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

严志军 张 杰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在西方，符号学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来了，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然而，西方符号学理论传入中国则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索绪尔、皮尔士、巴赫金、艾柯等符号学家的理论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甚至在研究方法论上深刻影响着中国学术界。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接受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语言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首先始于语言学界，以索绪尔的二分法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为依据，努力从语言学的体系化方法去揭示各种西方符号学理论的特征。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超语言学阶段，在此时期，中国学界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已经不再仅仅用语言学的方法去把握符号的体系性和确定性，而且还走出语言系统的羁绊，以皮尔士的三分法符号学研究方法和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为指导，探讨符号的多义、符号的非体系性和未完成性。第三个阶段(21世纪)是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符号学理论的中国化时期，即“化西”的时期。由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国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西方符号学理论采取了“和而不同”的兼收并蓄的态度，注重研究各种理论的相通之处，竭力运用符号学解读的多元化方法，探索多元融合的研究途径，同时也在认真研讨符号的实际应用，走出一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