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典的读者而行动及其喜剧

耿占春

读福柯的《词与物》，我的阅读所产生的真正乐趣不在于福柯，而在福柯论述唐吉诃德的文本之下或文本之外，我同时在解读另一个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故事，英雄骑士和他的侍从们的故事。一般而言，一个人总是在阅读书本的时候同时分出另一只眼阅读他的经验世界。他的目光始终坚定地投射在他置身其中却没有形成文本的现实事态之上。福柯的文本。他的每句话每一行除了字面意义之外，对我的经验语境来说，都自发地产生隐喻或寓言。我同时在读另一本书，这就是我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这个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已经以失败的悲惨经历胜利了，并且进行了历史书写。然后又以喜剧化的方式失败了。只是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历史仍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书写的。如果不是我同时在福柯的每一行文字叙述里同时解读着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故事，他的这本书就没有这么大魅力。这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对一本书的隐喻式读法。

唐吉诃德，意味着这样一种阅读与生活、或者是阅读与行动的关系：他是作为读者而行动的。保罗作为耶稣教义的先知者而传教，列宁作为经典的读者而号召革命。世界上有许多作为伟大经典的读者而进行历史行动的先例。在最卑微的意义上，包法利夫人因为多读了爱情传奇而企图在自己的人生中实现它，把自身的生活变成了悲剧式的罗曼斯，如同唐吉诃德读了骑士故事而出发去行侠仗义一样。不幸的是，他们不是例外，我们就生活在伟大读者的某种历史性的幻觉中。有时极其崇高，有时极其野蛮。这个经验语境就是把书本和书写，即把文学或哲学的“经典引语”，特别是把书本上的英雄传奇与英雄史诗与现实混淆起来的现代历史。这个文章就是这种双重阅读所产生的历史联想的记录。事实上这样的阅读很容易做，只要把末等贵族、骑士(英雄)、律法、职责、诺言、证明、历险、符号、行动、重新创造史诗、把现实转变为符号——等等变成具有象征意味的叙述，一切隐含着的历史故事的相似性的文本就被接触了，就能够在福柯的文本或者关于唐吉诃德的文本中读出另外一些“仿英雄”和“仿效骑士”的故事，读出把先前的神圣文本当作现实的索引、或者未来的蓝图进而动手去改变世界的著名故事。我现在把他的话引述如下，试试这种双重阅读的效应，能否在这个显见的文本之下读出另一个我们自身历史语境中暗含的文本：

因为存在着他作为可怜的西班牙末等贵族这一现实，所以只有从远处倾听表示了律法的古老史诗，他才能成为一名骑士。该书与其说是有关他的生存的，还不如说是有关他的职责的。他必须不断服从这个职责，以便知道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以及他应该把什么样的符号赋予他自己和其他人，以表明他的确与他所处的文本具有相同的本质。骑士故事一下子就向他的历险提供了一个书面描述。每一个插曲，每一个决心，每一种不合时宜的行动，都象征着唐吉诃德实际上类似于所有这些他已移印的符号。

唐吉诃德式的阅读是近代历史中的一种关于书籍阅读或经典解读的伟大典范：把阅读与对书籍的解读直接变成行为，变成行动的契机和依据。书籍或理论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唐吉诃德式的阅读所想象的。阅读使他明白自己的身份、伟大的谱系与使命。阅读唤醒的不是关于现实感的叙述，不是这一叙述、解释的问题，而是职责意识。随后的一切都是阅读引发的历险记。阅读唤起模仿，经典事件及其叙述的意义就在于此，经典是一个诱发伟大模仿行为的典范。经典事实就是一个范例，它的作用就在于引导后继的模仿。在后来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那里，阅读罗曼斯诱发了她坚决模仿浪漫主义爱情的行为，甚至不惜抛弃真实的生活。唐吉诃德式的阅读是为了模仿伟大。这不是笑谈，一个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正在这样模仿他们所阅读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经典。他们同唐吉诃德式的骑士一样，这个知识集团也不考虑文本与现实的差异。如果人们没有以经典文本的描述来认识现实，那是人们的错，而他们做的就是必须把文本和符号，打在现实的脸上。使现实具有业已文本化的那些特性与含义。现实是文本的注释而非相反。世界的苦难已经证明了邪恶魔鬼的存在。事实上，他们也从远处聆听了律法的古老史诗，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在阅读行为中已经使他们自己变成了志在改变世界的英雄骑士。

