歪斜着,岌岌欲倾的样子,使人不免想把那花瓶扶正;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画框中不起眼的地方,写着小小的一个字;怕。

47岁,介于“不惑”与“知天命”的王跃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怕”是他自己的真实心境,“我越活越怕了,怕有意无意的言行举止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这也是他的新作《苍黄》希望传达的内涵一为官者心中要有所“惧怕”。

十年前,官场小说《国画》引爆文坛,作者王跃文也因此赢得了“中国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

近十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官场小说,《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大清相国》等等。但十年后的这本《苍黄》,是他继《国画》后最看重的一部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乌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李济运,谙熟官场潜规则。但同时又是一个尚有正义感的人,他与县长明阳等四人共同举报横霸一方的县委书记刘星明,致其落马。老同学熊雄接替县委书记一职,李济运本以为终于得见正义,却很快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尴尬,继而陷入困顿、绝望……

现在的官场运作“技术”难度提高了

《瞭望东方周刊》:读者看了《苍黄》后对乌柚县官场感觉很失望,甚至绝望,这是不是你的刻意设计?

王跃文:不是刻意设计,我的写作是跟着生活的逻辑走。我的小说与别人同题材的小说不一样,别人一开始就写一个大的腐败案件,把故事设计得惊心动魄。其实,生活中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惊心动魄的事情。我就是写日常状态下的官场。《苍黄》里的具体事件怎么发生,怎么应对,这是官场处理事情的常态,是一种现实的反映。我湖南有一个朋友看完这本书以后,给我发了条六个字的短信:看《苍黄》,心很痛。绝望也好,心痛也罢,我觉得不是我给的,是生活本身给的。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画》到《苍黄》正好十年,你眼中的中国官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跃文:这十来年,官场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律法规的建设、办事程序的透明等一些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这些进步,与一些官场中人的心路、期望是矛盾的,他们觉得法制越健全,办事程序越公开、越透明,他们就越为难,很多事情随着自己的意愿做不行,就会有埋怨。比如说现在机关进公务员是逢进必考。有的人就怀念过去的岁月,某个领导批个条子,就进来了。现在官场运作起来也不是说没有任何缝子可钻,但是提高了“技术”难度。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李济运还是很无奈。

王跃文:权力的运用,对某些官场中人来说有时好像成了官场的全部,所以有的官员手里掌握了权力以后,他愿意做的就是尽量把权力最大化,别人对他的控制越少越好,没有控制与监督更好。

有的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就是皇帝。一人专制,民主是写在纸上的,集权才是真的。充其量如果民主一点也就是“我吃肉、你喝汤”。有的人做了领导以后,就不给下属任何权力,单位进人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最后就很可能像刘星明一样,被下面的人集体搞下去。

《瞭望东方周刊》:刘星明倒台,熊雄接任,让读者看到了希望,但是很快发现并非如此,李济运等四个举报者都受到打击,为什么会如此?

王跃文:熊雄到了乌柚县后性情马上就变,他不得不变,不得不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小说里我写得很含蓄,熊雄从市物价局长调来当县委书记,上任以后,立马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他对老同学李济运的称呼改变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先是叫他济运兄,然后是济运,最后称李主任,-完全就是上下级公事公办的关系了。四个县级干部一起举报了县委书记,在上面有些领导看来,不是正义对峙邪恶,而是认为这个班子不团结,新派来的人也不愿意面对底下有这样铁板一块的权力结构,所以后来那些参与举报的人很快就被瓦解掉了。

“听起来太像虚构了,所以我没写进小说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早已脱离官场,现在的写作素材来自哪里?

王跃文:有自己的观察,也有官场朋友的交流,现在媒体那么发达,比如小说里把上访人员送到精神病院,其实就是在山东发生过的真实案例。

当然很多故事情节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原型,还是虚构为主。当年写《国画》我就写过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上级领导来视察,地方为了整治环境,除了打扫卫生,把街面搞整齐以外,就把当地的“闲杂人员”,主要是算命的、要饭的、残疾人全部放到收容所里面,关三天,供他们吃、住,上级领导走了以后再放出来。后来一些地方连这点都不想做了,因为那些“闲杂人员”放在那里还要吃、得花钱,于是干脆租一辆车,把人往别的地方一拉,拉远远的,估计你再想回来也要两三天。

事隔几年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发在长沙的一个报纸上,题目叫“向王跃文道歉”,为什么呢?他说当初他看《国画》的时候非常愤慨,我们的生活怎么会是这样?不可能的!王跃文歪曲生活,把现实生活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他在文章中说,他今天知道了,小说里写的事情就发生在身边。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苍黄》中刻画了一个《中国法制时报》记者成鄂渝,到处敲诈勒索,这个人物形象从何而来?

