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谋略思想

赵岐山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

一、孔子谋略思想的理论来源及构成

通过对夏、商、西周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学习与比较,孔子认识到,西周王朝养成的文化继承了夏、商的优秀成果,是最优秀的;西周王朝制定、实施的社会制度吸取了夏、商两代制度的精华,是最完善的。这就使他从内心深处对西周王朝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成果产生了无比的热爱、尊重和崇敬,乃至在心理上达到了虔诚的依赖和信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在继承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孔子又进一步吸收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某些先进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谋略思想。首先,他将周王朝的统治地位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其次,他以周王朝为核心,形成了两个范围的阶级联盟:一是周王朝中央政权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联盟,这是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盟,此联盟的形成与巩固既是为了由诸侯国拱卫起周天子的统治,又构成了统治阶级整体的统治体系网络;二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联盟,即从周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到各层次诸侯家族的统治而形成的统治体系与广大百姓之间的联盟,此联盟的形成、巩固与发展,可以确保周王朝统治的永续与发展。

(一)重新确立、极力巩固和强化周天子集权统治地位的合法性

周王朝继承了天命的思想信仰,继而又进一步发展了天命思想,提出了关于统治权力在道义上的正当性、合法性问题。周天子认为,虚幻的天命变化无常,是靠不住的;真正的天命即在民情之中,只有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才能江山永固,即“黄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周天子认为,自己是靠“明德”才获得了天的恩惠,进而得到全国的拥戴而夺取了政权,这就是政权的合法性。周天子在夺取了政权以后,没有赶尽杀绝商王朝的后人,而是又确立夏、殷的后人为诸侯,使其祭祀其先人。周天子认为,这种承认他人、他族生存的权利并给予一定的政治位置待遇的做法就是德,这种德行就是道义上的正当性。

孔子继承了统治阶级的天命思想,也继承了周王朝的社会制度,认为周王朝的统治是完全符合天意、顺应民心的,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如此,无论是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还是被统治阶级,都要对周天子从内心里产生无条件敬仰,在行动上作出无条件的服从,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以此重新确立、巩固了周天子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尊严。

(二)以礼为制,由各诸侯国共同拱卫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

孔子以西周盛世的典章制度为准绳,并结合社会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与理想化。孔子确立“礼让为国”的思想和以礼治国的方针,想通过礼的实施来约束诸侯以及各级官吏的施政行为,使所有诸侯国来共同拱卫起周王朝的中央统治。孔子的以礼为制,主要包括正名、世袭禄位制、家国同构等三个方面:

第一,正名。是指应按照西周盛兴时的社会制度,来重新恢复确立西周王朝制定的等级关系、等级制度,形成共同遵守的等级共识,明确规范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利益关系,形成严明的格局关系和秩序准则。孔子认为,为政之先必要正名,通过正名来规定周天子与大夫、诸侯之间的地位和权利,规范相互之间的义务和职责。其次,必须明确君臣相互之间的义务关系,各司其职。君对于臣应使以礼,臣对于君则必须事以忠,作为臣子“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 ·卫灵公 》)。

第二,世袭禄位制。首先,孔子在政治上继承了这种宗法制度。这既是一种血缘关系的体系,又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系,利用世袭禄位制度可以保障永存的政治传承。其次,在经济上实行等级分配制。在经济地位和利益上,通过礼制所规定的等级待遇对财富进行差别对待的分配制度,保障了经济利益所得,并促进卿、大夫和诸侯及官吏之间的团结。

第三,家国同构。孔子对家国同构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使之更加传承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家族中,通过等级制度来定内外、别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实行不同等级的爱。在家庭中,父母对孩子要慈爱;子女对父母行孝要敬而不违、劳而不怨,更要和颜悦色;对待兄弟姐妹要用心爱护,做到兄友弟恭。在社会交往中,对待乡亲要尽礼;对待朋友要言而有信,更要保持原则与距离。孔子将治家推广为治国,认为治家是治国的缩影与基础,治国是治家的扩展与升华,通过治家国家化、治国家庭化,以此来规范和升华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秩序。在治国中,作为君王要使臣以礼;作为臣子就要事君以忠、事君尽礼,事君要“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

