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哲学的当代价值

[美]成中英，[中]李冲锋

（1．美国夏威夷大学 哲学系，美国 檀香山；2．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科研部，上海201204）

中国管理哲学的当代价值

[美]成中英1，[中]李冲锋2

（1．美国夏威夷大学 哲学系，美国 檀香山；2．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科研部，上海201204）

中国传统典籍所包含的管理的智慧、为人处世的智慧、领导群能的智慧、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古典智慧是对人在真实世界的定位做出的真实回应。历史的发展需要传承，人的智慧有限，必须借重前人的认知过程来呈现自己、来超越前人。事实上，没有古代智慧的激活过程就很难掌握时代问题的核心。中国人懂得用历史智慧来和他者文化交会互融茁壮自己。中国今天能站起来就是中国智慧力量的体现。回归古典创发精神是我们重建自己的关键。我们重建自己的基本逻辑是学习他人的优点，反思自身的创造精神，整合内外左右、古今中外来创造一个适合人类发展的生存之道，使我们自己更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为人类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的管理实际上是宇宙创化的自然管理与人生创造的自我管理。就个人来说，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社会；是为人的发展服务，提升人的价值；就社会与国家来说，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使社会发展得更有活力，使国家发展得更为健全，使人类走向一个更为民主、更为自由、更为开放，也更为和谐的境地。中国的传统哲学的管理智慧不仅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再发展有重要性，对中国人建立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也有重要性；对解决问题、消除矛盾有重要性，而且对中西文化的融合，人类的再发展、全球化的基本需要与追求，以及如何实现世界的永远的和平与持续的和谐也更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就是它的时代意义。

管理哲学；管理思想；中国哲学；当代价值

一、中国古典管理智慧的时代性

李冲锋：成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今天想请您谈一下“中国管理哲学的当代价值”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我从您的著作里看到，您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如您对《周易》管理思想的研究，您提出的“C理论”等都涉及这一话题。二是我最近刚做完一个综述，题目是“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当代价值”，内容主要是中国大陆学者2006-2008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情况，我做出来看到，大家主要集中在对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的研究，墨家的也有一点。就这些思想的当代价值来看，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党政领导和企业领导上，主要是今天如何运用古代的传统领导思想。成先生您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又在西方生活多年，对东西方哲学与文化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中西文化背景使得您的研究呈现出一种创新。比如，您创导的“C”理论以中国的《易经》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主干，整合中国古代哲学的诸子百家，统合现代东西方的各种管理理论与学说，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的崭新的管理哲学系统。我对您的这种融会古今、会通中西的研究很感兴趣。因此，今天想听听您对“中国管理哲学的当代价值”的见解。

成中英：你所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先说一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何在。中国的典籍包含了管理的智慧、为人处世的智慧、领导群伦的智慧，后来者的我们今天要怎么去认识它，怎么去体现它，怎么去发扬它，是我们的面临的职责所在。我们首先要认真地学习与认知它的价值，它的时代意义。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与意义等待我们去学习与认知。

第一，中国传统的智慧是直接面对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时代的问题的。古人能够认识这些问题，而且能够对人的处境进行很深的考虑和思量，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这些解决方案里又包含了一种引人入胜的活力，这就是它的智慧所在。这是在一个面对生命真实情况发展出来的智慧，特别是包含了重大变革与重大定位与重大创新的意识与知识。显然那是对真实的世界所做出的一种真实的回应，具有重大的启发性。

第二，历史的发展需要传承。人类的历史，从文明开始的原初时代，经过文明不断地重建，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是文明的进化。中国先秦典籍，包含了人类文明进化的智慧，是古代圣贤才智之士智慧的积聚，本身就具有生命力。我们今天讲诸子百家，讲的就是古人传承下来的生活与生命体验，必然能够启发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必须经过前人的认知过程来充实自己，来超越前人。这就需要回到人类智慧的根源上去。这就是古代典籍的时代意义。“现代”永远有面向历史的一面。世界历史中有过很多文明，正因为不能面对历史，因而丧失了进步，没有了过去，就没有了现在。当然我们应该根据现在的问题来检讨历史，超越历史，这就表示要向历史的经验学习，挖掘历史中的智慧眼光。现实的问题的发生往往是与文明进化的过程有关的。我们怎么可能仅凭现在有限的经验来解决问题呢？这是很困难的，因之我们必须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历史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的含义。人性有深层结构，人有心智，都是从生命的历史经验中拓展出来的，不可一刻忘却它的反思性与开放性。这个反思性与开放性来自于对文明的智慧的反思与开放，因而能转化文明的智慧为时代的智慧，因而能用自觉的生命点燃与激活传统的智慧，发展知识与技术，为时代的问题定性，也为其解决提供真实可靠的方案与方针。总而言之，解决时代的问题，必须借用前人的智慧。没有一个传统智慧的激活过程，就很难掌握时代问题的核心。

