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与理想精神的凝结与升华

2009-12-07 03:38刘荣林
艺海 2009年10期
关键词:满山现实生活别墅

刘荣林

在2009年湖南艺术节参赛剧目中,易介南编剧的《五十二家别墅》(以下简称《别墅》)的演出成为非常精彩的看点,引起各界普遍关注,好评如潮。《别墅》之所以具有如此突出的审美效应,关键在于作品贴近生活,反映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具有强烈现实生活与理想精神凝结与升华的突出审美特色。

《别墅》把故事巧妙地放在时下我国经济大潮风起云涌而又处于世界金融风暴的现实大背景中,选择了一个“明星教授企业家,高级白领加巨商”富得流油的别墅区为具体环境,以“为贫困山区”学生和“重病”患者募捐为主体事件,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情感,反映社会生活,以寄寓剧作家易介南对当今社会、人生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判断。

这里的募捐不仅仅是《别墅》的主体事件和具体故事,实则又是现实人生的“试剂”,正是因为它,又成为剧作的主体矛盾,主宰、制约和造成《别墅》中一切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细节的表现,人物言语行为及其动机、过程与理想化了的结果。无论它在作品中是否被直接的正面描述,它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等都起着统领和主宰的作用。也正是面对募捐这一现实生活的“试剂”,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情致、不同性格的人物,就有了不同的募捐行与言,反过来又反射了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性格、情致和精神等。主人公社区主任陈满山和妻子周红叶的朴实、热情、勇于奉献和两难生活:保姆们的热情、慷慨和泼辣;马武扬的唯利少仁的商人气质;丽丽的单纯、稚气、爽直;余姗姗的犹疑不定等都是这一特定环境下的“这一个”。作品没有把这些人物脸谱化、概念化和格式化,而是把他们放在社会的、自然的以及内心矛盾冲突的漩涡中,来生动形象地刻画他们,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尤其是陈满山夫妇,他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和生活在空中楼阁的虚无之人,而是活生生生活在现实中的凡人。面对募捐的艰难、讽刺和打击,他也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尤其是面临自己生活窘困,儿子读大学需要学费,特别是妻子周红叶深患重症也需募捐的极端窘困条件下,陈满山的两难心理被冲击出来,也唱出了:“平日里我把人情看得重,此时人情换不了钱一分。平日里觉得尊严值万金,此刻脸面卖不了钱一文。平日里我把良心捧手心,生怕它在人世间惹风尘。良心救不了妻子的命,我羞在人世间度光阴。”这是陈满山在复杂多重的矛盾交织中,对灰色人性的深刻感受和理性感悟。这样抒发的灰色情感就与他热情公益事业,真心服务业主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更突出了陈满山的积极精神和进取情致,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陈满山人生、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使得陈满山形象十分丰满。同时在募捐的主体事件冲击、试验下,众多的人物性格、情致、精神,由隐性而变为显性,它们互为比照、衬托、渲染,使得《别墅》中人物形象“各有其声口”、“各有其性情”,既生动典型,又自然恰贴,显得非常真实可信,鲜明突出。

然而,《别墅》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还不会有如此深刻影响,或者说故事的生动性和人物的形象性只不过是《别墅》的表象,或许剧作家易介南也还没有意识到,但他绝对敏锐体验和深切感悟到了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由于经济生活的巨变及其金钱的冲击,进而引发了时下一些人人性的异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变异。被软禁了的二奶甚或是三奶的余姗姗的男人,成为黑社会性质的歹徒,几个臭铜钱使他已经缺失了民主与法治下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和人性的良善,他不仅不关心募捐的事,而且还软禁和限制了余姗姗的自由。佘姗姗的保姆以及余姗姗、马武扬等,都有着不同程度或浓或淡的人性变异,缺失了人应具有的对弱者的同情心和恻隐之心(主要指戏剧的前半部分)。当然,现在泛滥了的募捐,也确实让人们产生了厌倦和麻木情绪,但作为腰缠万贯的“巨商”“老板”们来讲,还是应该担负起一定的同情和恻隐的社会责任,但是这些人恰恰是人性变异,甚至异化了。也正是经济大潮冲击下及其人性的变异、异化,使得五十二家别墅以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也在位移和变形。

雇佣被雇佣,依附被依附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然而在今天的现实社会里,科学与进步、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及其主体意识也已植根于人们心中,在这些矛盾冲突中,雇佣和被雇佣,既有其依附性,又有其自主性,所以雇主和佣人间,具体到《别墅》中就是雇主和保姆间就有了不同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主仆雇佣关系,又不同于西方“充分”民主下的独立性格很强的雇佣关系,形成了他们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际关系。正如保姆们一出场所唱的:“他们工作,他们挣钱,他们度假,他们休闲。照顾老人,我们为他们尽孝心,抚育儿童,我们为她们当母亲。他们早出晚归没时间,我们独享豪宅当主人。”这一唱就唱出了现时代过渡中,形势巨变的复杂性、多重性特点以及人文关系的异变性特点。恰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曾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从这一理论出发,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别墅》所揭示的现实生活:至今还残存着浓郁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正在发展,并开始向着“第三个阶段”迈进而努力挣扎着。《别墅》正是这样现实生活的揭示,才显示了剧作家的智慧与深刻。