(三)以仁与礼相结合,使普天之下的百姓都遵从于周天子的统治

孔子关于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爱民”。爱民就必须遵从民惟帮本思想,“爱民实为君之先务”,只有做到“国以民为本”,才能实现“民以君为主”,达到“尊君”与“爱民”的统一。礼是周王朝在兴盛时期制定和实行的统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周朝的礼是最为完善的,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 ”(《礼记 ·礼运》)。孔子将仁和礼结合起来,使它们合二为一,把仁纳于礼之中,用仁来充实礼;礼是外壳,仁是内核;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作为礼的最高境界,礼成为实现仁的途径。这在实质上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这种创新使仁与礼得以新的升华。

孔子认为,在实行仁的时候,人们的行为都要符合伦理关系、遵循礼的标准,“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要求人人都来约束自己,使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符合礼的原则,就是实现了仁。做人要有“仁德 ”,“恭、宽、信、敏、惠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对仁再低一点的要求,就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进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绝不能做“巧言令色”(《论语·学而》)之徒。实现仁的关键因素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作为一个符合仁的原则的人,在视、听、言、动等各个方面都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 ·颜渊》);并且在实行礼的时候,不要把礼看做是从外面强加给自己的约束,而是要从内心深处即心灵上尊崇它、敬仰它,也就是做到修己。孔子把仁看做是生活的最高追求,在态度上应“当仁,不让于师”,甚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

(四)通过正确施政,来实现周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

实现周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最重要的也是最实际最根本的就是如何进行施政。孔子确立以“正”、“礼”为标准,进行规范统治阶级的施政举措和执政纪律与执政环境,以此形成周天子与诸侯国君之间的共识,以约束他们共同的施政行为,来确保他们的统治永续;孔子以德政、仁政为施政标准,制定施政内容来满足和确保广大百姓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条件,以使普天之下的百姓服从和尊崇于周王朝的统治。

第一,施政以正。从周王到诸侯再到各个卿大夫等,各级为政者自身务必首先做到正,这是为政的思想基础。“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 ·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论语·子路》)为政者在施政过程中必须秉承正的准则,坚守“名不正,则言不训;言不训,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原则,谨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 ·为政》)的道理。由此观之,为政者要以正为标准来辨别正误,更要“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尧曰》)。

第二,施政以礼。孔子认为,治国就是治民,治民则在于把握民心,只有实行礼治和德治才能赢得民众之心。礼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孔子认为,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做一个合格的统治者,在思想与行动方面都必须符合周礼的规定。

孔子提出“以德为政”,主张实行“德治”。其德治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以德施政,通过德行形成共同的基本信仰与价值观,达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目的;二是用德政的柔性政策引导、管理、规范、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为,以笼络民心;三是反对“不教而杀”(《论语·尧曰》)的纯刑罚的苛政。孔子“以德为政”是先通过“修己以敬”对治国者进行管理,再通过“修己安人”对各级官吏进行官吏,最后通过“修己以安百姓”对老百姓进行管理。

第三,施政以仁。孔子从“保民”、“敬民”的立场出发,提出实施仁政。统治者对待仁政的态度,要做到“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戴与支持,进一步巩固周王朝的集权统治,以达“保民而王”的目的。孔子从政治统治的战略高度,又提出了富民的主张。富民政策要求统治者在施政中要做到“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反对“苛政”。孔子所阐释的富民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论语·颜渊》),而不能“竭泽而渔”。富民体现在政策上,就是对民众要轻赋税薄徭役。富民政策意义重大:一是可以给百姓以生存的空间,缓和、削弱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二是在民富的基础上,可以进而为周天子的统治提供更好的服务。孔子进一步发展了民惟帮本和爱民思想,认为对待百姓应先富之再教之,使百姓富裕之后在逐步达到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进行教育教化,以充分提高道德和思想文化的修养与层次,这样就将对民的政策提高到了新的层次,并使之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以最终实现政治理想的最佳阶段——大同社会。