第三，华夏民族是在不断的经营中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今天这个民族必须要面对世界，面对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并要面对其他文明的成功、成就和发展来考验自己。中华民族的持续发展显然离不开与西方文明的互动。我们必须通过这个互动的过程来衡量自己国家的未来发展。这种认识代表了很高的一个智慧。我们是不是要深化这种智慧呢？你要与他者互动，你就不可能是一片空白，而必须自我有所把握，并知道怎么吸取，融化，转换与创造。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不但不能放弃本有的道家、儒家与诸子百家的智慧，更要用之来面对世界其他文化的价值与知识，认识创新知识与技艺的重要性。如此方能更有效地掌握新的经验和方法，如此才能更好地扩大与深化中西互动的含义，扩大眼光，也深化认知。传统的中国的才智之士懂得用历史智慧来融合外来的文化，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吸取与融化，使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展得更有深度与张力。如果自己是空无所有的话，我们又如何去回应与融合外来文化？如何去学习转化与创新自身文化？我们显然必须学会保有我们主体的智慧与主体的生命，从与世界的文明的互动中不断提升与更新。当然，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以一种强势的科学和科技冲击中国与中国文化。可说三百多年来，中国与中国文化一直面对着这个西方文明挑战与考验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文化已经被打败了，已经被淘汰了。其实，他们不了解只要我们有主体的自我肯定、自我反思与不断挖掘与探索的智慧，这种失败与面临淘汰的危机，正是反思与重建的机会：我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来说明我之为我，我又怎样来掌握我的主动精神，使其成为更生与重建乃至创新的力量。显然，面对西方，人们应该一面学习西方，一面更应该重建自己。在学习西方的优秀的物质文明方面，中国可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是荀子讲的话。（李冲锋：对。《荀子·劝学》篇里讲的。）但在建立自己具有活力的精神文明这方面，现代的中国相应传统的中国也要做到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二、中国今天站起来本身就是中国的力量

李冲锋：您在回答“如何重建中国哲学”这一问题时说我们要：“吸收、理解西方哲学，借以解析、批评中国哲学。再用已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进行批评及解释。”从中不难看出您对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所拥有的一种吸纳、反思、重建能力的深刻认识与坚定信心。中国近代史上，为了能够与西方接轨，有人曾提出全盘西化的观点，这种观点显然没有看到中国文化传统深处的这种成长动力。中国今天的发展、今天的成功，应该说还是得益于我们传统的智慧。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成中英：全盘西方化的最大问题是完全放弃自己，什么都不要了。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都有自己的精神，如果全盘放弃，如何成为自己？中国在近代史上有这样一种遭遇——被击败的遭遇——但这个遭遇也是一种教训：中国必须重建。但很不幸，历史上外来的力量纷至沓来，中国恢复的时间几乎没有。但又很幸运，中国还是在万般困苦与压迫中站起了。我认为，中国今天站起来，本身的文明与文化就是中国的力量。现在不能否定这一点。中国还是通过一个原始的智慧、原始的生命力量、原始的文化潜力，站起来了。这种力量包括中国今天能够参与、吸收、接纳、发展与开创。中国50年代的社会革命采用马克思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中国的智慧在里面，还是有一种中国的生命力在里面，还是有中国的历史在里面，还是有中国的文明在里面。今天好了，我们成功了。难道今天中国人就要陶醉在这种成功里面了吗？另一方面，是不是因为我们学习西方，也相对成功，那我们就可以以学习西方为满足呢？不要忘记了学习西方的东西，其成功的面还只是在物质文明上面，至于在社会建设方面，甚至在更深层的人的存在方面、在道德方面、在精神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完全认同西方呢？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去认同。因为我们的历史有其连续发展的要求与动力。要认同西方，必须要去了解西方的历史，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现在，我们不是西方的历史，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强盛富裕的时候，当我们物质文明发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回归到自己的历史。这样我们才能够支撑我们现有的状态，使它更好地面对问题，理解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之道，创造新的文化内涵，也建立新的生活形态。现在学者们在讨论“现代性的多种形态”。西方的现代化强调理性、强调实用主义，要以此改革社会与文化。不要忘记，西方的现代化也有西方现代化的问题。从成功面来讲，它有值得效法与学习的地方，但我们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内在问题。首先是人的整体价值的失落问题，其次是人性的分裂问题，最后是理性犯罪的问题，特别是引发当前金融危机的贪婪自私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去掌握一个整体的精神与人的价值与真诚，形成一种活力，来消除这些基本的问题呢？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自己的精神传统上面，来创造一个新的价值观呢？事实上，这不仅是学习西方的问题，也是西方自身已经面临的问题。因之，是不是在学习西方之后，我们也要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面临这样的问题，显然我们要回归传统的智慧，因为中国的传统智慧讲究学习与反省，讲究整体价值，和谐的心性与人格，以及真诚地面对自己与世界其他人，并在实践行为上坚持真诚一致，这就是知行合一的道德。显然，这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项重要智慧，是我们不能放弃与忘记的。现在我们要警觉的是：我们的今天不能重覆西方已犯过的错误。另方面，我们要认识中国现代发展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有我们文化内在的智慧，而并非全由西化而来。这种内在智慧怎么来的？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为此我们必须要回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哲学智慧。再谈全盘西化是走入歧途了。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回归中国的精神与哲学智慧绝对不是固步自封，而是更小心谨慎地更新文化，更精益求精地追求科学知识，更严肃端正地重视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如此中国方能面对世界天地的变化，全球化中人类追求福祉与正义的发展，关心与贡献于有关全球社会问题、国家问题、种族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解决。

