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

管锦绣,田辉玉,吴秋凤

(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0 引 言

20世纪出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不同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涉及到对马克思文本中的技术哲学思想的解读。同时，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还被当代许多技术哲学流派从多维度加以解说和嫁接。这说明了马克思理论在技术时代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是国外技术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热点。

1 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技术基础性作用观点的研究

对马克思文本解读所形成的观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是许多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虽然，前苏联学者和许多西方学者都强调马克思的关于生产力和技术基础性作用观点的研究，关注马克思以技术言说社会变迁的思想。但是二者的取向和最终发展的走向有着重大的区别。

前苏联官方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研究取向是彻底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他们以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的文本为研究材料，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特有的研究范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产生了第一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的哲学家，他们的杰出代表是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H．M．EyxapHH)。1921年，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这是第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它无论是对苏联国内还是共产国际来说客观上起了重大的政治启蒙作用。布哈林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方法，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布哈林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中，阐述了自己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技术观。布哈林还认为生产力概念是社会学分析的出发点。他指出：“在考察社会、社会的发展条件、形态内容等等时，应当从分析生产力或从社会的技术基础着手。[1]”在此基础上，布哈林认为生产关系也是由技术决定的。在前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技术(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观点是一条从马克思到布哈林直至前苏联诸多学者始终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也是彻底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的逻辑前提。20世纪60年代，在历史唯物主义技术观指导下，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技术观有了深入研究，其中，A.A.库津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与技术问题》中，从政治经济学背景出发，指出:“由于马克思把生产作为历史的最初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来理解，把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作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界的既定关系来理解，他才把技术作为进一步作出重要结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揭示了从一个经济时代过渡到另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过程的实质和内容；指出了劳动资料在这个改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深刻地分析技术史、技术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使这位思想家能够剖析社会经济形态转变的规律以及历史过程发展的基本规律。[2]”

前苏联学者从彻底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技术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而往往忽视现代技术本身问题，以至于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人文关怀内容缺乏研究。

当代许多西方学者也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技术基础性作用观点的研究，他们认为马克思看到了技术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相比前苏联学者而言，西方学者没有严格研究框架的限制，更注重从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内部结构来阐述马克思这一观点。

早在1921年，著名学者汉森(A·Hansen)就在其撰写的《历史的技术解释》的论文中，提出了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是以技术为基础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是一种技术的历史决定论”[3]，这一看法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西方学者，如R·海尔布罗纳(R·Heilbroner)在著名论文《机器创造历史吗?》(1967)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并把技术决定论确定为“马克思的范式”[4]。在1969年的《工业人》一书中，T·Burns对关于马克思的一节确定的标题就是“技术是工业化和社会变迁的第一推力。[4]”L·芒福德认为马克思伟大贡献在于对技术发明、生产与人类文明发展基本关系的揭示，同时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具有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并对其加以批判。他在其论文集《解释与预言》一书中说道：“马克思相信物质状况和技术发明是自我产生的实体，是自我内生和发展的：社会力量的初始源泉和首要推动者。……他接受作为一种绝对的机器过程，想象无产阶级会在资本主义离开时简单地占有资本主义生产。[5]”进而，他批评马克思错误地赋予生产工具(技术)在人类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W·肖(W.Shaw)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中，运用精确逻辑形式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指出马克思是对历史进程的基础进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6]。阿伽西(J.Agassi)(1985)指出:“马克思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一个社会的发展的技术行程是决定它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唯一基本要素，这个观点很快比那些多数现代思想家的观点变得更有影响力。[7]”J·埃斯特(J.Elster)(1998)把马克思理论表述为技术决定论，因为“马克思主张不断的财产体制的兴衰由它们促进或束缚技术变迁的倾向来解释”[8]。

西方学者还从马克思哲学与列宁主义关系上作研究，以列宁主义来说明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技术决定论。如F·拉普(1982)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技术决定论者的支持者[9]。E·梅森(E.Mesthene)(1983)说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生产技术必然地、唯一地决定文化的和社会的结构。[10]”R.McGinn(1991)认为马克思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强硬技术决定论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里，生产力中的创新形成社会关系，这样，技术决定论这第一个强硬的版本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条的一方面。[11]”N.Levitt(1998)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恰恰是将技术置于历史变迁的心脏[12]。

2 对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的研究

在西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作了系统研究。他们以批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框架为起点，从而提出其关于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

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卢卡奇批判布哈林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技术是客观上决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原则”是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它将导致历史宿命论和人对人的活动的消除[13]。在《历史和阶级意识》(G.Lukacs，1923)一书中卢卡奇以“物化理论”作为发展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概念基础。

