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治冲突的“缓冲器”还是“催化剂”

徐文锦 黄毅峰

摘要：互联网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正在产生革命性影响，它正以巨大能量冲击传统的政治秩序，重塑公众与政府间关系，既给政治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构成巨大挑战。互联网对于政治稳定而言犹如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是稳定基因，预防和缓解政治冲突，起到“缓冲器”的功能；也可能是不稳定因素，孕育和激化政治冲突，“催化”政治冲突的发生。

关键词：互联网络；政治冲突；政治稳定；缓冲器；催化剂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9)04-01 16-06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步入信息时代，这种关系将越来越深，越来越紧密。事实上，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曾对政治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它总是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式对传统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产生冲击力，它“削弱旧权力系统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着家庭生活、商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全球权力本身的结构”。进入新世纪，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虚拟技术正在把人类带入数字化时代。毋庸置疑，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必将对目前的政治秩序产生影响，冲撞现有的政治关系与结构体系。美国兰德公司就曾预测，互联网“作为信息革命的结果，国家的传统权力将受到影响……国家将发现，国界内外的人都能接触信息将会削弱国家权力；而剩下的权力将不得不与权力越来越大的非国家行为者展开日益激烈的争夺”。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块跨越时空的“赛博空间”，信息由国家完全垄断的局面将被打破，这里成了言论自由的王国，个体与组织可以自由交流、发表和传播言论，在这个四通八达、没有边界、没有中心的分散式结构里，信息可以自由翱翔，“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信息还是传出去了，不是经由这条路，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出去”。互联网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必将对政治稳定产生深刻影响。

现代化转型涉及社会全方位、多层面的深刻变革，触及社会政治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随之而来的不只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政治冲突的频繁发生将很难避免。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事实上，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少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获得现代性。如果贫穷国家不稳定，那并非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力图致富。一个纯粹传统的社会可能会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据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90000起。并且呈现出由小规模、低强度向大规模、高强度方向发展的趋势。通过对一些典型事件的深入考察与全面剖析发现，互联网在某些冲突事件的起因、发展、升级等过程中已经发挥了重要影响，例如在2006年的湖北黄石事件、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中互联网就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探讨互联网与政治冲突的关系，分析互联网在政治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一个具有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的重要课题。“一个永恒的主题告诉我们：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技术从来就不是一种中立力量，它总在用某种我们并不总是能预见的方式，规定人们的行为，重新定义人们的价值观，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对于政治冲突而言同样犹如一柄“双刃剑”，它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有可能预防或纾缓政治冲突，也有可能孕育并激化政治冲突。

一、作为稳定基因的互联网

互联网作为一种模糊真实和虚幻之间界限的现代虚拟技术，它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它正在改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断提升政治系统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技术支撑力量。正如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所说：“数字科技可以变成一股把人们吸引到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之中的自然动力”。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具有的快速化、同步化、即时性等特点，使得它比以往任何传播媒介对信息的获取都来得大、来得多、来得快，而且“不再有任何风险威胁他们，不再有任何因物质存在带来的责任束缚他们，这些无所畏惧、自由思考的独特个人将组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非物质的空间将卸掉人类的爪牙和武器，我们最终将获得大同乐趣”。

(一)互联网拓宽了政治参与渠道并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

网络具有便捷性、廉价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它对政治生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拓宽了公众政治参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渠道，激发并提高了公众政治参与热情，“增加而不是减少参加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决策人数”。网络开创了信息多元化和言论自由的新局面，改善了人们参与政治的技术障碍，为人们提供了便捷的参政工具，使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享有知情权并表达政治愿望。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收集信息，形成对政治事件的价值判断，向政治系统输入支持或批评信息，从而影响政治决策。互联网还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文化层次较高阶层的政治参与开辟了暂时的通道，减缓了他们采取非制度方式进行政治参与导致对政治体系形成的压力。总之，互联网无论是在速度、规模还是空间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参政渠道，它必将使更多公众通过制度化方式卷入政治生活的洪流中，“网络技术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民主参与手段和工具”。