王跃文:这样的记者我身边就有。前几年,我们那边还发生过一件更令人作呕的事情,作家如果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写下来,别人还以为你是瞎编滥造。

有一个政法记者,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跟领导拉关系,找个工程让别人去做,他捞点钱。他采取的手段非常恶心,比如知道你这个局今年要搞一个什么项目,他就请局里的领导出去玩,把领导带到娱乐场所泡小姐,事先把小姐收买好,把那个避孕套留下来,然后他拿回家编上号,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在哪里做的,放在他们家专门买的一个冰柜里面冻着,这是真实的事情。他用这种手段牵制了很多官员,有一件事情让某官员办,若没办好,他会打个电话问:“那天晚上你在某某地方玩得高兴不?”对方一听,赶紧就去给他办了。

这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听起来太像虚构了,所以我没写进小说里。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小说里描写了一个官员,因为被确定为副县长选举的“差配”(陪衬),想不通,突然疯了。不少读者觉得他疯得太突兀了。现实中有这样的人吗?

王跃文:还真有这个原型,在我们当地,一位基层干部没有受任何事件的刺激,就是睡一觉起来,第二天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领导了,走出去跟人握手谈工作,成天夹着公文包在政府大院里面转来转去。

“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这次为什么选择一个县级政府作为你的官场样本,你认为县级官场的特性在哪里?

王跃文:就中国目前来说,县级政府才算得上是一个很完备的官场,除了立法权等少数几个权力之外,中国官场

所有的职能特点在这一级都具备了。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同老百姓打交道,这个特点上一级官场没有,这就决定了县一级的官场与上级官场相比更具有复杂性。反映目前中国的国情、或者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县级政府更能真实还原这一切。

《瞭望东方周刊》:乌柚的官场中几乎没有实话,官场规则与人的价值观构成怎样的关系?

王跃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在进人官场以后,他的价值判断都会被官场规则慢慢腐蚀,是否成功就看你官做得有多大,是否成熟就看你这个人是否圆滑,判断你是不是有能力的标准,是有了事情你能不能把它摆平。所以现在有一句顺口溜,叫做“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

这样一来官场中很多的是非其实并不是正常的是非,慢慢地对人的整个价值体系是一种破坏,包括对成功的看法,不少官场中人心中都有这么一条约定俗成的定律:官做得越大就越成功。从这个逻辑上讲,天底下的官员全部是失意之人,官做到哪一级才算大?为什么很多官员退下来以后身体马上就垮了,做大官的欲望是他的精神兴奋剂,当一切走到头的时候,也是他的意念终结的时候。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现实的各种社会矛盾往往非常集中地暴露在基层,肖可兴副县长笑李济运适合做大领导,直接面对老百姓会心软。你是否认为在基层当领导就必须心狠、强硬?

王跃文:基层领导就是这样,要吵架就吵架,要拍桌子就拍桌子,需要讲好话就讲好话,能进能退,能软能硬。老百姓一不满意就会骂娘,我们当时有一个乡党委书记实在忍不住被群众愤骂,终于拍案而起,他说,太气人了,你们老是骂我、欺负我,以为我是干部、党委书记就不可以骂你们,谁都是娘生的,从现在起,我宣布5分钟之内我不是乡党委书记。接下来,他就“回敬”性地骂了对方。5分钟时间到,他不骂了。这是乡党委书记做的事,换成哪个省长省委书记,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小说写了很多官场中人身不由己的尴尬,那么多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却又为什么死死守在里面不突围出来?

王跃文:我也问过很多官员。前几年下面很多地方,有的乡镇财政几乎就付不了他们的工资了,很多乡镇为了招待上面的领导,就在周围的饭馆里面赊账,赊到最后都赊不到了,饭店一听是乡政府的,不接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要进去。

我就问为什么?乡干部告诉我,大家总觉得好像还存一些希望,比如我现在在这里当一个乡党委书记,工资也很少,我请个客还要去赊账,我就总想着好好干,干几年以后也许一下子进城了,一下子提拔了。

有个县里还发生这么一个真事。到了年底,乡干部的工资、奖励没兑现,没钱发,乡党委书记说你们等着,下午放假我去借钱发工资。这个书记就跑到一个私人老板那里借了5万块钱出来,结果在他去往县城的公交车上被扒手扒走了。他自己大哭一场,乡里的干部却不理解,还骂他:你借了钱,你就应该回来,怎么是在去县城的路上被扒了呢?你肯定是准备拿这钱去送礼跑官的。

《瞭望东方周刊》:《苍黄》中的那一幅“歪瓶子”油画的频频出现,显然代表了你的某种态度,你在提醒官场中人要有敬畏,那么你觉得乌柚县官场的问题,到底是人性坏了还是制度有问题?

王跃文:人性本身有一些黑暗和缺失,假如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去限制,那些黑暗的东西会被无限放大。乌柚县官场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既有人性黑暗的东西,也有黑暗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自己由政府官员到作家的身份转变有什么感触?

王跃文:我的感触就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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