努力学习与不断学习，学习以达到发展与改造，正是中国传统的精神与哲学智慧。在此学习的基础上反思自我，整合内外左右以及古今中外，创造一个适合人类发展的生存之道，才是中国发展的正当途径。

李冲锋：您可以举例为我们说明一下吗？

成中英：这种划时代的学习精神可以从孔子时代讲起。孔子就特别的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之能做到圣贤的品质就是他不断学习的成功。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何以学而时习之，能够带来快乐，这是因为在不断的学习中，人们可以有新的发现，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实用的，都会带给人以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加以审察而提升。孔子已经看到这种学习精神带来文化的进步。他看到每一个礼制的时代价值，但面对新的时代，人们必须在学习中变革。 夏商周的礼制的变革必须如此来了解。一个成功的制度，它内含一种普遍的价值，但它却仍然要接受时代的考验。礼制或其他制度都有时代需要的背景，但也有为时代淘汰的可能，它要面对天地人的变化环境与需要来进行调整，所谓损益者是也。 这种损益的变革当然也包含着人性的需要，而人性的需要也是随环境与生命的发展变易的。重视天地自然变化而人必须相适应进行自身提升，这是周易哲学的洞见与智慧。儒家用此智慧来理解人性。《周易》强调：天地之道，是一阴一阳之变化。阴阳的概念很早就存在了。我们说，动静是阴阳，刚柔是阴阳，明暗是阴阳。这个阴阳，作为变化的一个描述，是相辅相成的变化，是一个对立而统一的变化，一种关系的变化。如果我们细心体会，我们也可以把阴阳体认为进退的概念、精神跟物质的概念、行为和知识的概念、消费与分配的概念、创造与毁灭的概念。这些都可以说是阴阳，而且是有连贯性的。我们不从学习和对学习的反思中掌握这些根本的智慧，我们又如何去掌握呢？

从儒家来说，《周易》是儒道的一个基础。这里面关键是人类认识宇宙，在宇宙里面学习到一种创建的精神，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族群，然后到社会到国家。这样一种从反省到认知的学习，从不断认知到发挥人的创造力的学习，是人能发展的根本原因。依此，儒家强调人的创造性，强调人的思维，强调人类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儒家谈的道德是“以德为本”，德就是人掌握自己的内在的能力，并依此能力，建立对人性的认识：个体的人需要他人、他人集合成为社会，个人与社会也就有了一种相互为基础的关系。儒家提倡“仁爱”的精神，“仁者爱人”，这就是社会凝聚、社会和谐的一种力量。儒家的这个观点出现之后，我们认识到，从“仁”到“义”，再到“仁义礼智信”的德性需求是极其自然发生的。

