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和创新

张海

（南京政治学院 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210003）

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和创新

张海

（南京政治学院 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210003）

战争观是对战争问题的根本看法，是确立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基本前提和认识依据。新中国成立60年余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依据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时代条件的变化，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和创新。

战争观；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

战争观是对战争问题的根本认知，包括战争的起因、根源、本质、性质、制胜因素、历史作用，以及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等观点。它是正确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确立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前提和依据。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战争问题，创立了无产阶级战争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领导革命战争实践中使之进一步丰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根据时代条件和战略形势变化，不断深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一、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

战争与和平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和认识，对一国安全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是确立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前提。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开始，毛泽东对国际形势进行了客观分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针对国内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爆发的论调，他认为世界大战可以制止。1946年4月，他明确指出：“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1]（P1184）1950年6月，再次指出：“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 ”[2]（P67-68）建国后20多年里，毛泽东多次强调战争的两种可能性，认为随着和平力量的增长和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大战可以延缓和制止，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1956年4月，他指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3]（P26）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内外交困，难以发动世界战争，“过去人民力量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4]（P842）直到60年代初，他仍然认为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5]（P92）1964年后，随着安全环境恶化，我党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发生重大改变。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时挑起事端；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对我进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毛泽东认为局部战争不可避免，中苏战争危险增大，发出立足于战争，准备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的指示，但他仍然认为世界大战有避免的可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许多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毛泽东则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在1970年“五二O声明”中指出虽然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但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在战争形势判断上坚持辩证观点，强调两种可能性，既防止了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不可避免论断理解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又纠正了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出现多极化发展趋势，经济、科技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新变化，对时代主题作了科学概括。“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6]（P105）在科学把握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他对战争形势的判断经历了一个从战争不可避免到战争可能延缓，再到战争可以避免的变化过程，这与当时的战略形势有关。80年代，美苏争霸处于核均势,世界笼罩在核恐怖阴云中，正如邓小平所言“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年代。”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一直认为，总有一天要打起来，但是争取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7]（P622）强调战争因素和制止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近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间和平是可能的。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战争形势有了新判断，认为战争可以避免。1985年9月，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8]（P1076）同时，认为小的战争不可避免，要保持警惕。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上，邓小平坚持了两点论，认为一方面大仗打不起来，另一方面霸权主义仍然严重威胁世界和平，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小的战争不可避免，这是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观点。

20世纪90年代后，两极格局终结，世界格局剧烈变动。世界新军事变革迅猛发展，军事竞争日益高技术化。江泽民科学判断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指出国际局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9]（P78）认为影响世界和平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虽然新的世界大战和针对我国的全面战争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但诱发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国内局部动乱的因素仍然存在；我国安全环境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安全因素；西方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没有变，境内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势力有所抬头，周边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江泽民提醒人们尽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但局部战争难以避免，现代战争日益高技术化。进入新世纪，他明确指出当代战争形态正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高技术战争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信息化战争将成为21世纪的主要战争形态。[10]（P465）1993年，军委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着眼于遏制或延缓战争，强调通过增强打赢能力实现维护和平的目的。

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缓和。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战争和冲突时起时伏，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影响我国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对我进行遏制和阻挠；周边安全环境仍存在诸多隐患，分裂势力及其渗透破坏活动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互动性增强，安全问题复杂化。同时，国家安全利益不断拓展，逐渐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领空，向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延伸。胡锦涛强调必须拓展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视野，不仅要关注和维护国家生存利益，还要关注和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不仅要关注和维护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还要关注和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及其他方面的安全。全球化条件下，各国联系空前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党认为中国要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把维护世界和平的立足点放在中国自己的发展上，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知，是战争观形成和战略判断的根本认识前提。不能科学认识和判断战略形势，就无法形成正确的战略思想。建国后，我们党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和战略环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并据此确立正确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理论。

