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与编辑活动的互动

摘要：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与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作为大众传媒的主体——编辑活动，客观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编辑活动与文化变迁、文化传播息息相关，它不仅是选择扬弃新旧文化观念、优化传播新文化成果的活动，而且是参与建设、整合与重构社会文化体系的活动。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与编辑活动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要全面提高编辑的综合素质，正确发挥编辑活动在文化变迁中的引导作用，努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编辑活动；先进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4-0107-05

在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与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作为大众传媒的主体一编辑活动，客观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文化层面来看，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文化的变迁，并对编辑的思想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传播理念的选择，影响着编辑的文化品格；而编辑在文化传播内容上所体现的导向性，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传播内容所体现的文化上的文明与糟粕，决定着传媒的思想高度。由此可见，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期，文化变迁与编辑活动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关系，编辑活动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作用，将影响着先进文化的传播和社会舆论的导向。

一、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的原因及表现

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相对于物质的一切意识领域中的现象，包括各种心理、思维、观念、学说、理论、认识等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遵奉的价值理念、观念体系、规范准则、思想智慧等等，是独立于主体之外而又要求主体遵循的一种精神存在。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存在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迁。文化变迁与社会发展可谓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对于所谓的“文化变迁”，学术界有不同的了解。例如，人类学家把“文化变迁”视为一个用途广泛的术语，泛指在文化模式中发生的任何意义的变化，诸如技术、工艺、食物、服装，也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常用“社会变迁”来指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有些社会学家关注像时尚和社会运动这样的短期变化，有些则强调几十年或一代人中发生的变化。有人认为，文化变迁是指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变化、文化变革和文化革命，在这一点上有时经常与社会变迁相提并论。也有人将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突发的、持续的、急剧的、或缓慢的变迁，都称为社会文化变迁。笔者认为，不管学术界如何表述“文化变迁”，其基本的内核都是一致的：文化变迁，其实就是指文化所发生的新的变化，这种文化的新变化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化变迁，既可以是文化的跳跃性发展，也可以是文化的突发性变化。

造成文化变迁的原因很多。从文化内部因素来看，文化的接触和传播、新的发明和发现、价值观的冲突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从文化的外部条件来看，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等是变迁的主要原因。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发生的文化变迁来看，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变动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文化的变迁，因为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受社会的经济类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当一个社会在经济基础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时，它的文化特质也会随之改变。新的文化特质代替旧的文化特质，新的社会文化体系代替旧的社会文化体系。这时，文化的变迁也就发生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所发生的文化变迁，就是与社会变化、社会的变革密不可分的。30年来，我国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沿袭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政治社会也逐步向以市场机制为中心的商品社会过渡，社会文化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的状态。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提出及逐步建立，以平等、独立、自由、竞争为核心的新型价值观在主流文化中确立，物质文化在经济进步中获益巨大。国家政策的调整、社会中心的转移、社会环境的日渐宽松，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背景。社会流动加快、信息交流加快、人们思想活跃，社会转型中的各种因素从不同的侧面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整个社会以创造、自由、开放为主导性心态，社会文化主体在思想上、行为上都表现出更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可以说，我国社会风云变化的30年来，社会文化受到自身社会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期，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以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闭关锁国的落后心态，加之转型时期所呈现的某些“无序状态”，使国民心态的发展除了有积极的一面外，也呈现出不少令人忧虑的倾向，并潜在着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物欲化倾向，使一些人迷恋于对物的占有、对物的享受、对物的崇拜，根本无视个人的精神需要、精神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就是人们对社会物欲化倾向的一种“哲学抽象”。二是粗俗化倾向，使一部分人所认同、所喜欢、所欣赏、所流行的，不是高雅，而是粗俗、恶俗、庸俗、媚俗，贯穿着赤裸裸的人欲、物欲和寻求刺激。三是冷漠化倾向，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冷淡。四是躁动化倾向，使不少人都犯有一种“躁”的毛病：急躁、狂躁、躁动、躁郁，很不安分，叫群体躁动。