孔子在 《论语》里面还特别重视社会稳定性的问题，他举了三个稳定社会的主张：一个是 “均”的主张——“均无贫”，一个是“和”的主张——“和无寡”，一个是“安”的主张——“安无倾”。这种主张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从观察历史、反思人性来考虑的。人与人之间需要有一种相对的思维，一种对应的关系。如果两个人之间相差太远，一贫一富，那么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对立、矛盾，不利于人的总体发展。虽然说均财富，但孔子并不是要固贫。孔子只说“君子固穷”，但他却看重民富，为了教民，财富也是要去追求的。民先要让他“富”，富之后要“教”。所以，孔子还是重视改善人的物质生活的，人民物质生活改善之后，还需要把握它们之间的均衡关系。怎么发展均衡，当然是大有学问。但是他提了这样几个基本原则。实现均衡的话，穷没什么关系，富也没什么问题。没有实现均衡，穷是一个问题，富也是问题。他至少提到这个概念。这是个“均富原则”。过去控制得太严，像早期的计划经济，那会走向“均贫”，大家都动不了。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儒家的思想是什么？那就是“开物成务”，最根本的就是人是要参与天地变化来求进步、来发展。所以，不去创造财富是不行的，富也是需要的。从此来理解，儒家传统的智慧已给中国传承了一套进取的、发展的经济哲学。

孔子又提到“和”，这个“和”在人民身上，是不是最大的问题？其实，在当时也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团结、能和谐。如果是自己内部先分离，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和”非常重要。 我们要问怎样“和”？回答是：要“和”就要有社会伦理。没有秩序或关系怎么“和”？“和”是各自有定位，能够相互有关系，还能彼此支持，是一种合作、一种信任，而合作与信任的基础是仁爱。

“均”字比较接近“义”的意思，“和”比较接近“仁”的意思。“和”和“均”最终是为了达到“安”的目标。“安”是一种长期发展、和谐发展、稳定发展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是在“和”的、“均”的前提下建立的。这里看到孔子很深刻的一种体验，很敏锐的一种观察，是孔子从历史经验里面总结出来的，也是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里面发挥出来的。所以孔子的智慧就成为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精神价值与哲学智慧，至于后来者能不能继承与发挥是另作考虑了。但孔子的智慧至少能启发大家一种新的认识，就好像《周易》的智慧见之于“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类话能启发我们的眼光与认知一样。孔子的许多话都是有普遍意义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它还有意义呢，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体验。如果我们忘掉它，那么再去学习它、再去掌握它，是非常困难的。结果反而是别人掌握了，我们再去学习它，那我们就落后了，只能跟着别人去“现代化”，而不能创造出一个自己的积极的领域。

中国传统中的道家智慧也是一样重要。道家说“道法自然”。自然是非常生动的，随着天地发展、宇宙发展，人的发展也可说是很自然的，有其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道”是相对于《周易》的“易”字来说的，“道”就是易之道，变化之道。当然，人是变化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能够提升自己的那种“道”在儒家是为人之道、为政之道、君子之道。但对天地自然深思过的老子而言，道就是天地之道，自然之道。如今我们面临地球暖化的危机，应该对这天地之道与自然之道有更深的体会与认识。总而言之，中国的文化智慧来自哲学的理解，而这些见之于易学儒道或其他诸子的理解是经过总结历史经验而加以深思的成果。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哲学是非常智慧的，具有哲学中最深刻的智慧。前些年有人以现代西方哲学和古典希腊哲学来否定中国哲学，这都是不足为“法”的。因为他没有认识自己，先去假设了他人。因为假设了他人，所以就否定了自己。没有，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有。今天我们要弄清楚，今天西方提供的机会让我们学习到许多新的东西，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己。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可以再整合自己，再建设自己，为人类做出更好的贡献。

三、回归古典是我们重建自己的关键

李冲锋：成先生，您提出了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课题，并且深知中国哲学必须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我们必须知己知彼，深入西方哲学核心以理解西方，同时要展示中国哲学的精髓。就中国的管理哲学或管理实践而言，我们怎样做到与西方的整合，怎么在实践中发挥它的效用呢？

成中英：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目标来整合资源与经验，然后提出新的计划与项目。我们现在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学习他人的优点，反思自我的创造精神，整合内外左右、古今中外来创造一个适合人类发展的生存之道，也使我们更好地在世界上立足，能够为世界做出贡献。这个创新、创造的活动必然要在对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这是何以要回归古典的一个重要原因。回归古典是我们重建自己的关键。回归不是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正因为在开放世界里面，我们必须与相关者合作，建立自己的存在的特色、开发创新发展的精神。

