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学人与唐钞本《王勃集》残卷

2009-12-01 02:43高洪岩
古典文学知识 2009年4期
关键词:上野王勃

高洪岩

日本在奈良、平安前期传入的汉籍多以钞本形式流传,通称“唐钞本”。它们流传千载,古色古香,具有很高的审美收藏价值,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不仅如此,它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特别是文献辑佚以及考察汉籍东传日本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因而备受学者关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严绍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991),王勇、大庭修主编的《中日文化史大系》(《典籍卷》1996年),陶敏、李一飞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2001)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详于唐钞本内容本身的介绍,而较少言及它们在近代的收藏、刊刻、研究情况。实际上,近代中日学人在这些方面曾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学术史所不应遗忘的。本文试以日本现存唐钞本《王勃集》的四个残卷为例,藉此说明这些珍贵文献与中日近代学人的学术因缘。

王勃(650—676?),初唐四杰之一,提倡刚健劲雅的文风,在唐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文集已佚,今传者皆为后人辑本,较著名者有明张燮辑编的《王子安集》十六卷本和清蒋清翊的《王子安集笺注》二十卷本。这些辑本虽用力甚深,但由于其主要来源为《文苑英华》,故仍有不少篇章无从补辑。幸运的是,东瀛至今仍保存着四个唐钞本残卷,为后人提供了辑补的机会。

这四个唐钞本残卷分别是:1. 《王勃诗序集》一卷,庆云四年(707)写本,奈良正仓院藏。2. 卷二十八墓志下,上野尚一藏。3. 卷二十九、三十,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其中卷二十九存行状、祭文五篇。卷三十存王勃卒后亲友相关文字四篇。4. 《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一文,神田家旧藏,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此文亦属卷二十九,即目录中所提到的《祭高祖文》。后三种残卷同出一帙,皆出于千年古寺兴福寺,抄写时代在王勃去世不久,为王勃集现存最早写本。这四个残卷的文献价值极高。如佚文,仅正仓院所藏诗序,即有二十篇不见于中土文献;而王勃亲友诸文,对了解王勃去世前后的情形也极具价值;残卷同时为了解王勃集的唐代原貌提供了重要线索。由于残卷涉及到二十八至三十卷,可知唐代原编当为三十卷本,这使得两《唐书》、《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崇文总目》等三十卷的记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故内藤湖南认为,“全帙为卅卷无复可疑,固知杨序为字讹也”,可知杨炯《王勃集序》中“二十卷”的记载是错误的。至于《郡斋读书志》所载的二十卷本,今亦不传,但可以肯定已不是唐代王勃集的面貌了。

中国近代学者中最先提及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的是杨守敬(1839—1915)。清光绪六年(1880),他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召赴日,次年作为继任公使黎庶昌的随员留任。在日期间,他广搜古本珍籍,“每得一书,即略为考其原委,别纸记之,久之得廿余册”,后命名为《日本访书志》。该书卷十七有古钞《王子安文》一卷,云卷子载文“三十篇,皆序文。日本影照本,书记官岩谷修所赠。首尾无序跋,森立之《访古志》所不载,惜当时未细询此本今藏何处。书法古雅,中间凡天地日月等字,皆从武后之制,相其格韵,亦的是武后时人之笔。此三十篇中不无残缺,而今不传者凡十三篇,其十七篇皆见于《文苑英华》,异同之字,以千百记,大抵以此本为优,且有题目不符者,真稀世珍也”。岩谷修,号迂堂,或古梅园、金粟道人、一六居士。日本书法家,近江水口藩士。杨守敬曾向他借过宋本《尚书正义》原本、《春秋左传集解》古钞本。

杨守敬曾对这一钞本的性质有过推测:“此卷首尾无卷第(尾残缺),其第一首题王勃名,以下则不题名,似当时选录之本。然以勃一人之作,采取如此之多,则其书当盈千卷。考唐人选集唯《文馆词林》一千卷,而编录在显庆三年,非子安所及,抑唐人爱勃序文者钞之耶?疑不能明,记之以俟知者。(子安有《舟中纂序》五卷,然校此卷中文不尽舟中作,《滕王阁序》其一也。)今以逸文十三篇抄录于左,其他文十七篇异同,则别详札记。”岩谷修赠给杨守敬的古钞影本,乃明治十七年(1884)博物局石印本,其底本藏于奈良正仓院,由于所影并非完帙,使杨守敬的推断和校勘受到了很大影响,不过他对于《王勃集》残卷的著录与录文,仍给后人进一步查考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另外,杨守敬在《留真谱》中曾据《聆涛阁帖》影刻了上野氏所藏墓志卷首的十一行,当时虽不知为王勃集残卷,但其先导之功,仍值得学术史铭记。