随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主要包括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进一步发展了卢卡奇的批判理论。他们的研究纲领围绕着20世纪30年代(30年代至50年代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所长)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而展开。他们强调早期马克思批判思想，并吸收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而发展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理性被专制所扭曲，专制既可以表现为苏联式的独裁，也可以表现为更微妙的形式，这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性压抑和主体性的丧失，这种专制的微妙表现形式与“科技异化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密切相关。他们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批判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则旨在以科技理性批判为突破口形成关于20世纪晚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当然也包括对社会主义的批判但主要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卢卡奇认为，工人物化的生存状态可以通过阶级意识的唤起和批判，从而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克服，但是，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M.Horkheimer，T.W.Adorno，1944)和霍克海默的《理性的黯然失色》(1947)等著作指出：物化意识结构不仅是商品关系结构也是西方文化中哲学和科学的结构，即，工具理性的结构；由工具理性结构所决定的物化意识使工人的阶级意识也异化了，人们为物化意识这一虚假意识所支配[14]。对于科学的实证主义特征，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本身，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科学之所以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留人们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所以掩盖以对立面为基础的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的行为方式，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5]”这样，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工具理性框架下将“物化理论”发展为“支配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H.Marcuse，1964)一书中指出技术是西方社会专制的新形式，对科技异化为意识形态他作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论述，提出“技术的解放力量转而成了解放的桎梏”这一著名的论断。在哈贝马斯的《认识与兴趣》、《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交往行为理论》等主要著作(J.Habermas，1968，1968，1981)中，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的理论框架取代以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所坚持的工具理性的理论框架，他提出科技理性为特征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观点，因此应针对技术媒介提出他的“交往伦理学”。

美国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A.Feenberg)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当代重要继承人，他强调马克思是技术批判理论的先驱之一。同时，他还秉承了美国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论传统，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主义转向的大背景之下，试图借鉴社会建构论建立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与融合所有其早期著作思想的新版《技术批判理论》(2002)是他的主要代表作品，其中的《技术批判理论》(1991)与《技术批判理论》(2002)集中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研究。

除此之外，欧美当代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Mitcham)和尼森鲍姆(H.Nissenbaum)、艾吕尔(J.Ellul)、温纳(L.Winner)等也在解读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他们的技术批判理论。

米切姆和尼森鲍姆从工程设计伦理的视角出发，注意到马克思关于现代技术设定工人异化生存的观点，他们(1967)指出“按照马克思‘现代技术科学’把工人置于大规模的、资本家拥有的工厂控制之下，使劳动功能变得均等划一且可以相互交换，破坏了传统技能和匠人满足于生产工艺产品的基础。传统社会生态均衡本来可以在造物的‘类本质’意义上确保一切社会阶级利益，但现在新型的生产系统把这一切都摧毁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只是不平等地有利于上层阶级。这种不均衡只有在新技术的所有权上来一次社会革命才能得到纠正”[16]。

艾吕尔和温纳在“技术自主论”框架下解读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艾吕尔在他的著作《技术社会》(1964)中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首先使大众相信技术对解放和奴役工人的作用[17]82，认为技术“通过劳动分工、生产标准的设置等等，技术理性实施合逻辑性、机械组织(mechanical organization)，建立了消灭或奴役(subordinates)自然世界的人造体系。[17]17”他进而提出了马克思具有“技术自主性思想”，并批判现代“自主性技术”对人的奴役。作为艾吕尔“技术自主性思想”的继承者，温纳在《自主的技术》(1977)中更为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异化理论、机器生产论，他从其中读出“工业革命的技术奇迹带给人类生存的最低线”的观点，并认为“卡尔·马克思关于劳动、制造和机器的著作，包含着可以发展出以技术自主为主题的章节，或者用马克思的表述：异化的技术。[18]”进而温纳得出“马克思体系阐述了相当于第一个表达清楚的自主技术理论[18]”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技术批判思想蕴含着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技术哲学思想，因此他们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体现与前苏联学者不同的研究路径。

他们注意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和“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论断，体现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技术思想。

从马克思人本主义思想出发，青年卢卡奇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大量经济学批判中感悟到马克思的批判性物化理论。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面世，立刻引起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用人道主义取代唯物史观，体现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遵循的是人道主义与技术批判思想相结合的方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的当年，马尔库塞就写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宣称“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19]”这一新的基础就是人道主义。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断言，马克思的哲学与存在主义思想一样，代表着一种抗议，一种对人的异化的抗议，它从属于西方人道主义哲学传统。他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他关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19]”他甚至提出为了区别于恩格斯等人的经济唯物主义，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人类学的历史观”。

3 结 语

综观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技术理性批判的内容方面，并且形成学派，但却抛弃了马克思技术批判的核心精神——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的社会革命思想。在科技全球化时代里，人的技术化生存状态下，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关系相互交织和缠绕。因此，在当代，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提下，在吸取国外学者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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