学习西方是在理念上的学习，在实践上还必须从自己的传统中走出来，不能完全放弃传统，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连续性的问题，你必须在经验基础上面去更化或更新自己，这就是自觉发展、自我转化的问题，也就是自我规范转化的问题。在管理方面也是如此。管理基本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怎么去管理别人，一个是别人怎么被你管。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到一种所谓语言的表达技术？你是不是要考虑到语言的本义是什么？你是不是要考虑到怎么去和别人沟通，怎么去和你的团队沟通？你怎么去建立理想的价值，怎么去实现理想的价值？这些就涉及到对“管理”概念的新认识。“管理”一词英文对应为“management”，mangagement是手的运作。但我们的“管理”一词却含有一种理性规范建立的含义。也就是要实现或施行一个“理”的秩序。因为“理”字有很深刻的含义，从先秦，经过宋明到近代，它的含义都在我们日常中，我们用这些字，甚至都不自觉到它的原义。“管理”这词已经包含了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方式。再说另外一个相关的词以帮助了解，比如：“知道”。当然“知道”不是翻译西方的“know”。我们中国就有这个字，比如荀子讲“知道”。“知道”就是说“我知道可以走的路”。但你不学怎么知道？ 论语里说 “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这已经有一套智慧在里面了。 还有一个词是“革命”。这个词也是中国原有的语言，来自《周易》里面的一个“卦”，“革”卦。革命就是要除旧布新，要打倒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来面对时代的需要。这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一种要求。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字看成是西方字的翻译，或对应西方的语言来进行了解。这表示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语言以及其含义。实际上，我们也经常在用这些字，但我们要知道哪种情况有哪些意义，不能忘记它们的寓意。所以，在管理这个学科，我们要挖掘出来中国的“管理”的真正内涵、它的形式、它的精神、它的价值、它的意义。

进一步了解，我们注意到管理涉及行为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怎么去带动他人，怎么去组织群众，怎么去发展企业。这些都涉及到实际生活的改变。你如果只考虑到西方管理方式，你就无法与你自己的文化传承联系起来。事实上，中国人文化已有的状态，只能用中国人的智慧精华来提升。所以，管理科学可以学习到许多方法、流程等，主要是知道怎么去运作机器。这很好，但是一旦涉及到我怎么做，我怎么对待人，我怎么对待我自己，我怎么去做一个决定，我怎么去做一个行为，我怎么要求别人做一个行为，这里就涉及到责任的问题，涉及到理性的说明问题，这也涉及到知识的价值目标的问题。在这种要求之下，我们必须要回到我说的一种从中国人的管理智慧的角度上来看问题。这种管理智慧，事实上，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管理科学”。所以，西方管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它背后有管理科学。我们这样做，难道我们只是为了模仿西方，跟西方竞争吗?但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我们成功到某一程度，我们必须主动地、自由地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价值，也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提出了“管理哲学”这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一定要从中国人对技术、对经验、对知识、对智慧的整体运用来建立价值与行为标准。智，可以是知识，也可以是智慧；可以是智谋，也可以是智术。 智更可以是一种对事物的见解、知见。你不这样认识智的含义，你就不能有效的发挥文化的影响力，进行价值的提升。至于人心涉及到是非善恶的问题、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这是否要用管理哲学来决定呢？但管理哲学并不告诉你这些。从中国哲学来说，存在行为的后果或行为动机的问题，当然是价值问题，广义的价值问题，虽然狭义的说法是是非善恶的问题。这就是基本问题，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难道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标准吗？难道我们都要从西方开始吗？难道我们看不到这些价值标准实际上就是每个民族在它的文化发展中逐渐凝聚出来的价值观、价值的理想吗？它们具有内在的生命力，具有人的内在的体验的要求。所以，没有办法不去面对这些东西。这样就把管理的技术、知识提升到管理的哲学层次，提升到管理的智慧层次。这涉及到我们的宇宙论，我们的生命哲学，我们的道德哲学，我们的社会伦理，这些都涉及到了。

