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出卖、告密,而是陷害

●文 杨光祖

前几天，闲来上网，看到《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胡风案”告密者舒芜去世 此案曾牵连两千多人。才知道舒芜已于8月18日逝世。逝者已矣，我本不应该说什么，可看到“告密者”三字，心下总是不安。

最近又读到路莘的一本书，感觉出其实很多问题，倒不需要多高深的学问，我们需要的只是常识。可在这个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国度，回到常识已经非常不容易。关于胡风，我写过几篇文章，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还没有说过话，因为头绪繁多。这里主要谈谈舒芜这个人。

舒芜，1980年代以来，著作不断，谈周作人，谈妇女解放，俨然已经是一个资深学者了。而且他的文才好，天才少年，又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岂是了得的？虽然他在口述自传里说他的那个“方”与方苞那个“方”还不是一回事情，他们是“猎户方”，是乡下的，是“小方”。可毕竟在一个地方，耳濡目染，自然也就了得。

多年来，舒芜用自己的笔给自己做了非常好的辩护，也蒙蔽了许多善良的人。很多人以为“文革”那么复杂，也不能说舒芜有多少错。这种把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手段，是文化人最擅长的了。像巴金那么傻的还真的不多。

前一个阶段就读了《舒芜口述自传》，看完了，却像吃了一只苍蝇，很难受，很恶心。突出的感觉是他这个人不“诚”。孔子说，修辞立其诚，“诚”都做不到，其自传几乎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事实本来很清楚，他是为了跳出南宁那个小地方，才出此下策：揭批胡风。但你终于如愿以偿了，还要报胡风“不见”之仇，抛出胡风给你的私信，加上歪曲以后的注释，置胡风及很多朋友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