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分层机制的网络嵌入视角

姚 伟

摘要：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主要存在结构一功能视角、个人建构视角、网络分析视角和制度分析视角，它们彼此之间在方法论上存在系列的对立。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综合，为我们提出一种综合性视角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综合视角可以称为网络嵌入视角，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主张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都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中介的。从而可对当前我国制度结构转型背景下复杂的社会分层机制提供全面的描述与适当的规范评价。

关键词：社会分层机制；研究视角；网络嵌入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4-0066-06

一、社会分层机制研究的既有视角及其方法论对立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社会学诸理论范式，一直存在结构与行动、整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实证与理解、理性与感性、维护与批判等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当前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主要存在结构一功能、个人建构、网络分析和制度分析四种视角。而这些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也反映在这四种主要视角之中。

(一)关于社会分层机制的四种研究视角

社会分层机制研究的结构—功能视角，主要以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等人的思想为基础。孔德反对封建神学和抽象思辨，认为社会与自然一样，有着实在的客观结构，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等方法加以描述和说明。斯宾塞认为社会是由不同功能系统构成的复杂有机整体，而涂尔干则强调这种整体不可还原为个人。帕森斯认为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子系统分别具有适应、达鹄、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只有各子系统发挥适当的功能，整个社会才能均衡发展，个人行动必须以均衡发展作为最高价值准则。相应地，这些学者认为，社会分层的根本原因在于满足社会的功能需要，社会不同位置的重要性各不相同，也需要不同的技能，为把最有技能的人吸引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不同位置的报酬就必须存在差异，因此具有不同技能的人其地位分化是必然的；社会分层有助于提高社会系统的适应能力和问题处理能力，进而维持系统动态均衡；个人根据实现这种功能要求的程度，可以分为不同的角色和社会阶层，那些更好地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要的个体，可以获得更高的角色地位和回报，从而导致地位分化和社会分层。此外，这些学者还认为，社会分层并非是人为的、有目的安排，而是理性个人在追求私利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的社会设置；尽管个人技能或能力十分重要，但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社会位置或角色，具有同样的技能者因占据位置不同而属于不同的阶层；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应根据客观因素而非主观话语来划分社会阶层；社会分层与现代化进程相呼应，现代化是社会结构—功能的分化过程，适当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现代化，而传统社会通过亲缘、血缘等社会关系来实现的社会分层，有利于社会整合与秩序却不利于现代化。可见，这些学者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客观主义、整体主义、结构决定论、实证论、工具理性主义的特点，也具有相对保守的立场，没有把个人能动、国家制度与政策、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来看待。在当前学术界，也有部分学者从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阶段出发，根据这种视角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分层的必要性和适当性，认为其有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个人建构视角在方法论上则与诠释社会学传统存在密切联系。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托马斯和拉克曼的社会实在的个体建构论，都强调微观个人对社会整体结构具有能动建构作用。韦伯指出，社会行动是意义指向他人的社会互动，人们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社会关系、组织、制度等。加芬克尔认为个人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建构其意义世界和秩序的；托马斯和拉克曼则指出，社会结构与主观能动之间存在相互转化，但整个社会结构从根源上说是个体创新的历史累积。总之，这种理论传统强调宏观社会结构是由微观个体建构而成的，注重从个体的、微观的和地方的视角进行研究。相应地，社会分层的个人建构视角，认为社会阶层地位是个人能动地建构的，社会分层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客观(市场)能力的差异，社会分层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具有地方性、多元性和客观性的特点。当前，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个人市场能力特别是人力资本，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对于个人的社会分层起着重要作用。

网络分析视角则直接以社会网络分析为基础。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社会网络分析，主要从形式化的社会关系来研究社会，重视个人间关系而不是个人特征和属性，重视个人网络状况而不是个人类别归属，重视个人通过网络获取和利用的资源而非自己占有的资源。该视角也可以追溯到韦伯、齐美尔、腾尼斯等人，例如韦伯关于社会封闭的分析，指出封闭网络对地位维持具有重要作用。后来，线性现代化理论家们认为社会关系是传统性的，通过社会关系的社会分层不利于现代化，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曾一度沉寂；但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质疑，社会网络分析逐渐兴盛，其研究主题也日益拓展。其中哈里森·怀特、马克，格兰诺维特、罗纳德·伯特等学者，向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发起了挑战，并探讨了社会关系在求职、生产市场等中的作用，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仍是影响个人经济、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他们还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网络分层理论，强调个人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源流动的重要渠道，决定其获取社会资源的多少和种类；个人社会资源的获得，与其接近网顶位置的程度、网络规模、网络位差呈正相关，而与网络中的亲属关系密度呈负相关等；社会成员因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导致了社会的分层。这是一种与“地位结构观”相对立的“网络结构观”，强调个人的网络结构决定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突破了其他分析视角存在的“社会化过度”或“社会化不足”的原子化观点。此外，该视角强调个人可能理性地建构社会关系，但又认为这种理性是“网络理性”而纯粹的非工具理性；该视角强调信任、合作与互惠等规范，影响着个人能否通过网络获取资源，但并未把制度作为分析的焦点。该视角的术语和模型也过于形式化，并存在网络结构决定论的倾向，还急需一种普遍适用的个人社会网络状况测量技术。

制度视角则强调各种制度(文化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与政府政策)是个人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其理论渊源也可追溯到马克思、帕森斯等人，如马克思强调所有制是决定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原因，帕森斯强调系统均衡价值观决定着个人的角色地位。但该视角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市场转型”前后的社会分层而提出来的。如安德鲁·沃德认为。在“单位制”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和公有制下的软预算约束机制，决定着个人所能获得的资源以及经济社会地位。李强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主观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和政治身份是划分社