当然，这里面中国和西方的标准不同。 由于中西方的标准不同，有人认为西方是对的，中国是错的。但我们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说明中国是错的，西方是对的。当然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标准。因而也就不能随便说中国是错的，西方是对的。首先，我们可能不了解中国传统，甚至我们也并非深刻地了解西方。所以需要深层地挖掘管理的含义和方法是什么，如此就逐渐提升到哲学问题。最后也必须谈到中西文化的融合问题，它涉及到智慧各有所长的问题，甚至涉及到人的人文发展跟科技发展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的基本问题。中国刚好有这样的传统，这个传统很重视人文，很重视道德，很重视价值，很重视人的自主性，很重视人的创造性。这些都是中国文明、中国哲学创造出来的，是最宝贵的东西。我们今天能够忽视它吗？

今天我们讲管理，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社会，是为人的发展服务，是提升人的价值的；就国家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是为了使社会发展得更好，使国家发展得更好，使人类走向一种更为民主、自由、平等的状态。讲管理就必须要用智慧来实现这些。为此，我们需要不断回到中国的这一套管理智慧。所以，我们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

中国管理哲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是人的创造力的问题。人认识天地，人再认识自己，然后发挥自己的那种“仁者爱人”的精神，然后再进行组合、推广，达到创造社会价值、创造精神价值，实现持续的目标。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中国哲学、中国的管理智慧。

中国管理的问题，可以一部分从西方的眼光来看，但也可以从中国的文明、哲学来看。因此，它最好的解决方式也许是中西融合成为一体。但是，由于是中国的问题，又必须以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这样会更有创造性，更能够发挥它的作用。中国的成功，中国企业的发展，或国家的强盛，他的目标是为了实践。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这一套哲学是非常现代的。比如：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周易》的智慧……

再举一个《大学》智慧的例子。《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人的发展模式。它就是从掌握外在事物的知识来反思人的内在的存在的力量。只有“诚意”才能掌握一个目标，一个“善”的目标。有这个目标才能够“正心”。以这个为目标，你才能控制你的欲念，发挥你的正确的情感和意志来达到人格的建立、达到家庭的建立、达到国家的建立、达到世界和平的建立。这就是所谓以内在和谐实现为外在和谐的过程。它是通过人的内在的发展，自然的内部的发展，来实现一个外在的价值。所谓和谐就是人实现人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所谓“和”。当然在“和”当中，存在“均”的问题、“安”的问题。最后，目标指向“安”，大家都能够满足于现状，安心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它的目标是继续不断发展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平衡状态。

四、中国的管理实际上是宇宙的自我管理

李冲锋：您提出了一条新的管理学之道，即“C”理论，“C”指中国（China）的《易经》（Change）的创造性（Creativity）。后来，您进一步丰富了“C”的内涵。是否可以说创造性是“C”理论的核心理念？我们今天如何更好地来理解这种创造性呢？

成中英：我当初提出“C”理论，就是用“C”字来总结中国的管理智慧，就是看重这个“C”它本身的创造性。当然这个创造性仍然是宇宙发展的一个道理。所以，中国的管理实际上也就是宇宙的一种自我管理。宇宙是天地走的路，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能成为宇宙有宇宙成为宇宙的道理，人能成为人有人成为人的道理。人要成为人，就要自觉地去把握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也是一种自然，但是它是在一种高度自觉里面实现的自然潜力。如此，我们就要更好地去做好人的事。比如，我们需要企业组织，我们需要公司组织，我们需要自由市场，我们需要国际贸易，我们需要金融交易，我们需要很多很多这种工具性的东西。但是，这些工具性的东西，它是否能够符合我们作为人的自我发展及群体发展的价值要求与理想目的呢？我们要有一个内在的标准。假如没有的话，或者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会过犹不及，或偏离达到目的的正道。中国哲学很重视宇宙与人所内在的和谐精神以及创造和谐的精神，这点是中国人的一个巨大优势。跟西方人相比，西方重视现实主义、重视二元主义，是与中国精神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也许可以正好用来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这个很需要去发展。这就要回归到《周易》的那种“生生不已”的精神上来谈人的创造性。

李冲锋：我们知道，您的管理哲学是以《周易》为基础的，但同时您也很重视其他诸家的观点与价值，认为儒、道、法、兵、墨，要互补互用，易、禅统合，即提出了“七家之言”。

成中英：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如果不能在整体里面平衡自己，它有时候就会走向偏颇与极端。儒家与道家都重视整体性的东西。 从这一点来讲，儒道在根本上是对《周易》精神的实现。我需要指出，其他诸子、其他学派也都有它自己的价值。所以我提出来“七家之言”，“七家之言”就是除道家、儒家之外，还加了法家，兵家、墨家，结合在《周易》的传统里面，同时走向自我超越的悟的境界，禅悟。几家之中，一般学术研究对法家做得还不够。因为“暴秦”等原因，我们对法家有些看法。还有当时我们讲法制，又害怕把法家跟法制搞混。总之，我认为对法家的研究还是不够。