但是，如果他想类似于它们，他就必须证明它们，并且，(可辨认的)那些符号不再相似于(可见的)存在物。所有这些书面文本，所有这些荒诞的故事，恰恰都是空前绝后的：世上没有一个人会与它们相似；它们无限的语言仍然悬置着，任何一种相似性都不能实现它们；它们全都能被烧毁，而世界的形态却不会改变。如果唐吉诃德想类似于那些他作为其见证人的文本、表象和真正的类似物，那么，他必须提供证据，提供不容置疑的标记，即它们在讲述事实真相，它们确实是世界的语言。履行书本提出的诺言，这个任务就落在唐吉诃德身上了。他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创造史诗，尽管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史诗叙述了(或者自称是叙述了)真正不合时宜的行动，以供我们记忆；唐吉诃德必须赋予现实种种有关叙事的没有内容的符号。他的历险就将是对世界的辨认：细心的历程在整个地面上突出了这样一些形式：它们将证实书本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每一个不合时宜的行动必定都是一个证明：它并不在于真正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胜利并不是完全重要的——而是在于把现实转变为符号。并且要转变为这样的符号，使得语言的符号真正符合事物本身。唐吉诃德读解世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书本。他唯一给出的证据就是相似性的闪烁。

在现代史中，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携带着他们的书本，举起利剑长矛在他们尊奉的经典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相似性中穿行，甚至行动的挫折与失败，也用来证明书本的正确性。唐吉诃德第二卷第十章第二节有个著名的情节：也许是因为随从桑丘惟恐受罚，变得比平时更乖觉，或许是因为这个侍从已经“吉诃德化了”，便慌称骑在驴上的丑陋的村妇实际上是贵妇杜尔西内娅被人用魔法变成的。于是自封的骑士只好痛苦地承认他绝妙无双的爱人确实变得卑贱了。唐吉诃德决定从思想上迎击这种可怕的挑战，对杜尔西内娅依然矢志不渝。因为这是中古时代骑士的道德理想。唐吉诃德推想自己确实是在经受着屈辱的考验，因为他无力消除那些狠毒的魔术家们符咒的魔力，显然正是他们把他的理想爱人变成了一个粗笨卑俗的村妇。唐吉诃德荒唐可笑地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当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发现他们美好理想的讽刺性的变形记时，他们也同样不承认他们认错了书本与现实、符号与事物的相似性，他们把相似性的消失视为狠毒的阶级敌人及其非同小可的破坏性的存在。

这是一个总是未能实现的相似性。它把寻求的证明变成了嘲讽，使得书本的语言永远显得空洞无物。但是，“非相似性本身拥有一个它卑屈地加以仿效的模式”，非相似性的所有标记，所有证明书面文本并不讲述真相的符号，都类似于施展魔法的作用：把差异性引入了不容置疑的相似性之中。因为这个魔法是在