(二)互联网成为宣泄怨愤的“安全阀”，可以预防矛盾的累积与转化

公众对现实怀有不满与怨愤，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然而，如果一个僵化的社会制度，不允许这些不满与怨愤宣泄出来，将有可能把灾难性的崩溃危险增大到极限。因此，既然如此，让它们以某种方式公开表现出来“难道不比偷偷摸摸表现出来更好吗”。因为通过公开地在社会上表现潜在的不满情绪，显然有助于消除冲突的根源，最终帮助实现政治稳定，实际上社会也正是通过这种反复出现的怨愤宣泄，从根本上避免了使社会走向崩溃与分裂的可能。如果在一个宣泄渠道不畅通、体制性迟钝的社会，公众的不满无处释放，公众就会感到不堪负重，极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政治冲突的爆发，威胁政治统治。所以，“精明的政治家都懂得，容忍在议会中和在报刊上对政府批评是一种防止造反的疫苗。自由抗议是一种安全阀，它让蒸汽溢出，因为，如果蒸汽受到限制，就有可能把锅炉炸毁”。互联网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虚拟社区，它避开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限制，“在这个独立的空间中，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无论这种观点多么奇异，都不必担心受到压制而被迫保持沉默或一致”，它为公众释放不满与压抑开辟了新通道，不至于因矛盾能量的长期累积而导致性质的转化，演变为剧烈的政治冲突而集中爆发出来。因此，互联网在现代社会起到了很好的“安全阀”功能。

(三)互联网增强了政治过程的透明化，有利于公众对政府的监督

透明的政治过程会产生三方面效应以增强政治稳定。一是公众可以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减少腐败，因为“腐败浪费了一个新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

政府的合法性”。而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的根源所在。因此，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腐败常常是引起政治动荡与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不对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采取有力措施，就必然会侵蚀政府权威，轻者会断送改革大业，重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就会连基本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也无法维持。然而腐败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权力在黑暗中运行的结果，权力越是在黑暗中运行，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二是政治过程透明度越高，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了解就越经济、越快捷，而政治过程也就不再是神秘的东西，显然有利于加强公众对政治体系的忠诚度。三是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权力监督方式。互联网的使用使公众对政府的监督由间接监督转变为直接监督，公众可以跨越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将监督意见直接送达被监督对象。总之，“虚拟技术的发展使政府的行为随时处于大众的监督之下，它的内政和外交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和约束也随之增强。媒体的转化和舆论工具向个人手中的转移彻底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

(四)互联网实现了信息在政治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可以减少沟通失灵

“传媒上的每一进步，都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对话有极大的影响”。互联网创立了全新的、平等的、没有强权和中心的信息空间，信息的获取与传递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引起了政治沟通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提高了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互联网从时间和空间上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政治家可以有自己的主页和地址，公民随时可以把想法和意见反映给政治家，甚至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交谈、辩论，政治家可以对公民感兴趣的话题直接作出回答。这样，在政治家和公众之间、在公众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短”。互联网的出现将改变主流信息传播权力完全由国家垄断，信息传递自上而下单向运行，公众是信息接受者，政府是信息发布者的局面，为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与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即使有矛盾，也可以通过有效沟通把它化解在虚拟世界中而不带到现实社会。在人类日趋走向理性时代的今天，虚拟技术对于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对国家、民族、宗教、种族的融合，对民族和解都可能会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事实上，现代社会政治冲突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就是由于信息沟通失灵造成的，互联网的出现显然有助于预防因信息沟通失灵引起政治冲突的可能。