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文化的变迁，并对从事文化传播业的编辑的思想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促使传媒文化的嬗变。总的来说，编辑群体对改革开放带来社会文化变迁普遍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对新环境、新任务能够较快地适应；能正确地看待各种社会矛盾。当然，文化变迁中出现的负面影响，也存在于编辑群体之中，尤其是“物欲化倾向”，就影响着一些期刊的良性发展。例如，2009年4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就披露了“某杂志敛财‘有道的黑幕，举报者认为“虽然对期刊收取版面费的现象存有争议，但如果是为了学术期刊的生存，还在情理之中。然而，如果大肆增刊扩版，通过版面费可能存在的争议卖版面敛财，这种做法断然不可取。”一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必须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也需要我们加强对编辑活动的管理，全面提高编辑者的素质，从而正确引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

总之，社会开放的程度越高，变化的速度越快，文化变迁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也就越大。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变迁无论在程度、还是在内容上都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社会转型是历史实践主体的自觉作用过程，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状态下，转型时期的文化变迁更呼唤实践主体的理性。

二、社会转型期文化变迁与大众传媒、编辑活动呈现互动的关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出现了多元化属于正常现象。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处于

像中国那样的大规模的转型，都会产生多元思想。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既属正常，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整体意识形态的消失和主流价值体系的缺失。那么，如何在文化变迁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呢?对此，大众传媒中的编辑活动承担着舆论引导和构建主流价值体系的重要使命。

众所周知，文化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社会纽带，社会的基本性质、走向、形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粘合方式与力度。那么，怎样来表现这种粘合呢?传播就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全过程。事实上，自大众传媒出现以来，它就在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中充当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领头羊”；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以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又充当着各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尤其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过程中，大众传媒又是推动文化变迁的积极传递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普及者，例如破旧立新的各种思想观念、新时期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它们的扩布与流行，倘若没有传媒的推波助澜，这些新的文化样式就行之不远，成不了气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众传媒与文化变迁之间是互动的，社会文化变迁推动着传媒文化的嬗变、影响着编辑活动的内容发展，而大众传媒又深刻地反映、客观推动着社会文化的变迁。

那么，编辑活动又是怎样推动文化的变迁呢?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文化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人的内向传播(即人的体内传播)，二是人际传播，三是团体或组织的内部传播，四是大众传播。编辑活动属第四种传播，是文化传播的主渠道。这种传播凭借专门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分布广泛的受众递送信息。要实现这种传播，必须依靠专门的编辑人员和编辑手段。可以说，在文化变迁与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作为大众传媒的主体——编辑活动，客观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编辑活动与文化变迁、文化传播息息相关，它不仅是选择扬弃新旧文化观念、优化传播新文化成果的活动，而且是参与建设、整合与重构社会文化体系的活动。编辑者作为编辑活动的主体和编辑过程的控制者，他们在文化变迁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的文化形态在大众传媒中得以传播、推广，而具体文化传播载体中的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过编辑选择、提炼、组合和创造出来的。这些遴选过的文化信息、文化传播载体的内容与形式也显现着编辑主体自己的主观愿望、意志和创造才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化变迁与编辑活动之间也呈现出一种互动的关系。

历史也有力地说明了文化变迁与大众传媒、编辑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一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该刊的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为此，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并通过编辑、刊发进步的文章(例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来传播革命的思想和进步的文化思潮。也因为如此，《新青年》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它通过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还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高级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可以说，《新青年》既是文化变迁的产物，其自身又推动着文化变迁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显示了大众传媒与编辑活动在文化变迁中的推动作用。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但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5月9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针对“两个凡是”强调指出：一种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是不是真理，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从此，通过报纸、广播、书刊等大量媒介，开始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新时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序幕。这场大讨论迅速冲击全国。从当年6月份起，中央党政军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支持或赞成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同年底，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对于打破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以及文化的变迁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发挥编辑活动的引导作用，努力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编辑活动对于文化变迁的引导作用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大众传媒的编辑活动，对文化变迁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编辑活动通过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吸收与改造，以达到传承传统文化，发展新文化的目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精神创造的成果、经验与知识以文化的形式固定下来，长期保存和传播下去。编辑活动就是以其特有的技术手段和行为方式对这些知识经验、档案资料、文字手稿等等进行选择、审理、编排、加工而构筑成为文化知识载体，以继承传统，传承知识，传播先进文化。