书本中被预见和讲述的，所以它所引入的虚幻的差异性只能是一种迷人的相似性的标记，于是，产生了一个额外的标记：“符号确实与真理相似”。

塞万提斯的主题更加复杂宏伟。唐吉诃德是一个把符号当作(相似于)真理的人，而塞万提斯则怀疑这种相似性。但塞万提斯讽刺性的方法是，继续让唐吉诃德和读者沿着他们的阅读幻觉深入下去：(在第七章?)自称是故事的第二位作者的叙述人在叙述到唐吉诃德举手要打一个对手时突然停住不讲了，他对读者解释说，他的历史材料就到此为止。叙述者深信这个故事一定会继续发展，于是便着手寻找失去的材料。第八章叙述他如何在寻找过程中发现了阿拉伯历史学家熙德·赫莫特·本内格利用原文写的《唐吉诃德·德·拉曼却》一书，以及他如何让一个摩尔人把它翻译成卡尔第斯语的过程。由于叙述者逐渐变成了一个编辑角色，他开始变得可以去怀疑这位阿拉伯历史学家和他的叙述是否真实可靠。故事重新开始时，唐吉诃德把他的对手打下马来。因为这种骑士式的胜利使得唐吉诃德能够继续固执地追求他那荒谬的抱负。正像吉列斯比在《欧洲小说的演化》第四讲里所说的，“这里必然出现的矛盾是，休止，亦即和虚构永远决裂。就等于重新回到笔直的道路，回到对现实的清醒追求。对继续开展的故事的各个方面的叙述，如对那个可能是说谎的‘阿拉伯作者的故事的挽救，对唐吉诃德不合时代潮流的游侠作风的侥幸肯定，以及读者在阅读其冒险经历时所重新感到的快乐，都等于是偏离正道。一个强大的幻景在发生着影响。即使我们不时地想到语言在施展有效的魔法，我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不由自主地予以认同。”

稍嫌附会的是，我们也知道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自从武装出发，就一直遭遇着思想和学究们的大量质疑。连同情他们的人——这等于是同情人类社会的苦难，反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也对他们所说的文本与现实的相似性提出了有根据的怀疑。然而，历史故事进行下去的时候，这个武装化的知识集团仍然把对手打下马来。不管对手是谁，是不是真正的魔鬼，胜利确实是一个现实。而且这种胜利鼓舞了文本与现实相似性的幻觉。随着胜利，文本与现实的相似成为一种不容怀疑的信念。而且新的现实性胜利正在迅速地转化为文本，变成新的经典。新的经典、新的文本进一步加强了相似性的幻境。

《唐吉诃德》第二卷前半部有着结构复杂的章节，用桑丘的话说是把卷心菜和筐子混在了一起。翻译成文学的语言就是把内容和形式混在了一起。第三章的开头：唐吉诃德“想问问学士，书中究竟对他是怎么说的。他不信真的出了这么一部传记，因为染在他剑锋上被他杀死的敌人的血迹都还没有干，他为发扬骑士道而建立的功勋就这么快被写成书出版了吗?”行为需要对行为的崇高化叙述，行为渴望被史诗般的加以叙述。一切行为，尤其那些自觉其伟大的行为，渴望被史诗般的叙事加以肯定。世界希望落脚在一本书中。

但是。语言并非完全成为软弱无力的。它现在拥有新的力量，只属于它自己的特殊力量。在小说的第二部分中，唐吉诃德遇到了一些人，这些人已经阅读了他的故事的前半部分，并把他这个真正的人视作小说中的英雄。塞万提斯的文本反省自己，沉溺于自己的深度，并成了它自己的叙事对象。英雄历险的第一部分，在第二部分中，起着起先由骑士故事承担着的作用。唐吉诃德必须忠实于他现在已经成为的书本：它必须防止它出错，防止它被伪造，防止它可疑的续篇；他必须详细地补充省略的东西；他必须保持它的真理。——由于首先读了这么多的书以至他也成了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漫游在并没有认出他的世界中的符号，所以，他现在已经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包含了他的真理，精确地记录了他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并最终使他能被确认，以至于他相似于所有那些符号(他把这些符号的不易抹去的痕迹留在身后)。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二部分之间，在这两个部分的空隙之间，并且只靠这两个部分的力量，唐吉诃德拥有了自己的实在。他只把这个实在归于语言，这个实在完全存在于词内。唐吉诃德的真理并不在于词与世界的关系，而是在于词语标记在彼此之间保持的那个细小和永恒关系中。史诗的从未实现的虚构已成了语言的表象力量。词刚刚关闭了它们自己的作为符号的本性。

