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精神的文化解读

2010-02-16 07:28于铭松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年6期
关键词:爱国爱国主义中华民族

于铭松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和信念,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观念及其行为准则,它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有着五千年积淀的中华传统文化,包容丰富的民族智慧,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活水源头。

一、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传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祖国最深厚、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情感。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贯穿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渗透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体现在中华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

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已出现爱国的观念和爱国思想。《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汉纪》也有“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的记载。在古代中国,国家观念是以家庭观念为基础的。中华文化传统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族血亲基础上的。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在宗法制度下,家族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这就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到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深层。由对祖宗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家族乡里的敬,再扩展到对国家社稷和君主的忠,这便形成了中国人的“国”、“家”一体观念,这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人们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把孝亲心上升为爱国心,把爱乡情放大为爱国情。这种爱国情,发端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亲人的眷恋,也萌生于对祖国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钟爱和依恋。

在古代,爱国主义是志士仁人崇尚气节、重视情操的个人品德,是励志报国的人生观、价值观。屈原一篇《离骚》充分表达了他那“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忧思深广的爱国情怀,岳飞的“精忠报国”、“还我河山”,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曲曲激愤之词,表达了中华民族坚持操守、忠于祖国的磅礴正气。

在近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实现民族解放的精神动力。林则徐禁烟抗英,破釜沉舟;三元里人民抗英,保家卫国;大沽口抗击英法,同仇敌忾;左宗棠携棺抗俄,义无反顾;甲午海战抗日寇,视死如归;孙中山救国救民,毕生求索,这些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千古传颂。毛泽东深深地爱着祖国与人民,并终身为了祖国的独立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而奋斗;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倾诉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热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心声,正是这种真切的爱国情怀。民主党派则用自己的理想和实践,诠释着什么是爱国。民盟早期领导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共产党的挚友闻一多先生用《爱国的心》,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邓演达,以《革命行动》,主张在中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宣传反帝反封建反蒋,血染沙子岗,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国;民进第八、九届中央主席雷洁琼,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和妇女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投身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运动,“下关惨案”,身负重伤,用鲜血诠释了什么是爱国;民建首任主席黄炎培与毛主席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充满忧患意识,他用赤诚诠释了什么是爱国。而民进名誉主席冰心道出了民主党派成员经历文革后的心声: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民盟盟员季羡林说: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这些铮铮话语,表达了他赤诚的爱国之心。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中国。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创始人王选,其研制的华光和方正系统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取得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中国的印刷术从铅与火的时代,迈入电和激光的新纪元,被称为“当代毕升”,以他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用知识和汗水诠释了什么是爱国。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还表现为献身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维护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爱国主义还必然表现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反对侵略;推动祖国进步和繁荣,维护祖国统一。任何旨在制造国家分裂、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都将遭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

二、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其深层文化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乐群等理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具有忠实于民族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取向,具有各个民族和睦相处、友好相待、共赴国难、共渡难关的优良传统。

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的深层文化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乐群理念。在中华传统的文化中,儒家强调群体至上,认为具有自我价值的自我,并不仅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总是内在于社会群体之中。荀子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群体至上的重要表现是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在家族内部以“孝悌”思想作为团结凝聚家族成员联系的纽带,对家族以外的人际关系,儒家强调用“礼”和“德”,主张依靠“道义”原则,把各种人以及各个社会“细胞”联结起来。这是一种内部强调“孝悌”,外部强调“道义”的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在个体与他人关系中,儒家认为,个人在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说自我是整个行为的出发点,立人达人,首先以立己达己为前提,同时,主体在立己达己时,又应推己及人,由立己达己而推展到立人达人。把立己与立人联系起来,也就意味着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超越一己之域,而导向群体的认同。群体的认同在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便表现为“群而不党”的原则。在这种价值观的支持下,当一个人置身于一个社会时,就会把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成员间就会和谐相处,也容易发扬团结合作精神,忠实于民族整体利益。