二、作为不稳定因素的互联网

现代社会，虽然互联网在实现与维护政治稳定中确实发挥了以往大众传播媒介无以能比的积极功能，然而，“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互联网作为现实社会反光镜的虚拟空间，“它决不是一个‘一尘不染的数字化乐园，因为从前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性质及其相应的功能后果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既存的任何现实的社会系统一样，必然也是正负功能兼具的”。政治秩序正在面临网络技术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互联网则有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1998年5月印尼发生暴动事件，网络显示出了特殊威力，当时一些网站上的图片震撼了民众的心灵，唤起了公众对政府的抗议与不满；2008年6月发生在中国的瓮安事件，互联网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升级恶化，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有人指出：“信息和信息工具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增强国家内聚力，巩固国家政权的力量，也是分化国家内聚力，威胁国家政权的武器。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一切传播媒介都是政治动员、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互联网所具有的独立性、虚拟性、隐蔽性、开放性等特征，以及网络的特殊离散结构使得网络空间有别于现实空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央管理控制，公众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符号自由灵活地进行信息交流，网民可以真实身份也可以匿名身份参与政治，抛弃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顾虑，因此传统国家的稳定调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变得难以应付，所以互联网很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

(一)互联网将打破政府垄断信息的局面，弱化国家控制能力

任何国家为了维护政治稳定都必定要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通过封锁某些信息和有意识传递某些信息，来影响公民对特定事件的认识和判断，寻求支持，减少压力。前网络时代，公众的政治认知基本上由国家主导，人们知晓的信息几乎也都经由国家“把关”、“过滤”，个人很难散播自己的政治观点，而且也是不允许的。那些企图对抗政治当局的组织或个人，由于势单力薄和国家的严密监控不得不放弃想法。这样国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传媒，并用单一的声音塑造统一的政治舆论从而主导意识形态，强化对政治秩序的控制。然而互联网却在不断弱化政治控制能力。网络瓦解了统一舆论，导致政府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丧失，网络空间甚至有可能被真伪难辨的信息垃圾所充斥，或者被有意识的政治谎言所充斥。这对于政治统治而言，无异于一场灾难。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从内部和外部给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造成了压力。总之，由于政治信息的海量传递以及传递极度多元化，传统意义上属于国家专控的政治信息发布和封锁的权力逐渐弱化，政府被迫面临信息难以控制的尴尬处境。正如托夫勒所言：“电子计算机对政治体系带来了难以数计的冲击。那些集中化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也许将增加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但非集中的、小型的电子计算机网络却会加强个人的力量”。

(二)互联网将加快谣言传播速度，孕育冲突的政治心理

众所周知，谣言是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从我们所掌握的证据看来，“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正如奥尔波特所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刺激因素变强，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加入到这一链条中。战争、暴乱、竞选会引起恶作剧类型的谣言，以耳语运动的方式四处传播。近些年，我们已经发现在谣言和暴乱之间存在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必然的，为了控制后者，也就必须留心前者”。谣言与冲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谣言孕育于冲突发生的前夜，谣言激发了冲突的爆发，谣言传播加剧了冲突的强度，因此有人说：“谣言传递消息，树立或毁坏名声，促发暴动或战争”，“谣言是国家权力的敌人，秩序的对头”，“国家把非正式言论看作是诱发无政府状态及骚乱的极其危险的因素”。谣言传播是现代社会政治冲突发生的重要根源。然而，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时效性、低受控性、匿名性等诸方面特点与谣言传播特性不谋而合，谣言常常借助网络平台而得以迅速、广泛、低风险传播。一些对执政当局不满的公众、恐怖组织、邪教组织等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进行政治煽动，制造混乱，攻击和诋毁政府，并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政治运动。互联网则起到“一面大墙”的作用，造谣者可以自由地在上面胡乱涂鸦，让全世界阅读。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