剧作家不仅很深刻地揭示出经济大潮下巨商、保姆等各层人物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批判,在于告诉读者,人绝不是动物,只有物质利益的追求,同时道德、情感、意志、精神更是人的追求。卡西尔在《人论》中就谈到:“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别墅》在前半部分通过故事的叙述、戏剧情节的演绎以及形象的塑造,对现实生活中那些灰色现象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后半部分则也给予了情感主义和理想精神的艺术表达。其突出表现在前后两次募捐的第二次募捐上。《别墅》在极力渲染铺垫第一次捐款事件之后,又设置了第二次捐款,这两次捐款有着严密的因果关系,第一次捐款是第二次捐款的预演和铺垫,第二次捐款是第一次捐款的延续与升华,一是加强作品对社会、人生、历史、时代的批判力度,特别是借陈满山之口,发抒了对现实与理想尖锐冲突,使自己有了二难情境的深切感受:“到此时人情难换钱一分”,“在此刻脸面不敌钱一文”;二是进一步寄寓自己的积极昂扬人文精神和对生活哲理的真诚感悟。

陈满山生活十分窘困,夫妇二人下岗,竞聘当了社区主任和物业管理员,可是工资不高,儿子上大学,然而“船迟又遇迎头风”,周红叶身患重症,有性命之忧,就逼出了为治病救人的第二次募捐。由于陈满山、周红

叶的全心全意服务社区的精神,深深感动着大家。夫妻二人用自己的爱心、诚意和真情呵护,改变了初中生丽丽错位的学习态度。在妻子周红叶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下,陈满山勇闯虎穴,挽救被软禁了的余姗姗等,具有极大的人性感召力,使得那些良知未泯的五十二家别墅主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得以回归,正如马武扬唱的:“有钱不再找情人,伤身伤心又伤神。有钱我把好事都做尽,不留半点遗憾在心中。”不过这是马武扬遭受破产的打击和女儿丽丽的改变,才使得这个变异了的巨商,有了真情和责任的复归。众人也纷纷助人为乐,捐款治病。“尽管第一场(捐款)目标指向是山区的一群贫困孩子,第二场是一对普通的下岗夫妇,单纯从对象上看,后者似乎远不及前者的份量,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第一场的真情真义,就引不来第二场的生动感人。当我们在捐赠队列中看到开发商马武扬,看到“二奶”余姗姗,看到许许多多熟悉或不怎么熟悉的身影时,我们清楚地知道,与其说第二场捐赠活动是一次单纯的爱心行动,不如说是美丽人性的一次大展阅,是人性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绽放出的异样光彩;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思想的着力彰显。”

正如保姆们齐唱的一样“一栋别墅是一个家,一个家庭有一份情。不分贫富都来相助,真情温暖你我的心。”也正如卡西尔说过的:“所有那些从外部降临到人身上的东西都是空虚的和不真实的。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的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予他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别、甚至健康和智慧的天资——所有这些都成了无关紧要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由此我们不免又想到马可·奥勃留·安托尼努斯皇帝说的:“不要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要过于焦虑不安,而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并且象一个人,象一个有人性的人,象一个公民,象一个凡人那样地面对生活。……事物并不对灵魂起作用,因为它们是外在的并且始终是无动于哀的:而我们的骚动不安则仅仅来自于我们自身中所形成的那种判断力。你看见的所有那些事物,都是瞬息万变并且将不再称其为所是的;要牢牢记住你已亲眼目睹了多少这样的变化。宇宙——变动不居,生活——作出判断。”易介南的《别墅》审美情致和审美意绪恰恰就在这里:“事物并不对灵魂起作用,因为它们是外在的并且始终是无动于衷的”,“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本性是不容扰乱的。”所以《别墅》有如此“大团圆”结局和“光亮尾巴”的结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自然的。由陈满山深情地唱出:“穷有穷的乐,富有富的愁。将心要比心,生活能同舟。为富有仁义,安贫知奋斗。世间百态各不同,爱心谱写和谐曲。”它也是剧作家易介南创作《别墅》的旨归所在和理想精神的真切表达。

《别墅》戏剧情节发展曲折跌宕,一波三折,戏剧化语言简洁凝炼,形象生动,个性化强,艺术手法灵活多样,人物性格十分突出,内容也丰富多彩,夫妻情、邻里情、同志情交相融通,在尖锐的冲突中人物形象塑造丰赡、生动,情调昂扬。陈满山唱道:“接过妹妹的酒,谢过妹妹的情,来世我们还要成亲。下辈子我发狠去挣钱,变成一个大富翁。不买彩票不炒股,带上我的妹妹出远门。上走伦敦、柏林、巴黎、意大利,下走埃及、马里、多哥、喀麦隆。……我要把万贯家财都用到你身上,还我这辈子欠你的情。”我们谁能不为这对夫妻的情谊深厚而悄然动容、泪沾衣襟、啧啧称叹呢?这段唱词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点,又有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从中不难看出,《别墅》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批判意味,无论是对历史、社会,还是人性、人生,都有着很强的批评意识;另一方面也有着对现实生活的歌咏、憧憬和追求,这也是《别墅》的根本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现实生活人际关系的变异与回归,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情怀,这就使得《别墅》具有了浓郁现实生活与理想精神凝结与升华的艺术特色,进而更深刻地印证了马克思、卡西尔、安托尼努斯皇帝的一系列哲学论断。《别墅》的深刻性、典型性、艺术性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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