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操作下的精英立场——《大众电影》(1989-1999)编辑方针探究

2010-03-27 02:41吴全燕
电影评介 2010年18期
关键词:大众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传统的社会格局开始崩溃和解体。这期间一个深刻的社会变化是,金钱越来越取代权力,成为整个社会内部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强力黏合剂,社会格局趋于松散。”[1]90年代市场化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向以及世俗化的大众生活价值取向,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状况导致了文化价值观的转变,知识分子必须对重新布局的文化结构做出探寻。在电影杂志领域,《大众电影》的编辑方针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即由80年代“不可动摇的政治逻辑与坚实的群众性基础的结合”[2]到90年代不可动摇的市场逻辑与增加销量的结合。因为“只有与资本共舞才能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3]。但《大众电影》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由《大众电影》倡导讨论的话题正触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道德困惑和价值选择。

一、对国家电影进行监督

1、监督影片内容

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开放尺度的增大和思想进一步解放,尤其是是受港台和好莱坞电影影响,中国电影中也出现了性爱、裸体镜头。对此问题,从1989年第3期开始,《大众电影》开辟“电影怎样表现性爱?能否展现裸体?”专栏,集中讨论电影中的性爱表现问题。其编者按:

我们电影怎样表现性爱?能否展现裸体?以及是否需要建立分级制度?这是潜伏已久,而又长期不得公开讨论的问题。……把它们发表出来,让社会各界参与讨论。

表1:《大众电影》“电影怎样表现性爱?能否展现裸体”专栏文章列表(单位:篇)

这些文章基本倾向于严格限制性爱镜头,对性爱的表现尺度进行严格控制。特别提到了性爱镜头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同时观众也考虑到了具体操作上的复杂性。《大众电影》编辑们组织群众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感情是真诚的。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些文章是否有助于净化影视作品。毕竟影视作品的净化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既有国家审查的尺度,又有时代发展的因素。我们关注的是编辑们朴素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并没有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坍塌,而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责任感的夹缝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监督影片质量

中国电影经济在80年代末全面滑坡,“电影观众从1979年的293亿人次下降到1989年的168.5亿人次”[4],80年代后期,电影创作者们将娱乐片当做拯救国产电影的灵丹妙药,“为了将已经流失的电影观众重新拉回影院,娱乐电影工作者们心照不宣地‘向杀的一个不剩,脱得一丝不挂’的疯狂目标挺进”。[5]由于只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影片质量,使得此时期的娱乐片创作水平参差不齐,一时娱乐片生产成堆,质量泥沙俱下。很多影片内容虚假、粗制滥造。针对国产影片质量问题,《大众电影》设置“低劣片举报”栏目,对影片粗制滥造、情节雷同、故事虚假、格调不高、立意不明、质量低下,真实感缺乏等弊病进行批评。“低劣片举报”栏目在1989年第5、6、7、8、9、11期,1990年第2、5、9期一直出现,客观上起到了监督国产电影影片质量的作用。

3、监督中国电影走向国际

《大众电影》对好莱坞、奥斯卡的介绍早在80年代已经开始了,但是对中国电影是否进军好莱坞,是否应该角逐奥斯卡,国人意见不一、看法不同。《大众电影》于1991年第5期的第一栏目设置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刊登文章《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喜和忧》和《走出误区》,对中国电影是否进军好莱坞进行探讨;1991年第2期和第6期发表了4篇意见不同的文章探讨中国电影是否冲击好莱坞。其中《中国人,何必要打进好莱坞》认为“我们应该要有自信,我们必须要有自信。如果我们总是除不掉‘奴’的劣根,总是没有自信,我们就会永远被人压着……真正的‘国粹’,在某种意义上,很难走向世界”;而《中国人,为何不可打进好莱坞?》则认为“中国电影打进好莱坞是国际化的表现,是证明中国电影具有国际竞争力”,《大众电影》通过读者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使观众开阔视野,对正在走向国际的国产电影的前途和竞争力各抒己见,客观上有助于明确观众对国产电影走向国际的认识。

二、提高读者电影欣赏水平

《大众电影》虽是一本娱乐类电影杂志,但它趣味性与知识性并重,并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复刊之初所坚持的想法就是希望通过介绍中国电影以及世界电影的情况提高广大读者对于电影的鉴赏水平,而且从形式到内容都要生动活泼来吸引读者。”[6]它以提高大众电影欣赏水平为己任,对大众进行电影知识普及,以期提高观众审美品位。