二十世纪的革命重复了唐吉诃德式的文本与现实关系的双重经验。他先依据书本来认证现实，然后他的现实胜利又重新转化为文本、真理性符号。在他生涯的第一阶段。他是一个心怀书本真理去现实中寻求确证的人；然而到了他骑士生涯的第二阶段，他作为骑士的丰功伟绩已经传奇化，成为人们在现实中看得见的英雄。他的事迹已经进入书本、符号、叙述。叙述的力量加强了他作为英雄骑士的魅力。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经历了相似的里程。他们比唐吉诃德还热爱这些关于他们自己故事的叙述。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双重魅力。现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都已经是他们的史诗叙述的读者。他们在新的文本中的存在比他们在现实中的存在更显伟大。他们现在就是史诗与历史的统一，是符号与现实的一致。他们心中的早先文本与现实的相似性幻觉已经变成了不容质疑的真理。直至真理再次显现为幻觉，符号与事物的统一性消失。相似性变成荒诞的嘲讽。

我已经把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故事所包含的隐喻直白地叙述了。其实出自《词与物》的引文，如果加上阅读时所做的语气处理，比如重音、停顿、重复、引号等等，弦外之音就已经能够清晰地听到，或使其显现出另一个重叠的历史文本。对一个文本的解读在阅读这个文本时就已经完成了，阅读结束的时候，解读也就应该随之结束了。而这个所谓的文章的写作也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一个文章所要求的一切就还没有兑现。在意义的领悟上纯属多余的活动，对于要写一篇文章的承诺来说就成为必须进行重复操作的事情。

下面的解读其实应该视为一种误读，它并不是发掘这个文本的微言大义，而是经验式阅读的一种常见的阅读转义，或者一种转喻式阅读，一种连类无穷的想象。也许可以说，唐吉诃德预言了一个伟大、崇高而残酷的意识形态时代的降临，尽管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这个人物遭遇了嘲笑，然而他在人类历史中的英雄仿效行为才刚刚开始，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充当了唐吉诃德，二十世纪人类影响深远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出现，他们的(仿效)英雄行为的一番丰功伟绩，他们按照他们在经典书本中所读到的来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险故事。随着这个知识集团的出现，随着这个知识集体的武装化。一种世俗拯救或解放的希望在宗教衰落之后再度降临到人间。

作为经典作品的读者的预言家看到了可怕的贫困，看到了道德堕落的富有，他们从中看到了善与恶的斗争即革命的必然性。他们还从经典书本中读到人类历史正在朝向一个道德的崇高目标，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人加入这一行列已经是多么自然而迫切。就像它的经典作者所预言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或如一个体验过这一热情时代的诗人

事后所描述的，“革命是基督教的女儿”，美丽而合法。许多含混的概念混杂了丰富的语义，极富象征性和魅力，这些概念又混杂了现实，极富实践意义。这就是说，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不仅读了英雄骑士伟大业绩的书。不仅被书中的理想的生活所激动，更让他们激动的是目前还存在着实践英雄事迹的历史条件，世界的不公、邪恶和苦难等待着他们去消灭，那些苦难深重、又身中魔法的人们等待着他们去拯救和解放。娜杰日塔·曼塔姆这样回忆革命神奇的冲击：“赢得知识界的决定性的影响不在于施行恐怖和收买(上帝知道这两者就已经足够)，而在于‘革命这个词本身，没有人想反对它。整个民族都屈服于这个词。它是如此有力乃至使人想到我们的统治者还需要什么样的监狱和死刑?”围绕着这个关键词，围绕着这个有魔法的概念，个人与集体，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资产与资本主义，无产者和无产阶级，以及人民、历史、进步与反动，这些概念也都同样凝结着神圣与血腥的气味。这些观念作为知识、作为信仰重新组织了世界，至少是重新组织了这个神圣知识集团和被他们所教化的几代人对世界的构想，成为未来世界蓝图的一些结构性要素。捷克作家克利马指出，“词语取代了证据。经常是词语便足以代表预言家唯一要求或判定的既成事实。”这是“瓦解经验的语言”，经验与观念之间的混淆以致到了完全以观念裁定现实，任何试图听从经验主义支配的语言的人都将被指责为主观主义或其他罪状。