继杨守敬之后,罗振玉(1866—1940)在搜寻、影刻《王勃集》残卷方面用力最深。1909年罗振玉受学部指派到日本调查农学,为期两月。在这期间,他曾与平子尚(号铎岭)讨论日本古籍写本,平子氏认为正仓院所藏《王子安集》残卷为最先,抄写时间为庆云时期,其中多存佚文,并且愿意介绍罗振玉前往正仓院观赏。当时罗振玉因归国日期临近,不能前往观看,便请他予以代为影写。

归国以后,罗振玉接平子氏来信,说影写事已得到管理者批准,一二月间即可以完成。平子氏还寄来了印刷局印本《王勃集》序文,希望罗振玉由此窥见一斑。该本仅十六纸,录序文二十首,相当于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三分之二,仅为正仓院序文全卷的一半。

罗振玉将该本与蒋清翊《王子安集注》本对校,发现其中有佚文五篇,于是将其赠给蒋清翊之子蒋黻。蒋黻(1866—1911),字伯斧,江苏吴县人,与罗振玉友善,曾共同创办农学会和《农学报》,其墓志铭为罗振玉所作。罗振玉劝蒋氏将此佚文刻于《王子安集注》后,但蒋黻希望正仓院本《王勃集》序文全卷到后再行刊刻。一年过后,毫无消息。罗振玉向东京友人询问,才知几个月前平子氏已因肺病去世了。正仓院本诗序影刻一事就这样暂时搁置下来了。(罗振玉《王子安集佚文序》)

不过,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罗振玉的友人内藤湖南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惊喜。1910年秋季,内藤湖南到中国学部观看敦煌卷轴,以《王勃集》的另外两种古写残卷影本相赠,其中墓志三首,即《唐故度支员外郎达奚公墓志并序》、《归仁县主墓志并序》、《唐故河东处士卫某夫人贺拔氏墓志并序》,时为上野有竹所藏。上野有竹,日本收藏家,与内藤湖南友善。内藤曾为其《有竹斋藏钵印》作序,称其“抗志爱古,所蓄法书名画之富,久噪于世”(《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影本中另收《过淮阴谒汉高祖庙祭文奉命作》一文,则为神田信醇所藏。神田信醇(1853—1918),字子醇,别号香岩,晚以别号行。日本著名诗人、书法家、收藏家。家为平安旧族,收罗古钞书椠、金石书画极丰。其藏书之处曰容安轩,所储多古钞书椠,而唐钞四种最为惊人秘笈。精赏鉴,尝任京都帝室博物馆学艺委员四十年。与内藤湖南友善,内藤曾作《瘗髯铭》记之。内藤湖南的这一赠本,当即明治四十三年(1910)八月上野氏珂罗版印行的“唐钞文集”。内藤湖南在《富冈氏藏唐钞本王勃集残卷跋》中回忆说:“明治庚戌上野有竹君以其本同一帙合两本付之玻璃板……会余游燕山,举以赠伯斧及彼地诸硕学。”可见上野本通过内藤湖南,在印行一月左右即赠予了罗振玉、蒋黻等人,当时中日学术交流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内藤湖南实是上野和神田氏所藏《王勃集》古钞本的最早鉴定者。内藤湖南有《上野氏藏唐钞〈王勃集〉残卷跋》一文,对该古钞本进行了考证:“其书法近北朝人,仿佛有敬显儁碑、杜文雅造象遗意。凡写华字,皆缺末笔,乃避则天讳,而后制字一无可用,可断其钞成于垂拱、永昌间矣。此书撰人从未有考者,尝观平安神田香岩君藏唐钞《过淮阴谒汉高祖庙祭文奉命作》一首,首云‘维大唐上元二年岁次乙亥八月壬申朔十六日丁巳,交州交阯县令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汉高皇帝之灵,其体式书法全与此墓志同,其纸缝有‘兴福传法印,纸背写《大乘戒作法》,亦并同(戒法凡八百年前我邦僧徒所写),据新旧《唐书•文苑传》:王勃为虢州参军,时杀官奴曹达,事觉除名。勃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阯令,上元二年勃往省父,渡海溺水而卒,年二十八。是知《祭汉祖文》勃代其父而作。余因终定此墓志为勃集残┚怼!…今复获此四首,其钞写时先于秘库本二十余年,距勃死不过十年,勃文之存者,莫此为旧。”(《宝左庵文》,载《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内藤湖南《续论书绝句》中曾歌咏此卷:“兴福旧储印记分,则天朝写子安文。墨痕仿佛魏齐迹,遗法应寻敬史君。”注云:“王子安集残卷,今分藏上野、富冈、神田三氏,皆有‘兴福传法印记,余以其避武后祖讳而不用后新制字,定为垂拱、永昌间写,书法圆劲,似敬显儁碑。”内藤氏不仅最早指出上野藏本为王勃集残卷,而且根据避讳断定此写本作于垂拱、永昌间,距王勃去世不过十年,为现存王勃集最早写本,这些结论,均已为学界接受,堪称王勃集文献的重大发现。

