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体化的历史基础

艾那吐拉·哈力克

(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63)

一、中华民族多元的起源

我国疆域辽阔,许多地方都适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发现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进化阶段的人类化石,可以建立比较完整的进化序列。这说明,我国这片土地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

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境内发现的各阶段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有许多共同点,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例如,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有铲形门齿;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主,兼有尖状器和砍砸器等。

在距今 8000多年的时候,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由完全依赖自然的赏赐,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向主动改造自然的生产方式过渡,发明了农业和畜牧业,广泛使用磨制石器,并能够制造陶器,开始定居生活。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非常丰富的。至20世纪 90年代,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经有一万多处,遍及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按地域划分,这一万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属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和齐家文化;江淮流域的青莲岗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印纹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溪文化;福建和台湾的昙石山文化、大坌坑文化、园山文化和风鼻文化;华南地区的山背文化、石峡文化;东北地区的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北部和西北部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等等。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各类文化区系,都是以当地的土著文化为基础、吸收邻区文化而形成的。其中,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积累年代久,内涵最为丰富,其分布面宽、辐射性强,农业发达、聚落密集,对其他新石器文化区影响明显。因而,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成为中华诸文化的主干。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大约 5000年至 4000年前的时候,各文化区的面貌已经呈现出走向一致的发展趋势。

文化是经济的反映。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创造各种文化的同时,根据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其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旱地农业区,以种植粟、藜为主,兼营牲畜,饲养猪、狗、鸡、牛、羊等;在淮河、秦岭以南,形成了水田农业区,以种稻为主,饲养猪、狗、鸡、水牛等;而在黄河上游地区、蒙古草原、东北西部以及新疆北部等地区,由于干旱又寒冷,当时不太适应农业的发展,所以仍以采集、狩猎为主,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成为了游牧区。水田、旱地农业、游牧三种经济类型和三个经济发展区域,它们各自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又相互渗透,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三种经济类型、三个经济区域平行发展而互相依存的特点,在中华民族的起源阶段就已经露出萌芽。

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地区性的统一,我国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民族集团。一般认为,夏族与仰韶文化及其延续的龙山文化关系密切;西部地区的民族与马家窑系统的文化关系密切;东部地区的东夷各部族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关系密切;在南部地区各部族中,古越人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关系密切;荆蛮、百濮等部族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关系密切;东北地区的东胡各部族与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关系密切;北方的戎狄各部族与细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关系密切。总之,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各种文化的特征和分布,可以大致描绘出新石器时代我国各族集团分布的情况。在黄河中下游是华夏族形成和发展的地方;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后来被称为“蛮 ”、“南蛮 ”、“越 ”、“百越 ”等民族集团的居住区;在后来建成的长城以北地区,则是被称为“狄”、“北狄”的众多游牧民族;而在中原地区的东方和西方,就是后来被称为“东夷”、“西戎”的诸民族集团了。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从中华民族的构成来看,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其来源都不是一元的。有些民族可能融合其他民族的成分多一些,有些民族则融合得少一些。

(一)华夏族与汉族的形成

我国各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考古资料表明,在远古时期,中华大地就普遍有了人类活动,并逐步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民族集团和地区性的文化区。这些民族集团又经过长期的交往、征战和融合,进而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集团,而在其四周,则有北狄、南蛮、东夷、西戎古代民族集团。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变迁,反映了华夏民族集团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

公元前 206年汉朝建立以后,周围的族群称中原地区的人们为汉人。后来,汉人成为生活在中原经济区的人的共同体的自称。汉人成为民族称呼,大概是在南北朝时期。汉族虽然形成于南北朝时期,但其形成过程却开始于华夏。华夏与汉族一脉相承,都是古代人们对生活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乃至珠江流域居民的统称[1]。

(二)我国古代民族的迁徙与分布

共同地域是指一个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地区。它是民族形成的空间条件,是民族繁衍的物质基础。一般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绝大多数民族都有相对固定的聚居区,但随着民族间经济交往的加深,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由单一民族居住的地域逐渐在消失,多民族混居的现象日益普遍[2]。

历史上,我国古代民族主要是从北方草原地区不断向内地迁徙。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实际上,从汉代开始,匈奴人就因归附汉朝而不断南迁。到了十六国时期,即从公元 304年至 439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五个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了十几个地方政权。其中,匈奴人建立的有三个,鲜卑人建立的有七个。这些内迁并建立政权的北方民族,后来逐渐融合进中原地区的一些民族之中。他们的族名在现实生活中也逐渐消失了。公元 907年唐朝灭亡以后,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群雄割据的时期。先是五代十国争强,接着又是宋、辽、金三个政权的对峙。契丹人、女真人进入中原地区,并逐渐融合到当地一些民族之中,所以说,宋、辽、金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随着元朝和清朝的建立,大批蒙古人、满族人从蒙古草原或东北地区进入内地,进而遍布全国。但当元朝、清朝灭亡以后,大量的蒙古人、满族人也融合到当地一些民族之中。在周围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地区,并且逐步融合到当地一些民族之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一些民族,其中主要是汉族也不断向四周迁徙到边疆民族地区,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战乱,中原地区不少汉族群众流亡到了辽河、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后来不少人即融合到当地一些民族中去[3]。

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民族不断迁徙,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民族分布格局。中华各民族正是在这种不断迁徙和长期的接触中,才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是逐步形成的。它首先是由生活在各地的具有同一经济形态的居民形成初级的统一体,然后逐步汇合为一个大的统一体。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以及统一过蒙古草原的匈奴人等,都可以看做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初级形态。

中华民族成为一体,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共同地域、经济上的互补和密切联系,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基础。秦汉时期,我国分别完成了农业经济区和北方牧业经济区的统一,由于二者之间的经济结构不同,所以,需要互相补充。随着农业区和牧业区在经济上互相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政治上的大统一成为共同的需要,这为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居民融为一体奠定了基础。

第二,长期以来中华各民族之间存在的血肉联系,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内在因素。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融合到了汉族之中,也有不少汉人融合到了少数民族之中,还有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使各族人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人民血浓于水,成为人民心理上相互认同的情感基因。

第三,中华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认同,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重要条件。人类学家认为,不同的族群能否凝聚成一个民族,关键在于文化的认同。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中,互相学习、广采博纳,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与此同时,各族人民又都积极参与和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过程,所以,他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这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四,各民族政治上的共同追求,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思想基础。历史上特别是在秦汉之后,我国虽然也有过分裂割据时期,但统一仍然是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各民族之间存在着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交流,使各族人民产生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鱼水关系,进而要求政治上统一。统一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也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思想基础。

第五,共同的命运把各族人民联系在了一起。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我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压迫,有的地方还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最严重的地区,共同的命运把各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终于成为了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4]。

历史相系、命运相连,经济互补、血缘交融,文化相通以及政治上的共同要求,使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包括历史上曾经出现而今已经消失了的诸民族的总称,现在则是生活在中国境内的 56个兄弟民族以及散居海外中华儿女的总称。民族是分不同层次的,中华民族是构成我国民族的最高层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形象准确地描述了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我国各族人民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并且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叫中华民族,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体化的。中华民族同时又是多元的,它还包含着 56个成员,这 56个成员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是低一层次意义上的民族[5]。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各民族所处自然环境与历史进程不完全相同,加之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长期施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我国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平衡,各民族间的歧视、隔阂普遍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使国内各民族得到了解放和发展,民族关系日益协调,民族团结不断巩固,在世界上树立了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良好典范。

[1][3][4][5] “四个认同”读本 (汉文)[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45-46,46-47,48-49,52.

[2] 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 50题 (汉文)[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7-48,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