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的另一深层文化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一统观念。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实现统一,必须解决“夷夏之防”的矛盾。“《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内外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此可见,大一统与“夷夏之防”并不矛盾,它不是将夷狄摒弃于中华之外,大一统既指“诸夏”一统,也蕴含着夷夏一统。所不同的是,根据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传统,实行不同的统治政策,所谓:“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服”,按郑玄的解释是“服事天子也”,蛮夷戎狄对周天子同样要保持臣服事奉的关系,表明蛮夷戎狄与诸夏一样,皆一统于周天子的君统之下。这种民族一统观念到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人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在注释“夏,中国之人也”时说:“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这是依据古义和传统观念做的解释。时人王绍兰在《说义段注订补》中对这条段注加以订补,谓:“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之人也。”这一解释表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皆是“中国人”,中国各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为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价值观念,又立足于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现状。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各民族之间建立和不断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唇齿相依、荣辱与共,为巩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为巩固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统一强大的中国,是大陆与台港澳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符合两岸三地人民共同的利益。“一国两制”的核心就是国家的统一,实现的主要方式是和平统一。

三、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植根于中华文化重和谐的传统

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我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合思想,形成了“和为贵”、“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等崇尚和平的理念,培育了热爱和平、宽厚包容、不尚暴力的民族性格。

重和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贯传统。《易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所谓“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而张载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篇》,即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是包含着浮沉、升降、动静等矛盾和差别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和动态的和谐,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的特点,还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协调”的观点。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也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 》)。《管子 》认为,“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幼官》),把民众的和合作为民众道德的直接体现,认为学习和合,就是学习道德,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产生“莫之能伤”的强大力量。如何达到和谐?要靠五伦十义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实、友信。从方法论上看,达到和谐要遵循“持中”的原则,并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以“中庸”、“中和”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并由此形成了群体和谐主义。“普遍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儒家文化所追求的和谐社会的崇高理想──大同社会和小康生活,这是一个高度和谐、协同的理想社会。

秉承“和为贵”的理念,在处理内部社会关系时,国人往往不走极端,求大同存小异,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尽力维护集体的利益,以维持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经过扩展与升华,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秉承“和为贵”、“亲仁善邻”的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对外交往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并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

四、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是对“勤”“勇”等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继承

周恩来说:“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民族 (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可爱之处,我们决不忽视这一点),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这就概括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伟大民族,在谋求生存和发展中形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勤劳勇敢是兴国立世之本,是兴家立业之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勤有功”、“天道酬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等价值理念。这是我们的民族得以安身立命,创造财富和探索未知的巨大力量。勤的主要意思是勤奋,勤奋包括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和勤于劳作。手不释卷,孜孜不倦,谓之勤学;霄衣旰食,励精图治,谓之勤政;胼手胝足,持业不辍,谓之勤劳。勤奋,包含勤勉与奋发有为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有志于奋发有为方能勤勉,非勤勉不能有所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业精于勤,荒于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许多广为流传的古训俗谚,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勤奋精神。自古以来,以勤奋精神立学、立言、立德和立业者恒河沙数。悬梁刺股,苇编三绝,愚公移山,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佳话传说。正是这样的勤奋精神,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世世代代奋斗不息。

中国传统文化还一直倡导勇敢,形成“仁者必有勇”等价值理念。比如,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在“全德之名”的仁的范畴中,还应包涵智和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不迷惑、不忧愁、不畏惧三者互补,仁、智、勇三者统一,才是人生道德的理想境界。

过去,中国人民靠勤劳勇敢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后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只要中国人民秉承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就一定能战胜这些困难,创造新的辉煌。

五、中华传统文化孕育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孕育的刚健有为、奋发进取的自强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品格,是我们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相当于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历史宣言。从汉代到清代,历时两千年,《易传》的思想深入人心,其刚健、自强不息的观点,为全社会所接受,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 ,《说难 》、《孤愤 》;《诗 》三百篇 ,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本人,也是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发愤修志,继孔子《春秋》而作《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皇皇巨著千古流传。这些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是遭受挫折,愈是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鞠躬尽瘁、不息奋争。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和反抗精神,以及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还包含“日新”、“革新”的观念,孔子提出“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革故鼎新的思想是推动我国政治文明、社会发展、科学进步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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