李冲锋：我看到您对儒家内部“德”“法”互补的研究，还看到您谈到儒、法两家交融的问题。

成中英：儒法交融是最近一文所探讨的课题。过去我是反对法家的，要回到依荀子来谈“法”。因为荀子的法是跟礼仪联系在一块的，他的“法”是一种制度理性，是能够使社会走向制度化的一种秩序。我觉得这个意义的发展是很需要的。它本来是一种 “礼制”嘛，“礼”还不止是人和人的关系，它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文化的制度。发展当中，社会组织到某种状态，就需要某种制度来维护它的价值；找不到这样的制度，或者这个制度不能发展下去，这就表示这个组织它有问题。所以，荀子是考虑得很周到的。因为他是从学习经验来掌握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制度的。“法”具有一种自我管理的功能，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是可以自己去以身作则，自我规范，自我示范的。一切当然要以个人的修持为本，走向以家庭社团的修持为本，并再走向以国的修持为本。如此这个世界才能走上和平和谐之路。法的作用就在每一阶段的提升与推广。

李冲锋：我从所做的综述里发现，大家对墨家思想的当代管理价值有所关注，但比较少，您怎么看墨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成中英：这个墨家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体现了在实际的亲民仁人爱物里面要真正体现的一个互惠互利精神。墨家不尚空谈，它是一种实用主义。“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说行为彼此要有利。它不忽视“利”的作用，“利”是实现“爱”的方式，或者说“爱”必须要有一个实质的支撑。当然，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也不能过分忽视这一点。这个我觉得很有现代精神。

另外一点，它强调科技发展。因为墨家是非常现实的，非常重视经验的。有经验就能发明工具，它强调工具理性。它强调工具就必须要把许多知识掌握，要掌握知识就必须有一种清楚的概念。所以它也就发展了逻辑。所以从逻辑到知识到科技，科技是基本，然后是逻辑、经验、知识，再然后是科技，这都是工具。所以它有很强的现代精神。墨家的发明精神是很强的，因为其是跟人的需求联系在一块的。墨家要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所以随时找出问题来解决。墨家是中国科学精神的萌芽，其的实用精神、发明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当然后期因为中国社会稳定下来以后，墨家因为过分闭塞的团队化与教条化之故，无法推广这种科学精神。其只重实行，而没有再推广其的理论，来升级其的理论，来影响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实践还是继承下来，但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没有好好进行。墨子的理论没有推广，没有变成生活当中的、社会需要的源泉。所以我们今天很值得把墨家再挖掘出来，结合西方重视实用、重视逻辑、重视科技、重视功利的精神来重新看待。所以墨家的重要性无可否定。

五、中国的管理需要进一步整合创新

李冲锋：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中国管理哲学，为了更好地把握它，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论？

