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开伟
自从德国汉学家顾彬口不择言,发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论调之后,即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反弹,两年来他都陷入舆论包围之中,可谓“杀机”四伏,硝烟弥漫,至今仍未“休战”。前些日子一家报纸发表了从维熙所写的长篇文章《当一回汉学家的“郎中”》(为洋教授顾彬号脉),更是情绪激昂,火力猛烈,勾人眼球。可是,我认真拜读后却感到匪夷所思,这不是一篇理性的学术探讨,倒像一篇作者自己也不讳言的声讨檄文。而发表此文的报纸编者推荐该文时却认为“从老的恳切之语,实则是对中国文学的真正尊重”。这就愈加令人啼笑皆非。
首先必须声明,我并非顾彬“垃圾”论的支持者,对他以偏概全的轻率和片面观点持保留看法。然而,我尊重这位汉学家直抒胸臆的坦率态度,更尊重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评价的自由权利。离开文学视野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国际公认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正因为如此,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他有权利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任何褒贬见解而不应受人身攻击。文学界一些人对他的观点进行反驳、诘难,当然属于学术常态,无可非议,但不应含带着种族偏见和民族情绪,应该规范在正常的学术讨论范围之内,否则则是不可取的,动机颇可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