关于世界的这些观念。和它们所预示的教条、预言、必然性等等。在与现实遭遇时当然会像唐吉诃德一样遭遇嘲弄，但这些给世界带来信仰和普遍觉醒的“语言”被证明有着强大的免疫力。这些经文般的语言不会死，死去的是活的语言。这些思想轻易不会被放弃，放弃的是思想能力本身。这些概念不仅具有特殊的魔法，还是一些特别的禁忌，用以修正和简化现实。这些禁忌语汇和它们之间魔法般的联系，它们冒充思想甚至是真理，它是思想概念却要求终止以后的思想，它取消思想过程并且把自身等同于最终真理，它是对世界的批判意识，却要保持自己永远不受批评与怀疑的权力。

韦尔南在反思他生涯中作为党员的政治立场时，深入地反省了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认识论逻辑——“那时侯，我从来不对自己提出苏联存在还是不存在民主的问题，我只是简单地相信在书本中有的东西；马克思的书本，这就是现实。”这是新时代英雄骑士的逻辑和经典经文：某种特权文本就是现实。比之混杂暧昧的世界本身，把世界历史化和逻辑化的经典书本更符合想创造英雄业绩的人们的想象。我们知道有许多欧洲左派，中左或激进左派，出于自身目的与处境，——出于反对自己置身其中的战后乏味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由于意识到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同时卑贱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降低为微不足道的“五流小国”等等原因，也许还有基督教的“上帝之城”或柏拉图的“理想国”幻想——他们加入激进组织，或采取激进立场，拒绝对苏联或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批评意见，甚至不能容忍任何关于后者的真实信息，人们知道，诚实的加缪就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与萨特决裂。直至这些知识英雄的一代逝去，很少看到他们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许多人写下过对苏联的颂歌，他们留给后代的是一笔糊涂的遗产：伟大的思想混合着极权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俄罗斯与中国也同样，尤其是中国，鲜有对自身的政治立场做出深入反省的著作。因此，法国思想家韦尔南对他自身青年时代所亲历的思想过程进行的叙述，就格外吸引我的阅读。“马克思，还有稍后的列宁，都谈到了国家的逐渐消亡：这正是苏维埃人正在走的道路，这是一种直接的民主。由此，当集体农庄庄员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在表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我所想象的，因为这符合我反法西斯主义的信念；我把这一精神上的符合想，象，当作现实中的一种事实。”韦尔南道出了一个秘密：他，也许还有他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人，在这一点上与唐吉诃德差不多。既然存在着书本，尤其这书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经典化，更重要的是，存在着令人不悦的眼前的现实，那么，任何怀疑都是不道德的。

对自由的深切愿望来说，国家是一个怪物，正如人们所说的，国家是人类堕落的产物。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得不有的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合法化了的收取保护费的暴力组织。它无限度地吃掉人们的捐税仍不餍足。一只嗜血的动物，却在现代世界几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要求献祭和供奉牺牲的邪灵。为了这种可耻的装扮，它不惜利用一切曾经是美好而有魔力的东西：故土、人民、祖国、氏族或民族神话与伟大的语言。预言国家的消亡满足了这种深切的自由愿望。“集体农庄庄员们聚集在一起”自然就成为这种愿望的一个可见的表象。任何理想或理念都渴望具有它的伦理化和美学化的表象，即理念的现实化。韦尔南反思说，与此同时，苏联对我们来说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尽管词语中充满了矛盾。它毕竟体现了一个乌托邦，一个国家的乌托邦。“我们就是某种千禧主义的教士集团，相信那里所发生的一切，还相信崭新的时代已经降临在那里!”韦尔南的叙述里表明他们在青年时代的信仰里有对矛盾的某种微弱意识：作为一种现实的乌托邦式是一个矛盾语，但他们仍然愿意相信，苏联是一个使自身的国家权力服从于集体农庄庄员们的利益的一种过渡阶段的国家形式。

