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民意风险

编者按 12月8日，《环球时报》2009年“中国民意与企业风险”的主题年会邀请了(上图从左至右)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五粮液股份公司董事长唐桥、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下图从左至右)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丁刚、香港凤凰卫视评论部副总监何亮亮、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颐武、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共同探讨中国民意的冲击力，以及企业和政府如何应对的话题。

中国民意正在勃兴

袁岳：民意一方面表现老百姓的感受，另一方面表现老百姓的需求。由于对外界的感受不同，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这跟他获得的知识和信息有关系。所以知识和信息，实际上是民意发展的工具，但民意的核心是跟利益相关联的。

民意的前提在于意见是可以公开表达的。目前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居民和农民工没有正式表达机制，又没有可以自控的表达机制，所以这个意见市场里面，份额是最少的，虽然按照人口来说是最大的。全国人大代表组成或地方人大代表的组成，按照整个社会群体分布，正好是倒金字塔结构。来自党政部门的前官员和逐步退下来的占50%以上，第二部分是明星，第三是私营企业主，第四是知识分子代表，底下这些人没有的。在场的强势为主，弱势不在场。社会保障资源最多的也是社会强势群体，最少的是社会弱势群体。

民意被看作一个社会总体的公共意识的公共感受和公共需求反映。传统机制是顶尖政治精英，声称代表民意。这个模式现在有很强的压力，政治精英开始意识到，要增加上下流通性，增加对民意的反馈，在前期获得民意，和后期对民意评估，两个方面力度都要增加。

过去把民意调查和市场调查分开，其实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对于商业机构，你提供的是产品服务，对于政府是提供政策、措施和公共服务。政府内部要具有敏感的探索民意的需求。公共政策制定者要知道普通老百姓怎么想，精英怎么想，现实政治很可能是妥协，找到一个中间点。

易宪容：民意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公共意识，就是反映了我们绝大多数利益的一种意识。为什么中国找不到民意，为什么中国底下民众不能表达民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多方面没有公共意识。

比如，要以公共意识来讨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政策，来调整房地产政策，站在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利益上来调整我们的利益关系。所以民意的核心，就是从公共利益角度来看所有问题。

金融问题是最近最大的事情。宏观政策怎么调整，货币政策的角度是什么？货币政策仅仅是站在消费者的利益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的角度来制定，那么这样的货币政策肯定有问题。因为它没有顾及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张颐武：通过奥运和六十年大庆，整个中国社会到了新的临界点。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毛病，但是大家可以感受到中国力量。中国游客在很多地方不受欢迎，但是这些地方却很期待中国游客去。另一方面，你会发现，谁在崛起，谁在高速成长，谁有机会出国见世面，这时候就会遭遇挨骂，之后才会慢慢不挨骂。

中国崛起是一个大的平台。但大家对国内事情又有很多不满、愤懑和焦虑。现在公众聚集速度前所未有大。中国公众也在发生变化：过去的公众基本上是像冯小刚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傻根一样，就是只想着自己挣钱；现在中国公众变成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许三多，另外一个是《非诚勿扰》中的秦奋，许三多老老实实愿意做事，但秦奋是非常挑剔的消费者，非常精明。从傻根到许三多到秦奋，其实是中国公众形象乃至于对社会看法的改变。

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中国内部媒体的环境。网络上报出来的信息，纸媒跟着走，然后放大，最后再回互联网再放大，如此循环，就会放大到不堪设想的地步，任何企业和个体都难以承受的。中国媒体刚刚有一个相对灵活、相对有弹性的环境，他们还不太善用自己的环境，不太善于听很多方面意见，也不善于客观的表现，往往我们的媒体表现相当情绪化。这也呼唤中国媒体责任，我们内部的很多的愤懑焦虑不安，其实跟媒体有关系。