二、对战争根源的新认识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根源于私有制和阶级斗争，动因是经济利益，“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11]（P503）列宁认为战争总是由剥削者和统治者挑起的，只要阶级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他重点考察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根源，指出现时的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斯大林进一步阐明了现代战争根源，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根源于争夺世界霸权，争夺激化的结果就是“用战争来解决世界霸权问题的争端”，[12]（P162）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指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私有制和阶级斗争存在，只要帝国主义制度不消亡，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战争和局部战争就不可避免，世界战争危险也就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两极对抗的加剧，毛泽东对战争根源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美苏争霸是造成国际紧张局势和导致战争的主要根源。列宁提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13]（P810）毛泽东则认为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已演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成为当代战争根源，这一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把我们党对战争根源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邓小平认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14]“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还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15]在他看来，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帝国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霸权主义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的对外政策，任何国家都可能推行，无论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推行霸权主义就会成为战争根源。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危险，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6]（P104）同时，认为地区霸权主义也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不管是大霸权主义，还是小霸权主义，我们都反对。”[16]（P22）这一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关于霸权主义是战争根源的理论，为我们党制定国际战略提供了科学指南，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石。

世纪之交，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存在并有新的发展，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1993年，江泽民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过去一直被美苏对抗掩盖下的一些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也日益突出起来，不断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并有蔓延之势。”[17]（P280）告诫我们对战争危险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丝毫不能放松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2000年12月，他再次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确定因素还在增加。 ”[18]（P158）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党对战争根源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强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当代战争主要根源的同时，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能引发国际争端和冲突，世界新军事变革导致的全球军事力量对比失衡可能引发军备竞争和军事冲突，民族、宗教、领土和资源等非传统因素已成为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重要诱因。

新世纪新阶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国际局势总体稳定和平。但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严重障碍，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我们党坚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当代战争根源的认识，同时极为关注恐怖主义、经济竞争、金融风险、民族宗教问题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认为影响和平与国家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安全威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

对战争根源的认识，是判断战争性质、把握战争制胜因素、分析战争作用的重要前提。建国后，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理论的基础上，随着美苏对抗的加剧和国际政治的发展，逐步认识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现代战争的主要根源，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诱因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从而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根源论思想。

三、对待战争态度和维护和平途径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毛泽东曾说过，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5]（P378）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争取良好建设环境，要坚持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19]（P453）强调保卫世界和平、制止世界大战主要应靠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与发展，靠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5]（P344）“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20]（P1289）同时，也不否认国际协商、领导人对话及大国会议的作用。1960年5月，他强调 “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这就叫两条腿走路”，[5]（P173）认为大国会议和谈是一条腿，亚非拉人民反殖反帝斗争是一条腿。主张维护和平要开展政治斗争，“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3]（P194）1963年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根本出发点是通过政治斗争来遏制战争、争取和平。强调维护世界和平，重要的是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21]（P96）毛泽东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应遵循这一原则。“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 ”[19]（P246,16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的抵制和反对。同时，重视团结和支持第三世界及一切反战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3]（P116）中间地带思想就是为团结一切反对美帝侵略的力量，三个世界战略目的是团结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此外，还主张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团结那里的人民，最大限度地孤立战争力量。