(五)强化思想领导地位,确立、倡导社会核心价值观

孔子继承先代的大一统思想,并将其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而倡导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形成了奴隶主集权统治的思想体系。

第一,忠诚思想。一是关于对周天子的忠诚问题。以恢复西周王朝的盛世制度为己任的孔子,突出要求全天下的民众都要绝对服从于周王朝的统治,忠诚、尊崇于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二是关于在各个诸侯国内部,对诸侯国君的忠诚问题。孔子以正为标准来确定君臣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这里,“忠君”有了一个重要的前置条件,那就是按照礼的规范尽职,这对忠君思想进行了限制。三是关于比较宽泛地对待出世与入世的态度问题,实质上也是对于清明的国君与昏庸国君的态度相区别的问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 》)“邦有道 ,则知;邦无道 ,则愚。”(《论语 ·公冶长》)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和最高追求。

第二,中庸思想。孔子认为,中庸之道是人们修身行事的最高标准,也是思想境界的最高标准。如何才能做到中庸呢?那就是用“和”。“和”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和”的运用主要有“和谐”与“和合”两个方面。和谐的思想包括人际关系,还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自然界物质之间的关系。和合则是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汲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孔子在和合中先承认差异,然后从中追求统一与和谐,提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事物是各个不同的;二是不同事物互相补济;三是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孔子将和而不同的思想用于处理国与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又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作为评判个人修养的标准。

第三,人格品德修养观念。孔子重视思想道德修养,指出要以德化民,用孝悌、忠恕、仁义、诚信、礼让、智勇、廉耻、中和等德行教育人民。对于个人人格的养成,要以“反求诸己”的态度,突出学习、知人、君子小人、义利、立场等五个方面的观念,来作为实现人格品德修养的基本途径。

一是重视学习观。孔子认为,学习是养成个人人格修养的基础和前提。特别强调学习并不是用来装饰自己而向别人炫耀和吓唬他人的,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道德素质与自我修养的提高,最终达到“内圣”的境界。

二是知人善任观。孔子非常重视知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知人就要听其言、观其行,进而深入开展调研,即“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只有经过逐步地深入了解,才可以相对全面地知人。知人的目的是为了举荐他,“知人则哲,能官人”(《书·皋陶谟》),给他机会与位置,使其对社会做贡献。孔子又提出“举贤才”的政治主张,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孔子年谱》),突破了奴隶制度的“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和用人上的“亲亲”原则。

三是“君子、小人”观。孔子以君子、小人两个立场,来作为普天之下广大民众培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导向。孔子“君子小人”观的主要目标是,作为君子首先要达到内圣的境界,进而要将作为政治理想的周礼施之于社会改革之中,完成成圣成王的历史使命,也就是使君子成为“内圣外王”理想的践行者;君子观主要是为统治阶级训养后备人才而设立的标准,以此巩固统治阶级统治的完善与延承。孔子认为,作为君子首先要加强个人的品格修养。

四是新型的义利观。孔子不否定利,提出了义与利相结合的新型义利观。对于合“义”之利,他是承认的,“富而可求,随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对于财富的持有应有正确的态度,应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在对于利的获取上,必须要处于义的制约之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 ·里仁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当义与利两者发生矛盾时,应“见利思义”(《论语·宪问》)、重义轻利。

五是坚定的立场观。孔子在原则立场上绝不含糊,一方面,对于正确的立场,孔子要求必须坚定地去拥护与实践它,“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 ·为政》);另一方面,对于错误立场,要进行尖锐的批判与斗争。“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 ·卫灵公》),“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当看到诸侯破坏礼的行为时,就发出严正声明:“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而当看到发生齐国陈桓弑君的重大政治错误时,更是严肃地沐浴而朝,告于哀公“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论语·宪问》)。

二、孔子谋略思想的社会改革实践

(一)教学改革实践

孔子进行教学实践、创办私学开展教育事业,主要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教育制度,不分等级、不分地域广泛招收学徒,扩大其思想传播的基础面;二是创新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因人释义,以较为准确而丰富地阐释自己的思想观点。孔子在教育实践上进行了自己的独创工作,无论是在教学方法、教学实践上,还是在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过程和学习规律上,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总结了丰富的经验。经过五十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基本上将比较严谨的大一统政治体系的思想内涵,比较明晰而准确地传授给弟子们以及他们各自的继承者。