加上前面提到的平子尚赠本中的佚文,罗振玉这时已得到王勃集佚文九篇。他劝说蒋黻速将这些佚文付梓,切毋因循求全。但此时蒋黻向杨守敬借其藏本,书函往来又过一年,这时已经是1911年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蒋黻在这年的秋天突然罹暴病身亡,致使王勃佚文“刊刻之事,遂成泡幻”。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举家迁往日本,寓居京都,至1919年春始返回国土。在这一期间罗振玉仍不忘影写正仓院本《王勃集》,但因为“御府秘藏,禁令森严”,多次未能实现影印愿望。这时罗振玉“大悔往者之在海东,恨不宽归程三日,一观此秘笈也。至是写影之事,遂不复措诸怀”。懊恼之情,溢于言表。

罗振玉辛苦搜罗王勃佚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1913年内藤湖南曾将正仓院《王勃集》残卷影本赠与罗振玉,笔者在辽宁省图书馆见到了这一赠本,共十六纸,扉页上有罗振玉跋文:“唐初写本《王子安集》残卷,原本在日本正仓院,为彼帝室御物,藏护严密,不以示人。此正仓院印刷官局印本,三十年前所印,流传甚罕。此为湖南博士所赠,校以《王子安集》蒋注本,多佚文八篇(按:实为六篇)。癸丑(1913)六月,上虞罗振玉记于海东寓居之比叡山楼。”

皇天不负有心人,1918年的秋天,罗振玉终于有了见到正仓院《王勃集》残卷全本的机缘。当时还是年轻人的神田喜一郎去拜见罗振玉,告知近来得正仓院《王子安集》全印本,计二十余纸。这个印本,当即明治十三年(1880)印刷局石印之全本。罗振玉得知大喜,“我辈所藏仅十六纸,此则廿余纸”(1918年9月23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亟请借观,则为文四十一篇,不见今集者凡二十余篇……杨(守敬)本佚文,实仅六篇,而此本佚文二十篇,则完好无缺,为之喜出望外。乃以三夕之力,手自移写,合以祭文一篇、墓志三篇,共得佚文二十四篇,其见于今集者之二十一篇,亦手校异同,别为校记。正仓院本字多讹别,或有衍脱倒植,其第二十八残卷,讹误尤繁,皆一一为之是正。其不可知者,则守盖阙之训”。编成《王子安集佚文》一卷并校记一卷,付梓印行。对于这一收获,罗振玉深有感慨:“此集虽以三夕之力成之,而梦想者且十年。昔之难也如彼,今之易也如此,惜平子君与伯斧竟不及见矣。”1918年12月7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有“《王子安集佚文》印好,甚慰”(《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集》)的话,可见传刻王勃佚文一事在罗氏心中之地位。

正仓院本《王勃集》残卷经罗振玉的刊刻,已化身千百滋布于世了。然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内藤湖南在《正仓院本〈王勃集〉残卷跋》(大正十一年八月)中曾提及此事:“近年罗叔言参事亦据印刷局本全录今本所无廿首,合上野、神田二氏本,以为《王子安佚文》。其今本所有廿一首,则作校记以附录其后,用仿宋活字印行,于是正仓院本滋布于世矣。”肯定了罗振玉此举的意义。但对其校录却并不满意:“叔言校录竟多讹夺,不似平生之精审,未足赖以永其传,予将欲尽合诸本及道诚注《释迦成道记》,校勘写定,以赓蒋刻,恨志长暇乏,未遑下手尔。”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初刻本《王子安集佚文》,上面多有内藤湖南的批校,指出罗氏失校、误校三十余处,可见内藤氏的评价是客观公允的。

