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以群之死

散　木

叶以群其人

叶以群(1911-1966)，安徽歙县人，笔名华蒂、以群，著名的左翼文学理论家。

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进步刊物《北斗》、《青年文艺》等的主编。1932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同时又加入“左联”，曾任组织部长。抗战时他是进步文艺团体“文协”的成员，相继参与《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阵新辑》等的编辑。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他还组织重庆文艺界人士与毛泽东会见。此后他又参与编辑“中外文艺联络社”的社刊《文联》、《人世间》等，还创办有星群出版社。1948年，叶以群赴香港，期间创办有《小说月刊》，并创办了香港南群影业公司。新中国成立后，叶以群曾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后返回上海，历任华东和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文学》、《收获》杂志副主编等，是上海文艺界著名的作家和领导。

叶以群著述等身。著有大量文艺理论著作、文学作品、翻译文学作品等。而给以群带来巨大名声的，则是在中国的文艺理论领域。他早在1937年就翻译过苏联的《新文学教程》。后来1961年北京召开高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周扬嘱咐他组织班子主编全国高校通用的文学理论教材。这就是他后来与叶子铭等编纂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此书曾长期作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并多次再版，影响较大。

说到这本书。还要说一下当时的背景：原来，作为中国的文学理论以及文艺学，最早是从域外引进的。在叶以群翻译苏联的教材之后。解放之初最有影响的则是1953年查良铮(穆目)翻译的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当时曾是中国所有大学文科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开启了文学理论为政治服务的先河。或者说是文学理论的“苏联模式”。不过，它只是对革命导师的文艺言论进行了简单的理解。此后，又有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柯乐尊《文艺学概论》等翻译过来，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开展，特别是理论上的规范。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所谓的“日丹诺夫主义”。具体说就是鄙薄历史上的优秀文学传统，并且持一概批判的态度，以偏概全，简单地将“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作为典范，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极致。在文学本质上则只承认文学是一种思维(反映)和认识，而忽视其他的功能。以致形成后来长期影响中国文学创作的“为政治服务”等。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在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关系也发生了裂痕。反映到文学理论上，就是这年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提出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艺学体系，同时由蔡仪和叶以群领衔分别组织写作班子，编写教材，这就是后来出现的两本《文学概论》和《文学的基本原理》。当然，如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由怀疑“苏联模式”而终究没能摆脱一样，60年代初编纂的教材也保留有浓厚的苏联气味。两本书只是在文学起源论、鉴赏论、批评论以及例子上，大量采用了中国的材料，从而使之带有了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但在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命题上，却仍然来自“苏联模式”。考虑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人们也就会理解它所受局限的必然性了。

告别尘世

叶以群的辉煌历史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有了微妙的转折。

1955年“潘汉年事件”发生后，又旁及了许多无辜者。叶以群因与潘汉年等有过较深的接触，于是受到了审查。特别是他在“左联”活动时期曾遭到“变节自首”的诬陷。此后又一度被捕(后被其任江苏教育厅长的堂兄保释)，结果便成为他的“罪状”。当以群被结束审查之后，柯庆施命令对他“控制使用”，并把他安排在上海作家协会的《文艺月刊》任理论编辑(主任王道乾，同仁有巴金、唐弢、魏金枝、王若望等)。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对他这位老相识已是另外一副面孔。而此前，还是叶以群和陈白尘介绍这个山东的文学青年加入“左联”的。

叶以群“负罪”工作。在历次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运动中，不忍心对他的同行大开杀戒——如领导批判钱谷融、蒋孔阳、王若望等，结果却是以“温情主义”受到冷眼。1957年，他还因一篇《“开路”与“挡路”》险遭不测，身临“右派”的边缘。他参与编辑的几本上海的文艺刊物，更是他后来受到批判的“口实”和“证据”。

从1965年开始，电影《不夜城》以及夏衍、瞿白音等一批“黑帮”受到了批判，叶以群因负责文艺理论的工作。也不得不依样画葫芦。可悲的是他一生谨奉“遵命文学”——1945年在国统区时。奉命批评“反动文人”梁实秋、陈铨等；1958年又遵照指示参与批判异端思潮的何直、周勃、陈涌等：到了1966年，作为上海文艺界的“黑帮人物”，以群、孔罗荪等这回是在劫难逃了。他不得不低头交代与“异己分子”潘汉年、与“阎王殿”的周扬等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那些“历史问题”——在当时，“叛徒”的帽子毫无疑问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1966年6月，上海文艺界开始揪斗“黑帮”；7月。开始批判电影《鲁迅传》创作组(叶以群曾撰有《忆鲁迅先生》，他还是《鲁迅传》创作组组长)；8月，叶以群专案组成立……终于，叶以群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8月的一天，在与专案组谈话后。他给家人写下了绝命书：