孔子修编古代文化典籍,并将其谋略思想融于文化之中,形成了一定格式的历史传承的思想理念。一是根据自己的哲学、政治和历史的见解,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筛选 ,整理编辑成《易 》、《书 》、《诗 》、《礼 》、《乐》、《春秋》;二是将自己的谋略思想理论体系及其内容都融于他所修编的文化典籍之中,将“忠”“正”“礼 ”“仁 ”“孝 ”“德 ”“义 ”“利 ”等思想和观点 ,都写入著作之中。孔子又以文化为载体,致力于丰富、完善和发展古代文化成果,弘扬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从文化传承上证明了大一统理论本身的继承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并通过文化为其政治体系的存在方式、教育传播方式和传承方式服务。

(二)政治改革实践

孔子在鲁国担任要职后,就将经过自己修改和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在鲁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实践。其改革的目的是,通过鲁国改革成果的示范性,来使其他诸侯国都认可并接受,特别是使诸侯国君们自觉实行这样的制度,以共同拱卫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达到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孔子对于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特别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孔子行年考》)于是,孔子将其政治架构的思想与措施,都套用在鲁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上。

施政期间,孔子根据当时鲁国的局势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更是为世人所称道,如堕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城邑,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孔子实施的系统的社会改革试验果真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则焉。”(《孔子家语·相鲁》)

后来,孔子因没有看破鲁国国君中了齐国人的奸计的图谋,便愤然离开鲁国,这样也使自己正中了齐人的圈套,从而失去了政治改革的试验基地,造成终身的遗憾。

三、孔子谋略思想的失败原因

(一)社会表象上的原因

第一,孔子的统治思想与周天子朝廷相分离。从本质上讲,孔子完全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而进行了一生的政治改革实践。在思想和价值观上,孔子是站在周天子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立场上,力图恢复西周王朝的盛世制度,巩固和发展周天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然而,由于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统治体系的控制,充其量只剩下一个王朝外壳而已,以至于所谓周天子的朝廷没有力量采用孔子的思想。而且由于地位与条件所限,孔子始终没有得到接触周天子的机会,也就没有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对周天子朝廷进行说明。孔子的统治思想与周天子朝庭没有结合为一体,使孔子失去了政治改革的先决政治条件。

第二,遭遇各诸侯国的反对。一是当时的诸侯国已经挣脱了朝廷集权统治的束缚,已经争相加入到争夺诸侯霸权的地位之中,都不愿再退回到朝廷的集权管制之下。二是他们对孔子的态度是矛盾的:既认可孔子的兴国、富民之策,又反对他那以恢复周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战略目标。三是诸侯国君们都想使自己得以强大,而害怕别的诸侯国采用孔子的治国之策实现强国称霸。于是,他们不用也不让别国人任用孔子。即便是鲁国任用孔子,也只是用其务实的治国方针措施发展本国的综合实力,以图称霸,而不接受其尊崇周王朝周天子的思想。四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同时也严重损害到了诸侯国内部家臣们的利益。于是,家臣们尽力诋毁孔子的人格,进而攻击其谋略思想,极尽全力阻挠本诸侯国君任用孔子,更有甚者要置孔子于死地,以消灭、铲除其思想。

(二)生产力发展本质上的原因

春秋末期,各诸侯国君及其家臣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孔子没有看到新兴的封建势力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没有发现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因此,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进行改革的,完全没有触及到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至于他那反潮流的做法,与封建阶级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都形成对立。这些都证明他的思想体系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仍处于空想状态,也就注定了必将失败的必然结果。

纵观孔子的谋略思想,力图实现以周王朝中央集权统治为目标的大一统社会是其根本旨意。孔子设计的这一系统而严谨的谋略思想,虽然没有在当时得以实现,但对其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却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和平发展历史时期社会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谋略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