虽说留有遗憾,但正仓院本的主要信息毕竟已传回了中国,令罗振玉牵挂的是,刚刚发现的《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未能收入《王子安集佚文》中。他在该书序文中说道:“京都老友富冈君(谦藏)别藏《王子安集》卷廿九及卷三十,与上野氏残卷同出一帙,予曾披览,劝君影印以传之,君唯唯,意若有所待者。今此集刊行,君或亦将出其珍秘而传之艺林乎,企予望之矣。”

《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的发现者是当时任京都大学讲师的富冈谦藏。富冈谦藏,字君,号桃华。日本著名汉学家,为画家富冈百炼之子,与罗振玉素有交谊。1918年,东京富家赤星铁马尽售其家藏书画,目录中有题为“橘逸势集”书迹一卷。橘逸势(?—845)平安前期官员,书法家。工于书法,与嵯峨天皇、空海合称平安前期“三笔”。富冈检其影照样本知为旧钞《王勃集》二十九、三十卷,期在必获,遂以重价购之。这二卷《王勃集》残本,与上野氏、神田氏二本同出一帙,并有“兴福传法”印,真可谓“希世瑰宝”。其中卷二十九存《张公行状》以及《祭石堤山神文》、《祭石堤女郎文》、《祭白鹿山神文》、《为虔霍王诸官祭故吏文》、《为霍王祭徐王文》五篇祭文,皆为王勃佚文。第六篇《祭高祖文》有目无文,当即神田氏所藏《过淮阴谒汉祖庙祭文奉命作》;第三十卷非王勃文字,乃其死后亲友吊问之作。富冈氏曾有意将此二卷影印以饷同好,但他于翌年遽归道山,可谓赍志而殁。

作为最早目睹《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残卷真迹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对这一珍贵文献挂念已久,原本既不能致,必求之影本而后快。1919年罗振玉携家返国,临行时作出了重大决定,即将其京都寓所东山寄庐捐与京都大学,所获钱款用以影印日本所存唐钞本,请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两博士主持其事。内藤湖南请富冈谦藏之父先以《王子安集》残卷二十九、三十卷付玻璃版精印。1922年6月,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所影印的唐钞本第一集中即有《王勃集》第二十九、三十卷,罗振玉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这样一来,王勃佚文又增加了六篇,而“子安文在天壤之间者,其亦尽于此矣”(内藤湖南《富冈氏藏唐钞〈王勃集〉残卷跋》)。富冈家族所藏的这一古钞本,昭和六年由文部省指定为国宝,昭和十三年六月富冈家藏书拍卖,此卷为京都古书店细川开益堂以14218獌腋呒酃旱,后辗转入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京大影印本《王勃集》一出,内藤湖南以为罗振玉“或将续印以广其传”。这一推测不久即得到了证实。罗振玉于1922年10月对《王子安集佚文》及校记做了增订。这个增订本新补入了《王勃集》第二十九、第三十卷,成为日本唐钞本《王勃集》四个残卷的第一个全录本;校记方面也增补了十余条,质量较初印本有了很大的提高。罗振玉治学之严谨,于此可窥一斑。从1909年罗振玉请平子尚帮助复制正仓院本开始,至1922年《王子安佚文》增订本的出版,不大的篇幅竟耗费了罗振玉十余年的时间!惜国内学者对于这个增订本尚未有过充分利用,如万曼的《唐集叙录》、何林天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上海古籍出版的《王子安集注》附录,用的都是初印本,佚文缺漏、校录不精等不足都被沿袭了下来,这是很遗憾的。

以上我们介绍了近代中日学人对唐钞本《王勃集》残卷的著录、刊刻以及研究情况,通过对这一典籍交流个案的追索,可以发现这一过程颇为复杂而曲折的一面,然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杨守敬、蒋黻、罗振玉、内藤湖南、神田喜一郎、富冈谦藏等人都与《王勃集》残卷有着不解之缘,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生命均已融入其中,值得我们去追思和铭记。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本文曾刊于内部刊物《日本研究集林》(2002年第一期),误字甚多,今加以订补,重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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