毛泽东强调对待战争要一反对、二不怕，提高警惕、搞好战备。“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19]（P453）认为有了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准备，才能有备无患，更可能制止战争。因此，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这并不表明他认为世界大战或全面侵华战争不可避免，而是告诫人们提高警惕搞好战备。“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20](P1347)六七十年代对苏战备工作成功遏制了苏联侵华企图，证明了毛泽东对待战争思想的正确性。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部署几千枚导弹和数万辆坦克、飞机，在珍宝岛和新疆多次挑衅，并准备对我导弹基地及北京、东北等地进行核打击。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战争威胁高度警惕但毫不惧怕，进行了充分准备。1964年，毛泽东发出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打原子战争出发积极备战的指示，开始加强包括尖端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研制和战略后方建设。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军事要有准备，要考虑打仗，要有战略部署。[22](P458)据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官员谢甫琴科说，苏联最终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准备”。[23]（P259）有人认为毛泽东当时的战略判断严重失误，夸大了战争危险，这纯粹是不懂历史的妄言。当时的战备完全是被迫而为，虽然具体工作中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正是有了充分的战争准备，才有效遏止了战争的爆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战争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和平力量的增长，和平必须经过长期努力和斗争才能赢得；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没有别的道路，只有对战争策源地进行斗争。他指出第三世界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多数发达国家也不愿打仗，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这一理论突破了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局限，增强了维护和平的力量基础，扩大了反战统一战线。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主张放弃对抗方式，寻求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新思路。“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6]（P49）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共同开发、对话与合作、一国两制等方式来解决争端。认为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6]（P282-283）强调维护世界和平，要加快发展经济。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发展问题是核心，世界的发展不能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基础上，“如果世界和平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步摆脱贫困落后状况。”[6]（P249）强调解决国际国内问题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一切决定于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一贯立场，强调反对非正义战争，以正义战争反击非正义战争。1991年6月，江泽民指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我们从来不去主动挑起战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我们始终致力于保卫和平，反对一切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战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有人一旦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是不惧怕的……我们就坚决以正义的反侵略的人民战争来对付它。”[9]（P36）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认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新安全观强调以合作求安全、谋和平，通过协商对话、和平谈判、安全合作来增进互信、解决争端，这是对传统安全观的超越，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和创新。他主张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这一思想拓展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成为我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原则。1995年10月，江泽民提出国家间争端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他认为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应以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争端，而不应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只有树立新安全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中国要致力于推动国际新秩序，尊重世界多样性，坚持睦邻友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理论的新发展，是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反映出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和成熟。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提出共建和谐世界思想，进一步拓展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途径。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4](P157)这一思想的具体内涵就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思想是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新发展、科学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的前提下，坚持我们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贯立场，对毛泽东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国际战略思想、邓小平国际新秩序思想和江泽民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它进一步深化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思想，在强调和平、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合作，认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继承了我们党反对霸权主义的一贯立场，强调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侵犯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任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继承、发展了国际新秩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共建和谐世界是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和途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共建和谐世界的前提和基础。胡锦涛强调：“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交流合作，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4]（P81）十七大报告提出恪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共同推进国际政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发展，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进步，加强安全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建和谐世界，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

强调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十七大提出中国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永远不称霸、不扩张。这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国家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创新与发展。和平发展要求我们树立新安全观和新外交理念，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友好合作，继续贯彻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坚持以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6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并根据形势变化和军事斗争需要不断丰富发展，粉碎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颠覆和破坏，捍卫了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随着时代发展，国家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化、多样化，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依存与联系增强。胡锦涛强调要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树立新安全观，建立公正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防御性国防政策是和平发展的内在要求，反映出我们党对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环境的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与战略原则内在稳定性的统一，表明我们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和平途径和安全合作来制止战争、解决冲突。

如何对待战争，是消灭战争的前提条件。建国后，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一贯态度，强调要反对战争，但不要害怕战争，同时寻求制止和消灭战争的有效途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作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的立场基础上，积极寻求制止和遏制战争的和平手段，不断拓展维护世界和平的路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包括对战争的根源、本质、性质、制胜因素、历史作用的根本认识，以及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等思想观点，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判断、对战争根源的认识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的观念统摄和主导着其他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战争观的主体和核心。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基础上，随着时代主题和战略环境的变化，及时对战争与和平形势作出新判断，不断深化对战争根源的新认识，积极寻求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新途径，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充分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作用。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9]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斯大林军事文集[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13]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中国发展起来后还是属于第三世界[N].人民日报,1984-05-31(1).

[15]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N].人民日报,1984-05-13(1).

[16]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 [M].北京：八一出版社, 1993.

[17]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9]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2]陈继安.毛泽东军事思想新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23]黄甫生等.核危机秘闻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学习读本[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闫明]

New China’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n the Marxism Ideology of War

ZHANG Hai
（Mobile postdoctoral center,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Nanjing 210003,Jiangsu,China）

Ideology of war is the basic view on the warfare,it is the essential premise and recognize basis of establishing the thought of national defence and armed force.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CPC hold on to the Marxist ideology of war,meanwhile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usually about the era factors,along with the gradual progress of the war form,promptly enrich develop and innovate it.

ideology of war;Marxist;war and peace

2010-03-03

本文系”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和谐社会视域中的军人政治观研究》（编号0902104C）的阶段性成果

张海（1971-），男，山东诸城人，南京政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海军指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