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评价看邓小平的崇高风范

杨宪福

（中共济宁市委党校，山东济宁272003）

从自我评价看邓小平的崇高风范

杨宪福

（中共济宁市委党校，山东济宁272003）

邓小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为党、国家和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中肯而低调。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并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实事求是派；具有乐观主义精神；既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从邓小平的自我评价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邓小平热爱党热爱人民、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及勇于承担责任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风范。

邓小平；自我评价；崇高风范

邓小平“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P627-628）虽然邓小平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他却谦虚谨慎，自我评价中肯低调。从邓小平的自我评价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风范。

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为英国培德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英文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有一句名言：“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2〕（P497）这句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了亿万中华儿女，也感动了世界。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发布的告全国人民书引用了这句话，同时指出：他的光辉一生充分表明，他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祖国人民也深情地爱戴他。

邓小平早年参加革命，把一生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16岁到法国勤工俭学，18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3〕（P10），从此投身革命，共计75年。他在法国的五年半时间里，先在工厂做工，饱尝艰辛和凌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辞去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1923年，他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宣传干事、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副主任等职务，具体负责团的机关刊物《赤光》的刻印和出版工作，周恩来曾送其“油印博士”的雅号。〔4〕（P17）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里昂小组书记。同年他到巴黎，任非常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邓小平主要为华公会办报纸、指导里昂克鲁梭区党的活动等。邓小平回忆那段革命经历时说：“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都交了！”〔5〕（P119）

邓小平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一如既往地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文革”开始后，邓小平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被打倒。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抓住时机，勤于攻读，每日都读至深夜。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6〕在此期间，他还多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表示愿意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3〕（P292）再一次被打倒。1976年10月，得知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后，邓小平怀着“万分的喜悦”心情，给党中央和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写信，表示“衷心地拥护”“（粉碎‘四人帮’）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命运的“真诚的感情”。〔7〕（P63）1977年7月21日，在恢复职务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表示，听从党的安排，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邓小平临近退休之际，心中想到的仍然是党和人民的事业。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8〕（P323）邓小平还立下遗嘱，把骨灰撒入大海，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在75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用生命实践了一个共产党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誓言，生动地反映出他的崇高的精神境界。

二、“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实事求是派”

邓小平明确宣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是实事求是派”。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8〕（P173）1987年3月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时又宣布：“我是实事求是派。”〔8〕（P209）他说：“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那么我就是保守派。所以，比较准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8〕（P209）在这段话中，邓小平明确表达了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正立场。

邓小平告诫全党，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要随时注意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8〕（P375）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不会犯错误，出了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邓小平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按照实事求是原则，根据具体情况继承、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在会见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正确的道路上胜利前进。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

三、“许多外国人问我，你上上下下几次，经过很多曲折，为什么身体还那么好?我回答是乐观主义”

乐观主义是邓小平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的法宝。1983年9月1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琇及其夫人王婉靖时说：“许多外国人问我，你上上下下几次，经过很多曲折，为什么身体还那么好?我回答是乐观主义。”〔9〕（P933）

1985年7月15日，邓小平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时又谈到乐观主义。他说：“好多朋友都问我(身体健康的‘秘诀’)，我的回答是‘乐观主义’四个字，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总有人顶住。我是三下三上的人，没有乐观主义态度，没有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的思想，不可能活到今天。”〔9〕（P1060）

邓小平时刻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把挫折和磨难当作人生的宝贵财富。他对“政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对一位外国记者说：“政治犹如大海的波浪，人在上面时而上，时而下。”〔10〕（P181）“文革”期间邓小平两次被打倒，是政治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他在回顾“文革”的艰难岁月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它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9〕（P1244）正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说，邓小平“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她回忆道：“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5〕（P353）

邓小平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曲折看成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从中吸取了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3〕（P383）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成为邓小平保持乐观主义精神的坚实思想基础。

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在悼词中对其乐观主义精神倍加赞扬：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忍，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贞，对我们事业的未来抱乐观主义态度。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思索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邓小平坚定的信仰、乐观的态度、坚忍不拔的意志充分显示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光辉风范。

四、“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时说：“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1925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9〕（P1244）这番话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家谦虚谨慎、勇于承担责任的高尚品德。

虽然邓小平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所起的作用有什么了不起。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说到：“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11〕（P277）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更加谦虚谨慎地说到：“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11〕（P353）

邓小平勇于承担责任。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邓小平多次主动提出自己对毛泽东所犯错误应承担部分责任。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自责其咎地坦言：“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1〕（P277）此后不久，邓小平再次谈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指毛泽东——引者注)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11〕（P296）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时，披肝沥胆地说到：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再次襟怀坦白地说到：“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8〕（P271）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集体努力的结果。1987年11月，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自己新时期的工作作出如下评价：“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8〕（P258）1992年7月，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再一次强调：“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9〕（P1350）

邓小平还深刻地认识到，集体领导是防止犯错误的重要因素。“中国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强调的是集体领导。特别是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新情况，提出新问题，是有些新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当然，也不否认个人的作用，比如说我个人在里面起了我自己应该起的作用。许多具体政策、具体问题，有的是这个同志提出的，有的是那个同志提出的，并不都是我一个人提出的。可以这样说，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最后是集体决定的。我们也有一条经验，个人干预问题过多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也与此有关。”〔9〕（P784）邓小平对此郑重地指出：我们“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能把领袖变成神”。〔9〕（P85）他在此特别强调反对个人权威、实行集体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邓小平勇于承认错误、推功揽过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对毛泽东功过的客观公正的评价更体现出这位伟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人格魅力。

《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虽然邓小平的自我评价中肯低调，但这正是他人性光辉的闪耀之处，丝毫无损于他忠于人民忠于党、坚持原则、坚定信仰的崇高风范。相反，更彰显出他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中国人民优秀儿子的光辉形象，“他的风范同他的事业和思想一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1〕（P636）

〔1〕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汤应武.抉择（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邓小平自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4〕余世诚.邓小平与毛泽东〔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5〕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N〕.人民日报，1984-08-22.

〔7〕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0〕〔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M〕.阚思静，李叶，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Viewing Deng Xiao-ping's Lofty Style from His Self-assessment

YANGXian-fu
（Jining Municip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Jining 272003，China）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the country，Deng Xiao-ping made Immor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Party，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while he always kept an apropos and low-key attitude towards himself.Deng thought himself as the chinese people’s son，who had deep love for his motherland and the people.Deng said he was an optimistic Martist and belonged to the group who seek truth form facts，he did a lot of good deeds，while made some mistakes.From Deng’s self-assessment，we deeply feel that he had deep love for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upheld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carried forward revolutionary optimism and was brave in undertaking responsibilities.

DengXiao-ping；self-assessment；lofty style

A181

A

1009-1203（2010）01-0011-04

2009-12-08

杨宪福(1967-)，男，山东邹城人，中共济宁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邓小平理论。

责任编辑 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