第二，在文化变迁的影响下，编辑按照符合一定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利益的标准，去编辑各种信息，通过编辑活动这一传播渠道影响受众，力图规范特定社会的思想、伦理、道德等，以此来反映一定的社会标准和价值取向。在对旧有文化知识的筛选、整理、总结以及对新的文化知识的发现、催生、倡导、选择、汇编、传播中，在引导传媒的社会倾向和评判文化品位的过程中编辑活动构筑了被当代社会认同并接受的符合一定社会价值要求、功利取向、情感体验、行为方式的文化价值体系，影响着社会的文化变迁。

第三，编辑活动通过对精神文化创造过程的介入，以引领新文化发展的思潮，培养受众新的思维方法、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从而引导受众的追求目标。对于人文创造和科学发现而言，只有完成信息交换并得到社会认同，才能实现作品的思想功用和学术价值，成为精神文化的新元素和新的精神产品。编辑活动作为一种文化选择活动，介入文化产品的创造中，以其社会实践的工具性和功利取向，通过组稿、审读等具体技术手段来鉴别作品优劣，判断作品所传达的思想观念、所塑造的价值理念、所标示的科学发现是否具有发表价值，是否可以进入社会文化的传播领域。由此可见，编辑活动在社会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被赋予选择功能。

它一方面催生、倡导新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发现、选择、传播新文化的精髓，缔造新文化的大厦，推动着文化的变迁。

(二)做好编辑工作，为文化传播把好关

在编辑活动中，编辑者既是编辑活动过程的主体，又是联系作者、读者的桥梁和纽带。如前所述，大众传媒的编辑活动既然对文化变迁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编辑者本身，应如何提高自身素养与编辑的能力，做好编辑工作，从而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呢?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着手，全面提高编辑者的综合素质，为文化传播把好关，正确引导文化的变迁。

第一，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我国的《出版管理条例》明确指出，从事出版活动，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编辑肩负的社会责任及其社会作用，具体表现为编辑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两个方面。而编辑价值取向源于社会的需要，因而价值取向的首要标准也必须是社会效益。出版的基本规范，本质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行为准则，是编辑长期以来在工作中形成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的工作方法，不应随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转变而转变，这是因为编辑对精神产品进行选择、加工，并对精神文明成果进行传播的基本职责是不变的，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第二，恪守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它要求编辑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编辑应将编辑工作视为人民服务的途径，而不是为个人谋名利的手段，更不应该把编辑活动作为牺牲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为小集团谋私利的手段，这是编辑人员的一种根本性的职业道德。这种编辑道德是在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指导下，根据编辑工作特点逐渐形成的，也是对编辑职业道德准则的进一步具体化。具体来说，编辑工作是一种“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如果只有个人名利之心而无对编辑工作的敬业之心，是难以做好这项_T作的；同时，编辑工作也是一种中介性的工作，编辑在这一过程中是作者、读者的中介，在其中起桥梁作用。编辑的这些职业特点，决定了编辑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坚持读者本位及读者至上的原则，全心全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

第三，编辑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编辑活动中，随时有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例如，在具体的学术期刊编辑审稿中，许多稿件往往是良莠并存，好的、优秀的稿件总是混迹于大量的来稿中，有时还不可避免地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需要编辑去开掘、去修正。好的作者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弱点，需要编辑去帮助。实际上，学报编辑也只有通过对这些不完美因素的改造，才能编辑出真正的好稿、寻找到优秀的作者，为刊物质量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编辑的选择与优化不但体现着意识形态上的导向和行业的工作行为，实际上还受着编辑价值取向的影响一-。因此，编辑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时代文化需求的脉搏，预测一些问题的走向，在对人类精神产品的深刻理解与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具有一种远见卓识。如此，编辑就可以不断策划出有创新意义的选题，并在编辑活动中大刀阔斧、别出心裁地推出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高质量的作品，唱响主旋律，以正面宣传为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正确分析社会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引导读者正确解读和把握社会文化的发展。

第四，编辑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文化意识，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种时代需要和文化氛围下，编辑工作担负着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再生产出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生产和传播者的编辑人员，应该始终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主义事业统一起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一任务，坚持理论工作的方针原则，要注意严把政治关、政策关、导向关，遵守法律和宣传纪律，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正确的编辑活动中，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咨询，传播先进文化，发挥重大作用，推动历史进步，从而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为社会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实现编辑工作在当代文化传播、交流、变迁中的导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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