成中英：在管理当中，人们要谈这个管理，一定要有一个综合创新。你先要综合起来，不能综合怎么能够成为一套整体的东西。综合事实上是为了整合，整合乃是为了融合，融合乃是为了创新。中国古代的管理智慧就包含在这综合而整合、整合而融合、融合而创新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智慧因此是经过天地间的生命元素千锤百炼出来的，是一种精华与结晶。我们应该学会去认知它，开发它，挖掘它，提炼它。当前讲管理的人，慢慢了解到诸子百家的重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不止是我所提到的这几个学派而已。中国哲学史上后期的学派里，管理提得比较少的是宋明理学，禅宗提到也很少。但它们重视个人的修持已然隐藏著治国处世的道理。因之我们可以问禅宗在管理中的意义何在？这一个问题以前的管理学者并未关注与回答过。我提出的观察是：禅学要“扬弃”世界而非弃绝这个世界，它要从“扬弃”中重新去认识这个世界，还原出一个元初的纯净，因之在“扬弃”中一个纯净的世界已经显露出来了，成为我们再起步再定位再发展的起点。为了管理的需要，扬弃更需要破除成见，然后新立一本（同一根本）。所以，禅学必须要和儒家等联系在一块，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功能。中国的管理在整合上要研究得再深一点，要把作为天地人的生命元素的所有重要学派都包含进去，才能够更好地体现一日变化千里时代的需要。因为这个时代是多面的，有一种复杂性。怎么使复杂性变得系统，要用复杂系统的方法。但是现在的复杂系统论还不是很完善的理论。到底这个复杂系统包含了或基于什么复杂的联系方式而成立？是如何一个综合？如何一个整合？如何一个融合？如何一个创新？我的最根本的洞见是，这个复杂的系统也必须是一个创造性的变化系统，包含了最起码的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这个系统就是《周易》。《周易》是一种内在的、具有动力的动态系统。动态系统理论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开始出现的。但是动态理论、动态系统往往是偏向于机械动态，趋向建构为一套自动化的动态系统，而非自然化的动态系统。但一个机体的、开放性的、自然化的动态复杂系统，却是我们管理哲学所需要的。我的《C理论》整合了中国管理哲学的元素，又把西方的管理科学的元素融合进来，这就包含了两种整合。这样整合起来的系统，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系统，是全球化可能最需要的一个系统。我认为C理论所代表的中国创造力的这个体系可能是最具有整合性与生命力功能的体系。因为中国哲学本来就强调整体性、宏观性，强调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它与西方重视分门别类、部门研究、专家知识不同。中国人强调整体系统，也是《周易》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在我看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这一点对现代管理哲学可以做出巨大的贡献。然后它与部分性、微观性、分别性结合起来就开了一个新发展的先河，而且提供了一个新发展的基本模式。我们今天已经有了头绪与基础，问题是我们如何强力地继续向前走下去。

当然，要彻底了解以上我所说的并非易事。像刚才说的，西方知识性很强，个别需要性很强，但我们要开发一个整体性的框架，适应全球化的需要，来了解人类发展的一种管理体系，这就需要把中国的这个传统拉进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古典哲学实际具有多重的时代意义。它不仅对中国人的再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智慧再整合有重要意义，对中国人建立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有重要意义，对解决问题、消除矛盾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类的再发展、对全球化的基本需要，对如何融合中西方或提供西方新的发展方向也有重要意义。所以它的重要性是多重的，这就是它的时代意义。

我说了这么多，并不只是抽象地说，概念地说，我所说的是可以用在实际上面的，是可以用在工作上面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再去挖掘，并探讨怎么用的问题，在哪些地方用，在哪些条件下用，要达到什么样的用的效果。中国管理体系的操作性，它的具体的应用性，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一点西方人是要向中国学习的。西方人看到中国的这种成功。 我要对他们说：这个成功，比如今天我们去看的洋山深水港，你不能把它只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的成功，你要看它代表着中国人在艰苦卓绝的精神之下创造的一种智慧的成功。

李冲锋：应该看到它的那种伟大，看到它背后支撑着的那些东西。

成中英：它背后的精神、这种力量、它的理念，它基于中国人的信念，中国人的那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克服万难的精神，这些在中国是有深刻体验的。没有这些，再有多好的技术、多好的知识，也不一定能创造一个具有美感与善意的工程出来。那些外国人很惊讶：怎么做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最有意思的是，一个英国教授，他说，你们中国人怎么会做到这一点？我给他一个回答，令他吃惊。我说，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是和天地一块工作的。西方人有个上帝，高高在上。中国人的上帝是在中国人的心中，所以中国人拥有那种勇敢和开放，因为他是为上帝而工作，上帝也是为他而工作。

李冲锋：他们的上帝是在上面的，我们的上帝是在心里的，是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这个回答太棒了。

成中英：无论你怎样说，你一定要有个上帝来规定一切，其实那个上帝也就是你的精神，是你的精神在指导你，那你怎么开发你的精神呢？后来，英国教授他问了一个更奇怪的问题：你们做出这么大一个大桥出来，那这些岛是真的岛，还是你们做出来的岛？（哈哈……两人大笑）。我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岛是真的岛。中国人是配合天地之创造力来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所以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具有鬼斧神工的那种精神，所以它也是一种上帝的奇迹，它也是一个锄头一个脚印，一个锄头一个脚印地耕耘出来的。它的每一个桩都是打出来的，都是靠人的群策群力造出来的，只是说，我们有同一个意志，我们有同一个信念，我们去做，用我们共同智慧去创造出来的。我们不需要说，有个上帝来指挥你怎么做，还威胁你怎么做。不是这样的，上帝是内在的，上帝就在我心中嘛，上帝为我工作，我为上帝工作。这就是中国的哲学智慧。

[责任编辑 缪开金]

2010-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