会阶层的重要依据。周雪光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政府政策的每次变化，都直接改变个人机会结构，国家通过垄断权力控制绝大部分的资源，利用政治决策在社会中配置资源，从而影响和决定个人社会地位…。李路路指出，身份制、单位制等决定着我国改革前的资源分配和社会分层。后来该视角在讨论倪志伟等人的市场转型理论时，进一步强调了制度的作用。例如李路路等指出，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尽管市场机制的引入导致家庭背景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市场能力的中产阶层的产生，但政府仍处主导地位、原有主导制度是延续性的，原有精英在体制内实现了再生。

(二)既有研究视角的方法论对立

就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机制而言，上述四种视角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结构一功能视角表明，由于我国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分层仍然具有必要性，应形成既促进社会稳定又促进经济发展的分层机制。个人建构视角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应重视个体能动性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网络视角表明，社会关系可使资源跨既有阶层而流动进而改变分层结构，因此应重视其在资源与地位获得中的重要作用。制度视角表明，在我国主导性制度与公共权力延续的情况下，需要注意公共权力寻租问题，同时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正。

上述四种视角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存在某些交叉，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系列的对立。(1)在结构一功能视角、网络视角、制度视角与个体建构视角之间，存在结构决定论与个体能动建构论的对立。(2)即使是同属于结构决定论的三种视角，各自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也不相同。结构一功能视角强调客观实体结构，制度视角强调抽象制度结构，网络视角强调网络结构。(3)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视角的对立。结构一功能与制度建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宏观、统一视角，而个人建构与网络分析视角是自下而上的微观、地方、多元视角。(4)解释逻辑各不相同，结构一功能视角强调功能适当性逻辑，个人建构视角强调个人工具主义逻辑，制度视角强调合法性逻辑，而网络视角强调网络理性逻辑。(5)规范性立场的不同。结构一功能视角把是否有利于社会均衡秩序与进化作为社会分层合理性的标准，个人建构视角把是否能够发挥个人技能作为社会分层公平性的标准，制度视角认为社会分层公正与否取决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传统等，网络视角则认为网络分层并非必然与现代化进程相悖，其后果是多元性的。

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并非向市场的简单转型，而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重组，其目的是要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多元共存，动态互补的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决定了人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获得机制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十分的复杂。而上述任何单一的研究视角，由于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方法论的片面性，都难以对当前我国社会分层机制获得全面的描述和恰当的评价。因此，我们需要提出一种更为综合的分析视角。

二、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方法论综合及其启示

(一)西方社会学的三次方法论综合

在整个西方社会学理论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三次重要的理论综合，而在这些理论综合的背后，实质是研究方法论的综合。其中第一次是由韦伯进行的。他深受人文主义和历史学派的影响，强调行动者个人的独特性和行动意义的重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实证主义，并主张把“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统一起来。不过他的综合并不成功，因为其理论体系存在诸多内在矛盾，其本人也特别关注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问题，而这主要是对人文主义方法论的拓展。后来舒茨等人就行动的意义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与美国实用主义以及拉扎斯菲尔德的定量研究形成了更为明显的对立。因此，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进一步分化。第二次是由帕森斯进行的。他的单位行动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试图将社会结构与“意愿行动”、制度文化与工具理性统一起来，他最终强调的是社会系统均衡价值观这种抽象的制度文化要素的决定作用，因此仍然是一种结构决定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美国的社会动荡，帕森斯的理论大厦轰然崩塌，社会冲突论、社会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等理论纷纷涌现，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论进一步分化。但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诸多学者对社会学理论的纷乱和方法论的长期对立表示不满，又进行了第三次综合尝试，其中最值得注意是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了回避方法论的诸多二元对立，把“社会再生产”而非社会行动或社会结构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所说的“社会再生产”，实际上是指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在行动者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互构。社会结构包括了“规则”和“资源”。规则是行动者在行动之前不能改变但可依循的文化、规范、习俗、传统等制度要素。资源是行动者自己不直接占有但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如社会关系网络)调动的资源，又包括权威性和分配性资源，前者源于对人的支配，后者是权力实施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源。吉登斯还认为，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互构是在实践行动之中完成的。他认为这种实践行动是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能动、理性与惯例、普遍性与具体性、实体胜与关系性等的统一。

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认为，个人总是处于社会结构之中，但其行动并不是直接决定于社会结构。因为个人在长期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中，会把社会结构因素内化于身体内部，而形成惯习(习性)，惯习并非先验的、主观的精神意识，也非纯粹客观的外在结构，是个人的经验积累，但又是个人行动的生成母体。因此个人的行动具有实践意识和实践理性的特征。还有，个人的实践理性行动总是在一定的场域中展开的，场域是个人之间形成的认知性规则与关系网络结构。因此，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在方法论上反对主观与客观、结构与建构、理性与感性等视角的对立，而主张“结构主义的建构论”或“建构主义的结构论”，综合考虑了结构与行动通过关系网络在特定时空中相互作用的机制。

尽管上述两种综合性西方社会理论各自的研究本身以及应用研究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共同点是都把研究对象转向实践，从日常生活实践人手，把以前相互对立的理性与感性、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央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实体与关系、静态与动态等因素统一起来，探讨了人类行动的综合模型。在这种综合模型中，(1)社会行动者是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之中进行社会行动的，社会行动是社会结构的一种产物；(2)社会结构并不会直接决定行动者的行动，行动者自己的能动性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主体间认知等，又会使行动超越结构限制，甚至出现意外后果，而这些结果又会在一定条件下结构化，从而成为社会结构的新要素，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3)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之间的相互建构，并非简单直接的双向过程，而要受到其他中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