“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们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要从中吸取教训。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

写完了这封信，翌日清晨，叶以群走到阳台上，在徘徊了足足三个小时之后，他鼓起了最后的勇气，毅然告别了尘世。

叶以群跳楼自杀身亡之后，上海作家协会仍然对他进行缺席批判大会。据说张春桥听到这个消息。悻悻地说：一条线索断了。显然，他以为从叶以群身上是可以挖到曾在国统区领导文化斗争的周恩来等人的。

巴金回忆

叶以群死了，很快被人忘了。可是。有人偏偏没有忘记他。那就是巴金。

“文革”结束后，巴金开始痛苦地进行“随想”，其中他的思索有一条线索隐约可见，那就是

他是从“叶以群之死”开始自己的独立思考的。

1966年，还是在巴金离开上海准备赴杭州继续参加亚非作家其他活动之前，他和叶以群见了一面，虽然只是匆匆一面，但是巴金仍然能体会到这位已结识了几十年的老朋友当时的忧虑心绪。不过当时叶以群尽量表现出了泰然的姿态，他并没有因为作协有他的几张大字报而张皇失措。可是就在巴金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叶以群竟然自杀了!显然。叶以群的自杀对巴金内心的冲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不久，巴金回到上海，他忽然明白了叶以群为什么要这样做——整个上海已经让他完全陌生了。

后来，他在《无题集·二十年前》一文中说：“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叶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8月2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叶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我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这里，巴金控诉了“文革”的暴虐，也对自己进行了忏悔。痛苦中的巴金不断自责着，他的灵魂在忏悔中升华，因为叶以群的死让他的灵魂不安。他在不安中辗转反侧。在不安中一段段往事又回到他的脑海之中。其中包括和以群的交往，某种程度上，他还代替已在阴间的以群做痛苦的回忆。

巴金在《随想录》中回忆说：当批判电影《不夜城》之前，“我是不敢向‘长官意志挑战的。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的文字。可是我也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那是1965年6月我第二次去越南采访前叶以群同志组织我写的，当时被约写稿的人还有一位，材料由以群供给。我一再推辞，他有种种理由，我驳不倒，就答应了。后来，我又打电话去推辞，仍然推不掉，说是宣传部的意思，当时的宣传部部长正是张春桥。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以群自己也有困难，似乎有些害怕。当时说好文章里不提《不夜城》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文章写好交给以群，等不及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我就动身赴京做去河内的准备了。上飞机的前夕我还和萧珊同去柯灵家，向他说明：我写了批评《不夜城》的文章，但并未提编剧人的名字。此外，我什么也没有讲，因为我相当狼狈，讲不出道歉的话，可是心里却有歉意。三个多月后我从越南回来，知道我的文章早已发表，《不夜城》已经定为‘大毒草，张春桥也升了官。但是我仍然对柯灵感到歉意，而且不愿意再看我那篇文章。因此它的标题我至今还说不清楚。同时我也暗中埋怨自己太老实，因为另一位被指定写稿的朋友似乎交了白卷，这样他反倒脱身了。”

此后巴金说：“在我靠边的时候，在批斗会上，我因此受到批判，说我包庇柯灵，我自己也做过检查。其实正相反，我很抱歉，因为我没有替他辩护。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第二年8月初，叶以群同志自己遭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含恨跳楼自尽。留下爱人和五个小孩。我连同他的遗体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一直到这个月初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名誉才得到恢复。我在追悼会上读了悼词，想起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我痛惜我国文艺界失去这样一位战士，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我在心里说：绝不让再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在这个仪式上我见到了刘索明同志和她的五个孩子。孩子们都大了。把他们养育成人。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何况以群死后第二个月单位就停发了他的工资，做母亲的每月只有几十元的收入。这十三年十分艰苦的岁月是可以想像到的。这是一位英雄的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吗?”

叶以群遗书里最关切的他的亲人们，后来有了一个能够宽慰的结局。不过，始终让巴金忘不掉的，还是叶以群之死。他在另一篇《十年一梦》中说：“‘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出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