1990年《大众电影》设置“欣赏”栏目,由专业人士撰文就影片中的镜头、色彩、声音等应用进行赏析,指导观众如何欣赏电影中的艺术美。借助这些专业赏析,读者能更好地欣赏影片、探究影片意义。杂志中心彩页除了刊登明星照以外,另一重要内容为向读者普及电影专业知识,提高读者的电影欣赏水平。如1989年第1期刊登《联邦德国影片选介》,同年第3期刊登《外国名片剧照欣赏》介绍包括《红与黑》、《罗马假日》等优秀影片剧照。除了零星介绍之外,《大众电影》于1989年第3期——1992年第3期,相继发表了32期《世界电影画史》。《世界电影画史》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勾画出自1895年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主要电影生产大国的重要导演、影片及其流派,意在使读者通过对世界电影历史的回顾,加深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

除此之外,《大众电影》广泛开展征文活动,鼓励观众对影片进行评论。90年代初,《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大决战》、《周恩来》、《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一系列经典主旋律电影完成,主旋律电影创作风直接引起了主旋律批评的高潮。《大众电影》于1991年第10期——1992年第1期开展“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评论征文”活动,共发表影评17篇。与传统影评重思想性不同,这些群众影评从人物形象塑造、时代氛围、意境处理、声音的运用等方面进行评价,其专业程度之高令人惊叹。

三、关注国家热点新闻

《大众电影》作为体制内的一本专业电影杂志,它履行上传下达的职责:传达会议精神、领导讲话;召开群众座谈会,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它在第一栏目报道电影界热点新闻,如每年第一期总结上年电影界十大新闻,对于国家热点新闻,它虽不做新闻报道,但以它独到的方式体现出来。正如童道明所说:“尊重主流意识,但不做官样文章;关注时尚新潮,但不会随波逐流”,[7]我们以电影体制改革和中苏恢复建交,这两件国内国际大事来洞察《大众电影》编辑们作为知识分子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不要借给杨琳五千块钱,先把预付金交了?不行,那钱,谁也不能动,就算杨琳的病好了,老钳工十年内都无法把债还清,这钱,他是替欧阳橘红存的。

1、电影体制改革

呼吁电影体制改革虽不是《大众电影》的主要任务,但《大众电影》的编辑们在杂志中忠实履行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职责,持续关注电影体制改革,积极召开群众座谈会,寻求多方意见,为国家电影体制改革献计献策。

表2:1989——1993年《大众电影》涉及到电影体制改革的文章数量和相关栏目

这些文章的位置基本都是位于杂志的第一栏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电影体制改革,《大众电影》传达国家最高指示,采访相关领导和专业人士,召开群众座谈会。虽然《大众电影》没有专门的体制改革栏目,但事实上那些关注中国电影当前困境的栏目和文章都必然指向中国电影的体制问题。在这之中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身受商品经济大潮之中也并未受到冲击。

2、中苏恢复建交

1989年是中苏关系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这年的《大众电影》可谓是“苏联电影专号”。详见下表:

表3:《大众电影》1989年刊登关于苏联电影的文章统计表

1989年《大众电影》介绍苏联影片、刊登苏片剧照,这是“驿动的中苏关系落实到文化产品上的实效性影响”[8]。此后,《大众电影》对苏联电影尽管也有详细介绍,但再也没有像1989年那样持续关注苏联影坛。对中苏恢复建交的高度关注,《大众电影》编辑们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心、为国家效命的使命感展现无余。

从70年代末因“接吻照”引发的社会争论,到90年代初因“设抽票中彩”[9]而引发的非议,《大众电影》试图引导观众的价值观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大众电影》再也没有了80年代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不仅如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大众电影》等杂志不得不对市场妥协,如用“明星效应”、“美女策略”、“明星崇拜”等来增加销量,但是编辑们并没有对社会妥协。编辑们对社会还有批判,尽管这种批判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经济大潮中。“在神圣轰然倒塌的世俗化时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不再是庙堂或广场,而是自己的岗位,他们希望在专业领域中寻找精神寄托和慰藉。”[10]《大众电影》编辑们在专业领域内固执坚守着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并在专业领域内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1]邓集田:《张艺谋电影的电影明星》,《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第40页。

[3]丁莉丽:《从“精英代表”到“首席工人”——论第五代导演的集体转型》,《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4]丁亚平:《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246页。

[5]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6]木易:《大众电影刊史》,载《大众电影》,1995年第6期,第9页。

[7]童道明,《风格和风景——<大众电影>700期有感》《半月谈》2006年第22期,第1页。

[8]柳迪善:《封面中的政治——<大众电影>封面的苏联影像分析》,《当代电影》,2009年第3期

[9]1990第四期《1989年国产优秀影片专号》中黑龙江25位读者对《大众电影》从选票中抽票中彩的方式进行批评 “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提倡人们用自己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勤劳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而不应该提倡靠侥幸、撞大运、靠孤注一掷的抽奖、中彩等方式来获取财富。严格说,这是在靠投机取巧、变相赌博和不劳而获,同时也是在提倡命运和迷信。”因此,杂志编辑们对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办法第七条撤销,不设“读者投票纪念奖”

[10]陈平原:《近百年精英文化的失落》,《二十一世纪》,1993年第6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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