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

(三)互联网将成为集体行动的温床，为政治冲突的孕育提供平台

有人断言，互联网是历史上存在的最接近真正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东西，网络信息正成为政治颠覆的工具。“人们有理由担心，在政府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电子荒野上，亿万个网民亿万种声音，多数同意的民主原则被损害后难以找到有效协调社会整体利益的手段，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甚至是国家的崩溃”。互联网为群体行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和平台。互联网是一个无中心结构，任何一个支点都可以变为中心，也没有终极管理者，信息传递与交流完全自由或在相当程度上不受政府管理和控制。在网络虚拟社会中，任何一个想法也许都可能导致一群人的盲目赞许，所有人都有可能会被同化为“无个性的群氓”，自觉自愿地放弃自我意志，放弃智识，放弃信念，而把它们呈送给蜂房。我们变得愚蠢而不自知，变得跟小孩一样容易上当：人家说的我们都相信；最后我们可能因此危害社会。毫无疑问，群体极化正发生在网络上。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频繁地沟通。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事实表明，以网络为中介的群体行动，会在网络之外产生现实性的后果”1999年11月底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式，由于受到近三万人的游行示威和大规模骚乱而被迫延迟五个多小时。事实上，游行的组织者早在1999年3月就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鼓动与周密策划。

(四)互联网将加速政治冲突的扩散，催化政治冲突的爆发与能量累积

政治冲突具有高度传染性，“在自由社会，冲突极强的扩散性构成了政治的核心特征”，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社会流动性加强，一场小规模政治动乱很可能瞬间放大，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扩散。因为，事实上“在每一次冲突中，其主体往往包括两部分：处于冲突核心地位的积极参与者和被吸引到现场的旁观者。与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一样，观众也是整个局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旁观者他们很可能决定冲突的结局，旁观者的人数常常是直接参与者人数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他们处于观望状态，随时有介入冲突的可能，他们“对于冲突各方的态度也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偏不倚；冲突所激起的情绪直接传递给旁观者”。如果旁观者意识到冲突诉求涉及自己的利益，他们会选择介入冲突。而互联网为这种扩散提供了动力，因为“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政治冲突也从来就是社会大众媒体关注的焦点，大众媒体作为正义化身，其导向功能直接影响公众的选择与取向。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正是媒体的关注才引起了冲突，也正是媒体的关注才使得一场微弱的动乱发展为战争。网络时代，政治冲突一旦发生，整个世界就会立即知晓，而政治冲突的规模与强度也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瞬间得到爆炸性的扩大与升级。

三、结语

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或政治管制的统治者而言，互联网就像俄克拉荷马从天而降的龙卷风一样充满着危险。各国领导人正在想方设法制约使网络活动分子获得力量的工具。而迄今为止，网络活动分子已经找到了绕过政府所设置的所有障碍的办法。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通信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正在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新的政治生态，政府治理环境将变得更为动荡、复杂与变化多端。互联网的不断拓展，一方面扩大了国家治理的公共领域，使国家有可能更加全面深入地控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信息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政治资源，也潜伏着促使国家政治统治方式瓦解的力量。毫无疑问，网络虚拟技术的发展已经对现实政治秩序构成了挑战。这就要求政府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对政治体系造成的冲击，构建有效的政治稳定调控机制与互联网的监控机制，力求使网络成为政治稳定的“安全阀”，而不是政治冲突的“催化剂”。现代社会，互联网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善良、文明的人用它来弘扬人性与正义，科学家、思想者用它驱散灰暗，散播光明。但也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利用它来散步污秽、邪恶，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所以，我们无法定论：互联网是好还是坏。它只是一个工具，仅此而已”。网络时代的来临，对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梦想和焦虑同在。互联网必将对目前中国政治秩序带来深刻影响。如果政府能有效利用互联网的积极功能，互联网则能起到预防和缓冲政治冲突的作用，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政治稳定；而如果政府疏于管理与控制，互联网的发展也许会成为一把“利刃”，孕育并激化社会矛盾，最终演化成大规模政治冲突，对政治秩序造成强大压力。显然，互联网在现代社会扮演了双重角色，具有两面性。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构建一套内生于现有政治体制之中的政治冲突调控机制，实现从冲突到秩序的转化，将是未来一定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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