帮助欧洲左派们吃掉现实中的众多矛盾与他们的纯粹理念的某些不一致的力量还要来自强大的观念体系。使他们不至于在现实与理念的巨大差异之间陷于过分地尴尬。观念体系具有一个良好的消化系统。走某些历史时期，概念体系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优势地位，以至于当观念体系沦为赤裸裸的谎言时还能够受到同情地理解。对他们来说，现实不仅需要直接与关于现实的观念连接，况且他们的新观念还暗中与不可理喻的古老信仰相连接。在这一连接中，(理想的)现实无论如何都是理念和绝对精神的显圣。观念形态奇怪的同语反复虚假地制服了一切不能尽如人意的现实与纯粹理念的矛盾。正如韦尔南所说：“一种战斗的现实主义和一种宗教的千禧主义之间的异常连接，使得苏联成为了我们的灯塔，使得苏联的首领一成为了一个几乎神圣的人物。‘斯大林是这样一个混杂的存在，在它身上，一方面是奸诈、现实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方面是一个彻底封闭的、与现实割裂的意识形态宇宙，虚幻而又古怪，或者不如说，扎根于一种彻底意识形态化了的假现实中，莫斯科在我们眼中就是一个新罗马。”如果说苏联布尔什维克创建了一个缺乏自由的社会，欧洲左派愿意把它视为一个“家庭”，如同一种充满了道德关切和“博爱之情”的社会。不幸生活在欧洲自由主义社会中的浪漫主义者们正是这样渴望生活于其中的。这是韦尔南曾经怀有的真实渴望：“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逐渐扩大的个体间的分隔，甚至包括劳动者之间的分隔。由此，就需要在一个充满着兄弟情谊的集团中扎下博爱的根，去获得千禧年的至福。”但是一个家庭中同样有一个“父亲”。对这个社会的家庭式理解，既符

合“理念”形态也不幸或幸运地符合现实。正是这样的关于家庭和父亲的想象使人们能够远远地热爱它。而放弃对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真是关注，致使深受启蒙与人文主义教育的人们甘愿接受一个被想象为“善意”的独裁者。

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蔑视经验世界和新现实，这些经验越是远离理想的观念，越是背离他们的道义承诺，现实就越是需要改变。如果他们理想的事物不那么理想，那就是出现了邪恶的力量(恶的魔法)。柏拉图的理念论产生了最强大的变体，如果模仿和摹本出现了问题，那也决不是理念的问题。理念、符号的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任何现存的罪错都不能归结或玷污理念的圣洁。相反，更需要人们去维护理念的神圣。即使符号真理与现实原则完全分裂时也是这样。在革命的无神论团体中，宗教以世俗形式回归，随它而来的是批评精神的减弱。那里的人们正准备去相信任何东西。韦尔南在事后的分析批评中认为，在把左翼知识分子带向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存在着并不完全一样的两种潮流、两种传统。一种来自于启蒙运动，来自于非宗教性和批判精神，另一种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拯救的力量，是从天主教主义或是新教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平等与博爱的圣俗两个来源，都强调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即高尚的社群性关系，而不是经济个人主义体制所制造的单体生活。