媒体要学到怎么样善用媒体的影响力，怎么稳妥积极给公众明确的客观的理性的信息。其实，中国在学习做一个大国，世界也在学习中国成为大国以后怎么处理，全世界都在调适过程中。媒体和企业在这个大国平台上怎么样展现出中国新的形象，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挑战。

民意给社会和企业带来风险

李希光：什么是民意？在公共场所敢说的话就是民意。民意是多数人的意见，或者叫众意。但民意并不等于是正确的意见。作为一个学者，可能更多从三个角度观察民意，一个是政治学角度，就是民意对决策的影响；第二从社会学角度，看多数人的意见是怎么产生的；第三是作为一个新闻教育工作者，关心媒体对民意的产生，对民意的制造和塑造起到的作用。

今天我们的民意更多是跟媒介密切相关的，大家所接触到的现实其实是一个媒体所呈现的现实，即媒介化的现实，而所谓的民意正是媒介化的民意。

由于社会多元化，中国社会出现阶层分化，主要有四个阶层：一个是顶端阶层，是新兴资本经济集团；二是国家管理者；三是中间阶层；然后是底层社会。由于不同阶层使用不同的媒体，结果中国每次发生一个新闻事件，就会出现不同的新闻版本和不同的新闻真相。一种代表主流的，可能是强势的意见，顶端精英集团代言人，他们掌握主流媒体。另外代表中下层社会的代言人主要利用新媒体和网络。这些意见是不交流的，是垂直运动的。

那么，现实中民意带来的风险是什么？中国现在主要是群体事件，包括网络媒体事件频发，以至于中国公信力陷入危机，在今天的社会里，新燃烧物和导火索在形成。这个燃烧物质就是情绪流动，普遍化社会不满情绪。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可能发生社会骚乱或暴乱。

丁刚：中国在非洲的角色引来许多批评，原因一个是盗版，一个是劣质。这在西部非洲造成了一些行业的崩溃，尤其是纺织和医药行业。不要小看非洲的民意，民意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概念。非洲的民意可以影响欧洲的民意，欧洲的民意也可以影响中国的民意。比如我们说德国制造，它的声誉在全球是一致的。在民意问题上，最关键的当然还是中国民意，如果一家中国企业在中国站不住脚，恐怕也走不到世界上去。类似三鹿奶粉事件实际上不仅仅是破坏中国企业和产品在中国老百姓当中的形象，更重要的还破坏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中国走向海外的企业能不能有预警机制，对假冒伪劣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时发出警报。中国商务部开始向国外投放广告，介绍“中国制造”。我想“中国制造”真正要走出去，广告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个方面很重要，就是要有自我监督、自我揭短的精神。这对“中国制造”来说，将是一个有力的提升和推动。

中国企业今天和未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险管理的问题，就是怎样与外国消费者建立一种新的互信。我们谈到中国走向世界，往往强调中国的不同，强调中国的特色，强调求同存异。但是实际上更应追求的是，我们怎样去遵循一种共同的准则，怎么样按照国际上通行游戏规则来玩这个游戏，这可能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大到中国走向世界整个大背景下看，实际上就是中国崛起，如何取得世界信任的问题。建立互信第一步，就是有效风险管理。我想风险管理会始终贯穿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之中。

政府和企业亟待学会应对风险

芮捷锐：在国际关系中，民意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澳关系当中，应越来越多地借鉴民意，更好地推进两国的合作与发展。澳大利亚有一家机构，每年就澳大利亚如何看待我们国家外交政策搞一次民调。这几年也开始在中国国内搞一些民调，包括如何看待中澳关系，澳大利亚民众如何看待中国。

今年10月份举行的民调显示，有50%澳大利亚民众，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批准的中资项目太多了。而41%中国民众可以接受一家中国公司被澳大利亚公司控股。所以说在我们两国民意当中，就双向投资的看法还是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企业在澳发展，需要适应民主的体制之下的新环境。中资企业应该更加主动积极地塑造澳大利亚的民意。目前我看到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与相关方面行动的效果往往是比较被动的。 (下转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