因此，及至苏联的垮台，仍有许多人迷恋于这种意识形态想象力。韦尔南说出了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同感：那是整整“一个文化远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改，变了，像幻影一样消失了。冷酷的现实终于代替了神圣的经典引文。符合想象力的事物被这个无情现实摧毁了。随着这一改变，“—个空无”产生了。韦尔南表述的似乎是忏悔，又是现实：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哪里经过，哪里的马克思主义就将不再萌芽；还必须补充一句，相反，人们原以为已被一劳永逸地铲除的野草，就会在哪里继续生长。韦尔南从对自身曾经作为一个党员的政治立场的反思逐渐转移到显圣破灭之后的批评立场。而在东欧，在苏联和我们自身的历史中，这是一种几乎还没有开始就被结束的思想进程。在当事人置身其中的历史迷雾消散之后，思想迷误本身并没有跟着消失，它只是进入了易于被忽略的视野。事实上，就目前而言，造成绝对真理显圣的伟大幽灵已经消失了。然而，它对个人、个人的自由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也被幽灵化了，并且继续支配着人们的意识。而与此同时，曾经被驱逐的另一些幽灵又开始登场。这个重返的幽灵，是早已被现代思想所祛魅的“宗教”、“种族”等等神话。真实的个人存在仍旧处在这些旧日幽灵日益复魅的浓重阴影之下。

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历史实践不只是邪恶的权力意志的失败，它也是一场道德主义的失败，它既是道德实践的失败，也是道德本身的破产，甚至连符号性的真理也消失了。因为当革命在历史中的激情实践消失之后，当革命的真理时刻失去，它就仅仅依赖娜杰日塔·曼塔姆所说的“恐怖和收买”，“监狱和死刑”，倚靠革命的私刑。这种时刻，革命的面孔就不是那么无辜了。它不像唐吉诃德那样仅仅是被自己的幻觉、被自己过于陶醉的阅读经验所支配，而是被荒唐的历险所换取了权力意志和权力体验所支配。因此，唐吉诃德最终沮丧地驱除自我幻觉回到现实的村庄继续做一个农民兄弟还显得更诚实一些。但不幸地是，另一个唐吉诃德式的集团在荒唐的历险中体验到了权力的滋味，即使关于现实与理念的全部幻觉消失了，他们也紧紧地抓住已经到手的权力的继承人的地位不肯放手。尽管权力集团与知识集团旧有的结盟早已分崩离析，尽管经典的符号真理再也不能充当现实权力的合法性依据。

吉列斯比在《欧洲小说的演化》第四讲里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塞万提斯用智力的愚钝代替描述犯罪的离题情节，以及把这种愚钝与奇特的想象联系起来。塞万提斯经常在书中以著者的身份故意离开本题，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第一卷里对文学的本质和小说类型的特殊构成所作的离题评论。唐吉诃德因遭受毒打，饱尝失望而被迫退却后，重新又变得清醒起来。唐吉诃德的变化始终是围绕着他自己想象出来的骑士理想这个中心的，唐吉诃德以一种重要的方式阐释了人类活动所遵从的模式：即人类以真理与现实为中心的循环运动。塞万提斯的兴趣在于他知道语言在人类事物中的重要作用：唐吉诃德的存在是建立在文学引语之上的，是对现实和生活实施虚幻叙述模式的一种尝试。小说用生活来检验唐吉诃德的醒梦，认为虚构的事物是思想的具体表述，因而它最终遵循自身的逻辑发展，把第一卷的主题带入了第二卷。因此，作者的告别可以被看作是艺术作品经过长时间的离题之后的“归来”。这部小说的结尾，是一种幻灭或调和。是在体验了复杂的内心世界后对人生法则的一种屈从，类似于心地善良的乡绅阿龙索·吉桑诺(唐吉诃德的原名)的听天由命。吉列斯比说，这部小说挽救了、并重新肯定了人类的人文主义观点，尽管它也严峻地检验了人类的愚笨。这些论述触及了唐吉诃德所遭遇危机的复杂性和历史语境的多重隐喻。唐吉诃德式的知识集团的继承人却没有阿龙索·吉桑诺这么心地善良，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沮丧地回到现实，可似乎他们并不因此愿意放弃其权力意志。理想消失了，符号与真理再也不会一致了，可是权力变成了他们的终极理想。

注释：

[1]让一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2001，第5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